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普京和中國的紅衛兵，都是蘇聯政治笑話的愛好者。不過，發明笑話的先賢應該不會想到，這些笑話既能被 60 年代的中國人用來打擊蘇修，也能被今天的俄羅斯總統用來反擊美帝。

文｜日飛

在社會主義制度為人類作出的種種貢獻中，“政治笑話”大概最出乎其領導人意料之外。特別是來自蘇聯的政治笑話，前互聯網時代就已被譯為多種語言，與主旋律文藝作品相比，是蘇聯官方更有影響力的文化輸出。

美國總統里根和中國紅衛兵都是蘇聯笑話的擁躉，就連這類笑話的受害者戈爾巴喬夫，都曾在西方電視節目中津津樂道“排隊暗殺戈爾巴喬夫的人比買麵包的人還多”的段子。當前最大牌的傳播者應該是普京，2008 年當被問及是否會連任總統時，先是講了蘇聯官員離任時交給繼任者三個信封的笑話·，又隨口說出了一個新笑話：“我不會連任總統，俄羅斯的穩定應建立在憲法之上，而不是某個人身上”。

▍2012 年，普京從聯邦政府退下來後到中央發揮餘熱，圖中俄語意為“人生六十始”，象徵着俄國人民對這位老人的美好祝願

中國讀者對蘇聯笑話也不陌生，各大社交網站上總有以此為主題的熱帖，中紀委下屬的《中國紀檢監察報》還於 2014 年分析“蘇聯政治笑話中的幹群關係”，通過蘇聯笑話來討論蘇聯解體的原因。

蘇聯笑話為什麼能征服全世界？

蘇聯笑話能在世界舞台上獨樹一幟，主要靠的是講政治。

其他國家的政治笑話通常都是對領導人的人身攻擊，蘇聯笑話則更多調侃整個政權和社會制度。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於它解決了其他社會制度下不存在的困難”、“死後恢復名譽是每個蘇聯公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共產主義就在地平線上，也就是一條看起來不遠、實際上怎麼也走不到的線”這樣以制度為諷刺對象的笑話，在其他國家和地區都不多見。

蘇聯笑話的另一特點是什麼都能扯到政治上。專門研究各國笑話的英國學者克里斯蒂·戴維斯曾指出，在其他國家，所謂的政治笑話往往只是以政治內容作為引子，最後的笑點多以性、種族、酒鬼、丈母娘、鄉下人、跨文化比較等傳統題材為主；蘇聯笑話卻反其道而行之，開頭處往往還是傳統題材，結尾的“神轉折”卻總能拉回到政治上來。

▍西方人對斯大林同志發起的人身攻擊

例如在傳統種族笑話里，猶太人多以尖酸、會算計的面目出現，在蘇聯笑話中，猶太人“拉比諾維奇”卻幾乎成了阿凡提式的人物，擅長機智而針鋒相對的對答，甚至他的精於算計都能被納入政治題材——拉比諾維奇的某次被捕，就是因為在一位政治局委員的葬禮上說了句：真浪費，給我十分之一的費用我就能把整個政治局全葬了。

蘇聯東北部的少數民族楚克其人也是經久不衰的種族笑話主角，通常以其淳樸、腦子慢引發笑點。而在蘇聯笑話里，他們說的傻話也都是以譏諷黨的宣傳為主要內容：有人問一個楚克其人，現在的生活跟沙皇時候比怎麼樣啊？楚克其人回答：沙皇的時候，每天都饑寒交迫；現在嘛，每天都饑寒交迫，同時對黨充滿了感激之情。

▍一則正常的楚克其人笑話

甚至黃色笑話也難免以政治收場，比如一則 80 年代初的笑話說，有美國遊客在莫斯科招妓，反覆報價妓女均不接受，給錢給物都未能得手。最後遊客急了：你到底要什麼？妓女義正辭嚴道：我要求你們美國停止在歐洲部署潘興導彈！ ——笑話中的蘇聯妓女顯然比今天中國的肯德基抵制者愛國得多。

▍美國 80 年代初着手在歐洲部署潘興導彈，引發蘇聯強烈反彈，認為導彈威脅到了蘇聯的國家安全

為什麼蘇聯人的笑話總會繞到政治上？

笑話總是要打破禁忌，戳穿生活中的種種荒謬。性的禁忌和族群關係的荒謬在很多國家非常嚴重，而在蘇聯，政治的禁忌與荒謬壓倒其他一切，笑話也變得格外與政治相關。

20 年代以前，政治笑話在蘇聯鳳毛麟角。不過，受到內戰中紅軍各種做法的刺激，這種“什麼都能聊到政治上來”的特徵也已經初現端倪。比如一則看似取笑鄉下人無知的笑話：有個老農去莫斯科參觀動物園，看到駱駝時大吃一驚：天哪，布爾什維克對這匹馬做了些什麼！

