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幹校雜記（十）

十、告密文化

告密又稱告發，指向上司或有關部門檢舉揭發他人的隱私或言行，以博取上方青睞。在中國某些黑暗的歷史時期，告密大行其道，“文革”便是其中之一。那個時候，告密有個冠冕堂皇的說法，叫“靠攏組織，向組織匯報”。多數情況是上級得到匯報後，在被害者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秘密調查，沒問題則罷，有問題就整你。同事、同學、朋友、家人、親戚等關係之間，都有可能告密或被告密。被害者輕則挨一頓批評教育，重則甚至可能斷送身家性命。結果弄得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不敢輕信任何人。筆者在幹校期間，親歷的告密事件就有三起，其中兩起就涉及我本人，足見當年告密有多盛行。

一件是我與汪友泉阿姨在水塘邊洗衣服時的對話被人告發，前面已經說過，這裡不再贅述。下面要講的是另外兩件。

一天，軍宣隊李指導員把母親叫到他辦公室，指着桌上的一封信說：“這是有人交上來的，你解釋一下怎麼回事。”母親緊張得心怦怦跳，趕緊拿過來仔細讀。原來這封信是我的一個朋友寫來的，當時他在河北農村老家插隊。通篇並沒有任何“反動言論”，只是訴說在農村生活的孤獨、苦悶心情，發發牢騷而已，諸如“干不完的活兒，嘆不完的氣„„”李指導員質問寫信的是什麼人，為何要發泄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母親趕緊解釋說：“這只是個年輕人，不懂事，我一定負責批評教育„„”她被嚇得心驚肉跳，回到宿舍立刻查看這個人寫的其他信件，結果發現那些都沒什麼問題，僅此一封有“消極傾向”。由此推測，告密者一定是讀了所有的信，單挑這封“有問題”的上交。由於擔心軍宣隊會繼續追查，母親找到好友聶寶璋伯伯商量對策，問是否有必要把其餘那些信都交上去，以證明這個年輕人並沒有什麼問題。聶伯伯認為不妥，你覺得沒問題，人家會拿放大鏡找，說不定就找出更多的“問題”出來。不如以靜制動，等這件事慢慢冷下來，在此期間千萬別再出岔子了。事後我們猜測究竟是誰把信偷走上交的，估計是同宿舍某某，可又沒有證據。況且，即便知道是誰，也奈何不了人家。

另一個告密事件發生在二排（政治經濟學組）。陳某某有一台熊貓牌半導體收音機，這在當時可是個稀罕物。幹校的精神生活極為貧乏，有個收音機聽聽挺解悶兒，大家都很羨慕。一天，同在一個排的何某某向他借收音機，他痛快地答應了。第二天收音機還回，他一打開，裡面傳出：“莫斯科廣播電台，莫斯科廣播電台„„”陳某某一聽，這不是蘇修的敵台嗎？！他二話沒說，捧着收音機直奔軍宣隊，匯報了這一重大情況。軍宣隊很重視，馬上嚴厲追查，在二排召開批判會，並責令何某某寫檢查。他們質問何為什麼要偷聽敵台，何只好解釋說因為生活太寂寞，才隨便聽聽的。他因此而被狠狠整了一頓，事後一定很後悔吧？怪自己不識人，沒料到陳某人會為一己之私而告發他；後悔粗心大意，還收音機之前沒把調台旋鈕轉一下，那樣的話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雖說在“文革”那個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年月，檢舉揭發他人“反動言行”的做法受到鼓勵，甚至可能因此獲利，可在中國傳統觀念里，告密者就是小人，為人們所不齒。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盡人皆知。大家心中暗想：今後對陳某人可得敬而遠之了，千萬別讓他咬一口。這一看法很多年都未改變，幾十年後人們提起這件事還搖頭，你說他是不是虧大了？

最近讀《顧准尋思錄》一書時，看到有人對顧準的《息縣日記》感到大惑不解，覺得是“官方話語的複製。同為《日記》與《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遠，簡直不可思議”。持這一看法的人大概不知道，在那個告密盛行的年代，夫妻為“革命”反目為仇，兒子“大義滅親”揭發、鬥爭老子的事時有發生。顧准寫息縣日記時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對殘酷鬥爭有切膚之痛。他在幹校自始至終住集體宿舍，毫無隱私可言。在那個極“左”的環境下，連我這樣一個隨家長下放的少年都會被告密，更何況顧准這個右派、監管對象。他很清楚周圍時時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舉一動，隨時準備向軍宣隊告發。而他在日記本上寫的任何文字，都等同於直接寫在軍代表的辦公桌上。考慮到這一點，他不可能在日記中暢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寫些官方語言，使內容都能“擺到桌面上”。道理很簡單：他要活下去，就得學會保護自己。因此，當我們今天讀這些文字時，應當時刻不忘當時的特殊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