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幹校雜記（十四）

十四、後記

屈指算來，學部下幹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對五七幹校到底該如何定論？筆者認為不僅是勞民傷財，更多的是對人才的極大浪費，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且不論“幹部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否荒謬，這些人絕大多數並沒有跟當地農民相處，再教育也就無從談起。如果說通過勞動鍛煉能夠改造人，可實踐證明並沒有起到這個作用。近日筆者打電話給當年同住一室的陳長源阿姨，問她在幹校的那些日子都想些什麼。她說每天都盼望回北京，哪怕早一天都好。這就是當時人們的真實想法。楊絳先生於1970年底聽說錢鍾書先生要提前調回北京，是那麼高興。可後來得知這是誤傳，又極為失落。楊先生坦承：“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學部從1969年11月先遣隊下幹校，到1970年8月上旬，學員先後分四批到達，共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不包括家屬和知識青年）。„„到了息縣，幹校的校址只是八千畝平川，其餘一無所有„„ 要說學部下放人員在此期間還創造了一些物質財富，當數人們辛辛苦苦在東嶽蓋的那些席棚和土坯房。可這些房子在1971年4月4日我們搬遷到明港之後不久，就被當地農民拆得一乾二淨，幹校學員近一年半的血汗付之東流。農民為何敢哄搶幹校財產？估計是因為這些財產歸屬不明，而農民又實在太窮，且缺乏法制觀念。據說當時中央把這個幹校交給了河南，河南交給了信陽，信陽交給了息縣。到底由誰來接收，並不明確。

自從學部下幹校，一直有個說法：這個單位遲早要解散。人們為此憂心忡忡，紛紛考慮自己將來的出路。這不奇怪，當時最高層提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換句話說，連大學都不需要文科了，學部這個純文科研究機構的下場可想而知。幸好當時的總理是個明白人，知道學部這個單位聚集了一批中國頂尖文科學者、研究人員，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攏了。他決定將連鍋端下放的學部，再連鍋端回到北京，結束了這場莫名其妙的折騰。

1972年10月，學部全體人員從幹校返回北京。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可損失還是實實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過度勞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員在此期間荒廢了業務，身心受到極大摧殘。有些1964年進學部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來了之後先是搞“四清”，緊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1969年下幹校，直到1976年才開始搞研究。這一耽誤就是十幾年，浪費了大好光陰。

有的研究所下幹校時把圖書館的書紮成一捆一捆地帶下去，直到人員返回北京兩年後，才把圖書運回。一些珍貴的圖書資料經過這一折騰，損失不小。

我家下幹校前把房子退了，回到北京後被安排住在學部大院八號樓二層。在大院一號樓四層，橫七豎八地堆放着很多空書架。那些高大的墨綠色鐵書架不知是哪個所圖書館的，扔在過道里沒人管。剛從幹校回來的人們普遍缺少家具，於是偷偷把那些鐵書架搬到家裡用。說不清這是借還是偷，反正家家都那麼干，法不責眾。我和哥哥兩人一個晚上就搬回來三個。同住在八號樓二層的顧准伯伯也用這種鐵書架放書。就連住在七號樓一層的錢鍾書先生家裡，兩面牆壁擺的都是這種借用的鐵書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