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以下兩個實例，你就會找到答案。

第一個例子：假設在新疆某個地方發現了一個金礦，當地政府從廣東招商來一個投資者，建了一個礦場。礦主雇了一百個工人為他淘金，每年收入1000萬。礦主把收入中的50%作為工資發給工人，每個工人每年收入5萬。這些工人從工資中每年拿一萬租房子，剩下四萬用作消費，娶老婆，生孩子，成家立業。礦主手裡還有五百萬，可以做投資。

因為工人手裡有錢，要安家落戶，所以，當地的住房就會出現需求的增加。於是，礦主就投資蓋房子，租給工人，或者賣給工人。工人還要吃要喝，所以他又投資開飯店，把工人手裡的錢再賺回來。開飯館又要雇新的工人，這樣工人的妻子就有了就業機會，也有了收入。因為人口增加，就業增加，本地的消費需求就變的更大了。

第二個例子：同樣假設在新疆某個地方發現了一座金礦，同樣有人來投資開採，同樣雇100工人，同樣每年收入1000萬。但是現在礦主只把收入中的10%作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一年1萬。工人得到這些錢只夠他們填飽肚子，沒有剩餘的錢租房子，沒有剩餘的錢談戀愛和娶老婆，只能擠在工廠的窩棚里。

礦主雖然一年賺了900萬，但本地都是窮人，沒什麼消費能力和商業生意需求，生活條件也很差，他就只能把賺得的錢投到其它地方去。

這樣發展50年以後，這個地方除了豪華別墅和一些小商業外，依然沒有發展起來別的產業。金礦挖完後，礦主帶着巨款走了，留給當地只是污染、失業和貧困。

這兩個很簡單的例子，其實就是拉美和美國不同的發展模式。拉美國家大多獨裁，大資本家壟斷國民經濟，社會貧窮的同時伴隨嚴重的兩極分化。相對來說，美國實行的是憲政體制，雖然也有貧富差距，但相對而言，人均收入的差距並不很大，民富國強。

拉美貧窮並不因為自然環境不如美國，而在於它沒有形成良好的財富再生體制，居民的財富積累缺乏可持續的增長能力，這不是居民沒有勞動的創造力，而是勞動和財富分配製度方面出了問題。

在政治上，今天的美國人應該感謝華盛頓，他為美國締造了一個科學的國家管理體制；而在經濟上，美國人應該感謝亨利·福特，因為他一手締造了美國的中產階級。

其實，美國夢的締造者不是美國總統，而是亨利·福特。在古今中外眾多商業人物中，亨利·福特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無人能出其右。他用他的T型車締造了美國最初的中產階級，並將美國社會第一個引入了現代社會。

福特說：“我要讓我的工人買得起我的T型車”。於是，他給汽車廠的工人發高工資，同時還創造了流水線生產方式，使汽車成本大幅降低。在福特公司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汽車公司的同時，汽車工人有了錢，工人可以買汽車，可以買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費，於是中產階級誕生了。

當美國完成西部擴張後，在領土擴張上已沒有迴旋餘地時，美國發現了另外一個經濟增長的金礦，這就是迅速成長的中產階級，正是他們帶動了巨大的社會內需，支撐起美國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美國是一個3億人口的國內消費市場，但美國從來就是一個主要依靠國內需求實現經濟增長的國家。中國有13億人口，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但卻年年內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貿和政府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這不是怪事嗎？

其實，原因非常簡單。正像上面的第二個例子，我們社會的收入增長並沒有最大可能地分配給老百姓，而是最大可能地分配給了政府和資本所有者（資本家）。政府投資能帶動消費嗎？少得可憐。先不說政府投資中有多少重複建設和無效工程，政府投資產生最直接的效果是增加了社會的產品生產供給能力，使得生產能力進一步過剩。

比如，新疆是一個資源大省，堪比中東的很多國家，按道理當地人民應該很富裕。但事實恰恰相反，新疆很窮！可見，一個有資源的地方並不見得能因此發展起來，這取決於政府是否真正把老百姓的收入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國人還不富裕。我們的錢本來就不多，卻被裝在少數人的腰包。中國人本來就不富裕，還要顧及養老、看病、孩子上學等。經濟情況稍微好一點的人，其實也很糾結，掙的錢在銀行壓一塊，在房子上壓一塊，在股市里套一塊，看起來不少，但是轉不動，都是死錢。

當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花一輩子的時間才能買一個小房子的時候，當一個家庭的孩子上學就要掏空家裡的積蓄的時候，當在股市上投了錢就相當於給政府捐款一樣的時候，當一個農民辛苦一年的收入還不如一個大款吃一頓飯的開銷的時候，我們能指望老百姓不去省吃儉用、不去瘋狂存錢、不去為養老發愁嗎？能指望銀行里那幾十萬億的存款轉化為巨大需求嗎？

中國的未來在哪裡？是要走向美國，還是變成下一個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