從 20 年代後期開始，蘇聯政治越來越高壓，1926 年通過的《刑法典》中包含了“反蘇維埃鼓動宣傳罪”，秘密警察動輒採用的超法律手段更是令人膽寒，到 30 年代初還發生了慘絕人寰的饑荒。這種背景下，蘇聯政治笑話出現了第一次大發展。

▍“快招，婊子！你丈夫在家裡偷偷說蘇聯當局和共產黨什麼了？”

農業集體化和大饑荒成了為流傳最廣的題材。30 年代初，印度民族主義者甘地宣布絕食抗議殖民當局，結果蘇聯就流傳起笑話：印度和蘇聯有什麼不同之處？印度是一個人為了所有人絕食，蘇聯是所有人為了一個人絕食。

另一個笑話則扯上了美國：胡佛總統和斯大林同志有何不同？胡佛不讓美國人喝酒，斯大林則不讓蘇聯人吃飯。

對領袖個人的問候也不鮮見。一則笑話中，斯大林在台上演講，說他要把自己的鮮血一滴一滴全部獻給共產主義事業，結果台下有人舉手說：幹嘛還一滴一滴地獻，趁現在一次性全獻了不好嗎？

▍一則人身攻擊赫魯曉夫的笑話

如此直給的政治笑話，很快就激起了蘇聯當局的反應。1933 年 1 月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馬特維·費多羅維奇·什基里亞托夫作了一項重要的發言：

“我要談的是一種反黨行為，一般稱之為‘講笑話’。這些笑話是什麼？是通過宣傳鼓動來反黨。在我們布爾什維克黨人中，誰不知道過去我們怎樣同沙皇制度作鬥爭，我們怎樣通過講笑話來打擊舊政權……現在，同樣的優質武器被用來對付黨的中央委員會了。”

更令布爾什維克憤怒的是，他們當年諷刺沙俄的笑話現在已經被用到了自己身上。比如在一則攻擊沙皇的笑話中，有人說了一句“尼古拉這個白痴”被抓起來，便爭辯說“我又沒說是哪個尼古拉”，結果被警察怒斥道：你都說是白痴了，還能是哪個尼古拉！到了蘇聯時代，這個笑話便以“都說是混蛋了還能是哪個政府”的面目捲土重來。

▍著名的“bald-hairy”笑話。從沙皇尼古拉一世起，直到現任俄國總統普京，俄國的歷代統治者均遵循了“禿-不禿-禿-不禿-禿……”交替出現的規律

到 1934 年，政治局委員、與斯大林關係密切的領導人基洛夫便更加公開地表示，講笑話是“我們的敵人最頻繁利用的手段之一”，要讓講笑話的人“付出應有的代價”。

領導人表了態，笑話當然不能再講了。此後直到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因講笑話入獄的蘇聯公民數量巨大，以至於古拉格中出現了專指“講笑話進來的服刑人員”的單詞，以區別於其他犯人。據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說，1953 年的一個監督委員會曾告訴他一個數據，說此前因講笑話被捕的人數大約有 20 萬。

高壓之下，人們笑話的熱情並沒有受到太大打擊，花樣翻新的段子仍在親朋好友之間高速傳播，甚至有人膽敢抄錄下來，以備長期保存。據列寧格勒內務人民總局記錄，1936 年他們抄沒的日丹諾夫工廠的一位前共青團員的筆記簿中，就收錄有 1500 個笑話，“絕大部分是反蘇內容。”

當然，政治高壓到了 30 年代後期的地步，再勇敢的人講笑話的時候也難免三思。大清洗開始後，政治笑話遭受了重創，涉及斯大林個人的笑話更是變得鳳毛麟角。政治笑話要想全面崛起，還要等待時機。

不過，在斯大林時代，蘇聯笑話已經第一次得以為外界所知。1951 年，一本收錄了三百多個斯大林時代政治笑話的合集在慕尼黑出版，算是蘇聯笑話初次走出國門，雖然反響不大。

▍《斯大林統治下的政治幽默》

斯大林死後，大批“笑話犯”獲得釋放，對維穩工作帶來了更大壓力——他們在古拉格與獄友交換了更多的政治笑話。此後的赫魯曉夫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因反蘇宣傳入獄的人數大量減少，但講政治笑話仍會招來麻煩，比如被抓到克格勃那裡寫保證書。

這種低風險環境，給了政治笑話最佳的土壤。當打破禁忌的代價過於殘酷時，笑話只能在小圈子中傳播；而等到“公開化”的戈爾巴喬夫時代，政治禁忌不再那麼刺激，政治笑話就失去了市場。

只有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時代（特別是後者），政治笑話才得以全面發展壯大。不但產量遠高於其他時期，而且傳播面也越發廣泛，達到了讓克格勃抓不過來的地步。

