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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二〇一四年第九期
秦朝的统治者通过“焚书坑儒”这种方式来实行愚民政策，意图维系其万世基业，但存世仅十五年即轰然倒塌，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过暴秦对后世统治者的启迪却影响久远（谭嗣同等人认为两千年之政皆秦政）。汉朝虽承秦制，同样是中央集权，同样是郡县制，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做了重大调整，由残酷暴烈的焚书坑儒倏忽而变为温文尔雅的独尊儒术。这一变化看似是对前者的反动，实则不过是前者的升级版而已，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
焚书坑儒是不让你读书，而独尊儒术是让你只读一种书。不让读书或许会降低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是人们还有常识，还保留着基本的事实判断和道德判断能力，即便在道路以目的严酷统治下，人们仍然能够有自我意识，仍然知道真假对错善恶美丑，所以，当统治的严酷性超越了人们的生存底线和道德底线之后，揭竿而起便没有什么意外了。
只读一种书，与此大为不同，由于没有了参照，理论无法竞争，道德无法比较，书中的理论被奉为唯一的真理，书中的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标准。而且儒家巧妙地移孝作忠，把以“孝”为基准的伦理推延至以“忠”为鹄的，舍小我，为大我，精忠报国于是就成了最高的道德规范。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国其实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伙人的私有物，并非是天下之公，报效国家实则是报效朝廷，报效皇帝。爱国家也即爱朝廷，爱皇帝。愚忠就是这种新型愚民教育的追求目标。失去自我省察能力的人们以爱皇帝为荣，处处为朝廷着想，而且是真心实意的。坑儒升级为尊儒，奴隶降级为奴才。此时，并不是“屁股决定脑袋”，而是教条决定脑袋，每个人的大脑里都被嵌入了统治者的芯片。
当然了，古代统治集团为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总会想方设法与所谓天意建立各种联系，每个朝代的开创者无不通过塑造自己神乎其神的故事来佐证自己成为统治者的正当性，或者是做了一个有异象的梦，或者找到了一个刻着字的石头，或者在鱼肚子里发现了一张纸条，等等，不一而足。所谓天意，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钢铁一般不可改变。该你当皇帝，躲都躲不掉的。
但仅仅靠着玄幻的谎言是不够的，暴力必不可少。与独尊儒术并行的政策是罢黜百家，怎么罢黜？对于垄断了暴力的政府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强制。所以，温情脉脉的儒家如果想要永居统一思想的垄断地位，离不开残酷无情的法家来支撑，“儒表法里”的统治格局就此逐渐形成。检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朝代，往往以“文字狱”等形式对那些具有异端思想的读书人进行无情的打击，直至肉体消灭。越过儒家教条，敢于独立思考就成了一件极端危险的事，大智大勇、旁逸横出的读书人难觅踪迹。一边尊儒，一边坑儒，文功武治，相得益彰，统治的技术愈益娴熟。
但仅靠赤裸裸的强制产生的推力也不够，还得要引导，也就是说，还得要有一种拉力。如何引导呢？科考！把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唯一内容，把儒家教义作为考评的唯一标准，升官晋爵无需考虑民众的意愿，学而优则仕，背诵经书即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平民百姓的吸引力当然巨大，那可是一步登天啊！与西方同时期封建社会世袭的等级制度相比，科举官僚制确实是一大进步，用现代的学术行话来说，平民阶层具有了平等的上升通道，代际流动的可能性增强，有助于消解阶层固化。但是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能够一步登天的幸运儿有几？微乎其微！与其说它是一种优化社会结构的政策，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加强思想统治的制度更准确些。正是在这种“推—拉”效应下，儒家教义弥漫于整个社会，统治技术臻于化境。
孔孟之道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是当它高居于庙堂之上，必失之于江湖之远。与现实渐行渐远的儒家失去了来自生活的养料，成了自我循环论证的体系。它垄断了真理，也就终结了真理。且不说，儒家之外的思想领域一片黯然，儒家之内谁又超越了孔圣人呢？既然被奉为真理甚至是信仰，那就不能怀疑它，既然不能怀疑，那就意味着放弃了思考。当整个民族放弃了思考，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儒家本质上是一套伦理体系，推崇并拔高道德为其特征，但是当这种说教无法面对庙堂的横征暴敛和江湖的水深火热时，它就成为赤裸裸的伪善了。科考仍在延续，教义沦为谎言。人性是多元的，他既长于理性算计，又容易受理念蛊惑，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他的这种理论看似荒谬，悖逆人类文明，但却奠基于人性之上，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的研究表明，当许多不符事实以及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被有意识地、重复不断地灌入受众大脑，可令其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感情、信仰和思维方式。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人们不能凭空思考，当人们用谎言来思考的时候，真与伪、善与恶的边界就模糊了。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义正词严地说谎是官场乃至民间堕落的显著标志。谎言背后的语法规则成了读书人的思维基因，并影响到其他人群，人们辨别不出虚妄与真相的差别、厘定不了高尚与卑鄙的边界，局限于被塑造的知识结构和道德结构中，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的能力不断下降。
古代统治阶级的愚民教育不但愚弄了大众，还会愚及自身，因为他们的后代也是在这种语境下长大的，而且他们生活在被官僚所隔离出来的小圈子里，更远离真实的世界。在某一王朝周期内，统治者大体上会呈现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甚至会出现明显的反智现象，这不能说与愚民教育无关。
当社会需要改革，而且不改革统治就难以为继的时候，统治者可用的资源其实并不多。皇权专制体制下的改革，大众无缘参与，它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但是统治者既不能展望于世界，也不能躬身于社会，受制于狭隘的知识结构，于是在儒家经典中寻找改革的理论成为重要选择，所以，托古改制就成为改革合法性的来源和改革的主要方式。改革不可有违经典教义，更不能有损统治地位，束手束脚的改革最终扭曲变形，不但无法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它带来的问题比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后来人评价此类改革的失败，总是抨击为受累于既得利益的狙击，但是儒家意识形态对理智的遮蔽难道不是更关键吗？
罢黜百家之后整个民族创新能力的萎缩，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别。从这个角度来说，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那个时候，大众或许没有充分的创造生活的权利，也没有充分的创造理论的权利，而且诸侯之间战乱频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人们事实上享有用脚投票的权利。正是这种消极权利的存在才孕育出一个整体上具有包容气质的氛围，多元的理论创新局面才得以形成。任何思想都不必依附于某一特定的权力，也不可能成为扼杀其他思想的帮凶。
我并非刻意反对儒家，我只是反对儒家的唯我独尊。任何理论都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这是人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和片面性才使得思想争鸣成为必要。不管一种理论多么接近真理，它都需要来自其他理论的关照、审视、比较和批判，否则都会变得狭隘并衰竭。
如果要总结和归纳中华民族的特质，我认为用“包容”一词比较恰当。只要我们能从自己以及其他民族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中汲取智慧，放宽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胸怀，以海纳百川的大气魄，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恢复她蓬勃的创造力，并以其巨量的思想和文化创新来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
能够自由思想的民族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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