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幹校雜記（十一）

十一、在公社中學借讀

剛下去時，我們這些幹校子弟整天無所事事。有的孩子淘氣，在外面惹是生非。經濟所魏某某的兒子抓住老鄉家的鵝，把翅膀綁起來扔到水塘里，差點兒把人家的鵝淹死，氣得老鄉到幹校告狀。領導很頭疼，不得不認真考慮怎樣安排這幫孩子。結果決定十四歲以下的到當地學校借讀；十四歲以上的自己選擇，要麼去機務班學開拖拉機，要麼到公社中學借讀。我選擇後者，於是跟其他十幾個孩子一起去了東嶽公社中學。

當地學生聽說北京來的孩子要跟他們一起學習，別提多高興了。這些農民的後代用五顏六色的紙做成彩旗，在老師的帶領下，打着紙糊的小旗子夾道歡迎我們。他們興奮地一邊鼓掌，一邊不斷高呼：“向幹校子弟學習！向幹校子弟致敬！”那情景讓人聯想到當年北平市民歡迎解放軍進城。

這是一所戴帽中學。所謂戴帽，就是在小學的基礎上增設初中，有點兒類似給人戴了頂帽子，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學校比較普遍。這所學校條件很差，只有幾間土坯房，圍成一個不大的院子。學校沒有操場，只在院子當中豎起一個自製的籃球架。作為教室的土坯房只開有門洞和窗口，卻沒有門板和窗扇。天暖和還好說，到了冬天就很冷。只能在窗口用塊塑料薄膜擋風，可門還是大敞着，晴天的時候屋子裡比外面還冷。有時上着課，農民家的豬便大模大樣地走進來，在教室里轉來轉去。老師見怪不怪，照常講課。

學校一下子增加了十幾個學生，校長感到師資不足，要求幹校支持。而幹校正愁個別病殘人員不好安排，於是派了兩人到學校教書。一位是經濟所的劉克祥，三十出頭，搞經濟史的，患慢性肝炎；另一位是自然科學史所的汪子春，也三十多歲，搞生物學史的，因患小兒麻痹造成腿部殘疾。到公社中學後，劉老師教語文，汪老師教化學。

汪老師教的化學課當時叫“化工”，體現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他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系，研究中國古代生物學史，按說教這點兒課不在話下。可學校里沒有實驗室，上化學課又不能不做實驗，真難為死他了。為了讓學生理解所教內容，演繹各種化學反應，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些土辦法，做了幾個簡單的實驗，如酸、鹼中和等。當時流行一句豪言壯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可人們似乎沒想過：“創造條件”也是需要條件的，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學校教學經費極少，除了黑板和粉筆，幾乎沒有任何教具。有一陣甚至連粉筆都快用光了，老師只好用很小的粉筆頭兒寫字。校長為此愁得不行，不得不發動學生勤工儉學。所謂勤工儉學就是去挖半夏。這是一種莖塊狀中藥材，學校附近沒有，得走十五里路才能到有半夏的地方。那天我真想多挖一些，為學校做貢獻。說來慚愧，低頭忙活了幾個鐘頭，只挖到半個拇指大的一塊。當地學生比較會找，少的三五塊，最多有挖到十幾塊的。這也難怪，那地方實在太窮了，人們都想通過挖半夏換點兒錢。收割後的莊稼地不知被人翻過多少遍，很難再找到。

當地學生很樸實，我不久就跟他們打成了一片。班上有個叫崔明蘭的女同學，跟我關係特別好。明蘭長着一對明亮的大眼睛，純樸，友善。她因家庭生活困難，曾輟學幾年，後來自己還是想念書，又回到學校。她比我大四歲，那年已經十九了，跟我在同一個班上課，我有時放學後帶她到幹校駐地玩兒。一次她見到我母親，說起最近改了名字，叫崔艷麗，問好不好。母親說不好，“艷麗”太俗氣。你原來叫“明蘭”多好啊，很清純，為什麼要改？明蘭特別信服母親，很快又把名字改了回去。

春節快到了，學校準備開個聯歡會。班主任黃繼斌老師聽說我會拉小提琴，問能不能給大家表演個節目。我當然願意，可問題是演出的“舞台”就是學校院子，在數九寒冬的室外，手肯定凍僵了，根本沒法拉琴。黃老師問，能不能想辦法克服？我說辦法倒是有一個，就是在上台前用熱水泡手，使手暖和過來。他說沒問題，這事交給他了。演出那天，他左手提個暖水瓶，右手拿個臉盆，一直站在“舞台側幕”。我們密切配合，等我前面一個節目剛一開演，他馬上把熱水倒在盆里，邊用手試水溫，邊催促我趕緊泡手。當報幕的人說“下一個節目：小提琴獨奏《北風吹》”時，我已用毛巾擦幹了手，從容地走上台。農村學生從來沒見過小提琴，好奇得不得了，全場鴉雀無聲。我屏住呼吸，以飽滿的激情演奏着每一個小節、每一個音符，悠揚的旋律從指尖淌出。一曲奏完，同學們拼命鼓掌，我羞得漲紅了臉，飛快地跑下台，連鞠躬都忘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登台演奏”，終生難忘。

當地學生跟幹校子弟剛開始關係還不錯，但後來逐漸有了矛盾。主要是幹校子弟有優越感，認為自己是從北京來的，家長還是中央機關的，看不起農民的孩子。有人向農民子弟炫耀說：“看，我這件的確良襯衫，是我爸花十塊錢買的。”還有的人嫌農村學生土，不願意跟他們坐同桌，下課也不跟他們玩兒，這極大地傷害了農民子弟的自尊心。後來幹校子弟與當地學生竟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我對北京學生的有些做派看不慣，站在農村同學一邊，絕對是個異類。

自己當年為何會那樣，我想大概與母親的潛移默化有關。她雖從未跟我講過“人人生來平等”這類概念，可她總是平等對待所有的人，對我有很大影響。

兩派學生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甚至發展到動手打架。汪子春老師感到這樣下去不行，專門召集幹校子弟的家長開會。他也站在農村學生一邊，指出幹校子弟種種行為的不當之處，要求家長嚴加管教。遺憾的是，他的努力沒起什麼作用，直到幹校搬離，兩派學生還是水火不相容。回想當初剛到這個學校，農民子弟是那麼高興。他們大概萬萬沒想到，迎來的竟是一群死對頭。

1971年4月4日，學部幹校要從東嶽搬遷到明港。臨走那天，我向明蘭辭行。她低頭半天不語，都快哭了。突然，她抬起頭來說：“你一定要等着我啊！”然後就飛快地跑走了。過了好一會兒，她氣喘吁吁地跑回，捧着用手絹兒包着的四個煮熟的雞蛋，那雞蛋還是熱乎的。我大受感動，深知在這個貧窮的鄉村，雞蛋有多金貴。農民一般自己是捨不得吃的，指着用它們換取食鹽、燈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手絹兒里包的哪裡是雞蛋，分明是她的心啊！明蘭，我會永遠記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