▍Juri Viikberg 和 Luule Krikmann 每年所記錄的蘇聯政治笑話的數量及其趨勢圖（1959-1990）

而蘇聯政治自上而下、舉國一致的特性，也使得政治笑話在各個地區都能受到人們的青睞。在有些非俄羅斯地區，蘇聯式的政治笑話甚至完全取代了他們自己的傳統笑話，因為在新的社會制度和權力關係下，老段子實在是不好玩了。例如在愛沙尼亞，蘇軍占領後一時間當地人講的笑話場景都設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直到 90 年代蘇聯解體、愛沙尼亞獨立以後，傳統的當地笑話才又逐漸復興起來。

蘇聯之外，政治笑話也在 60-70 年代大紅大紫起來。彼得·貝克曼的《小聲講的段子：鐵幕後的幽默》（1969）、阿合曼·伊思納勒的《幕後幽默故事》（1977）等譯本合集層出不窮。這些政治笑話與社會主義優越性唱起了對台戲，第一次向西方人赤裸裸展示了蘇聯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態。

60 年代中蘇交惡後，蘇聯笑話在中國也火了起來。文革初期，各地多個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印刷出版過蘇聯笑話合集，其內容“系根據被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無理驅逐的我國留學生回國後的報告中講的一些材料整理的”。在這類印刷品的編輯者看來，這些政治笑話是“蘇聯人民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進行的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的一種方式”。

▍中國版《蘇聯笑話集》的前言

中國版蘇聯笑話集的編選者似乎有欠考慮，收錄的並不都是針對赫魯曉夫的“反修”笑話，有些笑話完全針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比如一則紅衛兵印刷品刊印的笑話：世界上最短的笑話是什麼？答案是一個字，коммунизм（共產主義）。

正式出版物中，香港三聯書局 1969 年出版的反修書刊《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曾在文革時期的內地大量銷售和傳閱，其中也提到了一些蘇聯的政治笑話，多數都是當代中國網民耳熟能詳的經典。該書描述的一些蘇聯社會狀況，如年輕女性找對象要求對方“有車有房父母雙亡”，也對中國讀者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70 年代以後，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資料組曾編輯過《蘇聯東歐政治笑話選編》。《參考消息》上也經常刊登各式各樣的蘇聯政治笑話，特別是在 1973 年轉載美國《大西洋》雜誌的長文《蘇聯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其中收錄的一則笑話，據說對後來對某位社會主義國家領袖深有觸動：勃列日涅夫當上總書記後把老母親從烏克蘭接到莫斯科，向她炫耀自己的名車豪宅，結果母親擔憂地說：這一切都很好，但是，紅軍回來了怎麼辦啊？

經過幾年的薰陶後，有些中國寫手在撰寫反修文章時，已能信手拈來。如 1976 年 1 月號《人民文學》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在抨擊蘇聯的缺糧問題時，先講了一則“克里姆林宮頭目創造了農業奇蹟，在哈薩克播種而在北美洲收穫”的蘇聯笑話。

在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交惡時，中國也曾用政治笑話發起過攻擊。70 年代末中越戰爭後，廣西印度支那研究學會的研究人員就曾到邊境地區向越南難民搜集政治笑話，並發表在相關刊物上。多數越南笑話的內容與蘇聯笑話大同小異，但也有例外，如：政府禁止集會時呼喊胡志明遺訓“什麼都沒有自由和獨立來得珍貴”，原因是大家只喊前半句：“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而在此時的美國，演員出身的里根總統本就喜歡在演講時以笑話開場，發現蘇聯政治笑話的存在後便樂此不疲，不但要求中央情報局為他搜集蘇聯笑話，還通過移居美國的蘇聯喜劇演員雅科夫·斯米爾諾夫收集了許多第一手的蘇聯笑話——不過斯米爾諾夫當時離開蘇聯已有十年，結果里根總統在任時講的蘇聯笑話便常被媒體批判“過時”、“老土”。

當然，蘇聯笑話最深入人心的地方還是在蘇聯。

蘇聯解體多年後的 2006 年，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當年的國情咨文中抨擊美國有侵略意圖，說“俗話說，狼同志知道自己要吃誰”，結果搞得外國媒體都一頭霧水。

實際上，這句“俗話”來自一則經典的蘇聯笑話：拉比諾維奇（前文提到過的那位機智的猶太人）和一隻綿羊雙雙掉進坑裡，一隻狼走了過來，綿羊緊張得大喊起來，拉比諾維奇便呵斥道：“瞎叫喚什麼？狼同志知道自己要吃誰。“

當然，在秘密警察任意抓人、個人基本權利和人身安全無從保障的蘇聯，這位“知道自己要吃誰”的狼同志，指的顯然不是大洋彼岸的敵國美國。

原創： 日飛 大象公會 2016-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