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5月23日是張岱年先生（1909—2004）的誕辰，今年是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日。作為先生最疼愛的私淑弟子，他的“知音”（張岱年先生語），我非常想念先生。

古語說：人生得一知己難矣。而得一先生且先生視你為知音，這就是難上加難了。

記得去年10月6日，我再次見到了張先生的兒子（尊超）。聊天中我說：“1989年5月下旬，大概是20號到23號，我曾經在你們家住了幾個晚上。就是你們在家裡時住的那個房間。”

尊超聽後大吃一驚，說：“你是唯一的一個在我們家住過的外人。就連我們家的親戚都從來沒在我家住過。”

我聽了也大吃一驚，說：“這是我莫大的榮幸。”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對我的厚愛。那幾天他怕我出事，就把我留在了自己的家中。我至今還記得師母每日做飯，我們三人一同吃。

我們憂心忡忡。

1986年4月28日，我第一次見到張先生，當時我在中央黨校理論部讀研究生。我的導師劉宏章邀請他的老師張岱年先生來講課。課後，劉老師讓我和同學范鵬一起，整理張先生的講課錄音。在整理的過程中，我覺得張先生個別地方講的還不夠充分，就根據他早年寫的《中國哲學大綱》一書，在他的講稿上補充了幾句。

稿子整理好後，我和范鵬騎自行車去了張先生的家——北京大學中關園48樓103室，是二樓的左手邊。我特意把我擅自修改的地方告訴了張先生，張先生不但沒有責備我狂妄，反而連說了兩句話：“加的好。加的好。謝謝。謝謝。"

這篇文章不久發表了在中央黨校校刊《理論月刊》1986年第7期上，題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分析》，文中表達了張先生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看法，很顯然，對於來到中央黨校這麼一個地方講學，他作了準備得很充分，文章後來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岱年全集》第6卷中。文章最後特別註明，“由范學德、范鵬整理。”在他的長篇回憶錄——“八十自述”中，他特別提到了這篇文章。（見《張岱年全集》第八卷第622頁，河北人民出版社）

從此，我就成了張岱年先生的私淑弟子，時常騎車到北京大學中關園48樓103室聆聽先生的教誨。

幾個月後，暑假到了，我去了山西太原一趟，看望大姐一家，又去看望了老同學任成，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他的同事出版了一套學者小傳，其中一篇是張岱年的小傳，我立即翻看小傳中說的一句話，說：張先生在清華園解放前曾寫下了若干哲學手稿。

我好像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回到北京後立即見張先生，問他手稿的事。一開始張先生說：“只是一些過去的思想。”後來，在我再三懇求下，張先生拿出了他四十年前寫下的哲學論稿的手抄本，讓我讀了。那些手抄本都是仔細裝釘好的，黃色封面，文章是當年先生求人一字一字抄的，字很漂亮。

把這些手抄本捧在懷裡，我高興壞了，天哪，我找到了珍寶。

這些論稿寫於四十年代，還沒有完成。1948年清華大學被接收後，漸漸地，講了多年哲學概論的張先生明白了，自己的思想在官方哲學的眼睛中屬於異端，於是，1953年秋，他請人把它們謄清後，就鎖到了箱子裡。這一鎖，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年來，我是它們的第二個讀者。後來張先生幾次告訴我，他沒想到能親眼看到自己的哲學論稿問世。我對先生說，在那個時代，除了一個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過。

早在1936年，孫道聲就著文將張岱年的哲學思想概括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當時，張岱年才27歲，轉過年來，張先生就完成了50多萬字的巨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但這部書幾經周折，直到1958年才正式出版，但由於此時張先生已經被打成右派，所以，作者的名字不能用“張岱年”3個字，只能署上筆名：宇同。

自從1986年秋拿到了張岱年先生的哲學手稿後，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藏身於圖書館中，查閱了先生從三十年代起發表的絕大多數哲學論文、著作，還有其他手稿，寫出了《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當我最初的幾篇論文寫出後，我曾請張先生過目，先生總是說："很好。很好。"除了個別的錯字外，他從不改動我的文稿，特別是我對他學術成就和哲學思想的評價。他只是反覆叮囑我：“不要評價那麼高，高了就名不符實了。”

他堅持的唯一的修改意見就是：書的付標題不能叫論張岱年的哲學，要叫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 

1988年下旬，我的書稿即將完成了，我寫信告訴了先生。不久後，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全文如下：

學德同志：

來信收到，十分欣慰！

年來你努力撰寫評述我的思想的文章，我非常高興。看來全部書稿即將寫成了。這是我最感喜慰的大事。我平生最高興的事情有二：一為45年8月15日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二為76年10月聽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你的書寫成，應是第三件最高興的事了。

鄂培同志編我的文集也很勤奮，你的書稿寫成，當請他閱讀一遍。

專此即祝

近好。

                                      岱年

                                      88.1.30

看到了張先生的回信，我非常震驚。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我這個粗淺的研究竟然會成為張先生一生中“第三件最高興的事”。大喜之後大悲，我多多少少能體會到張先生作為一個思想者的孤獨和悲哀。

不，是一個個人的悲哀。

《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出版後，我送了一些給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專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雜誌工作的著名學者龐朴來信說："季同先生聞道(辯證唯物)最早，治學最勤，坎坷最大，生計最苦，在同輩人中，也最少為人知。今得足下悉心闡揚，非唯先生之福，亦讀者之喜，學界之盛舉也。" 

後來，張岱年先生在總結他一生的經歷和思想的《八十自述》這本小書中寫到："近幾年來，有幾位及門學友對於我的哲學思想頗感興趣，寫了一些評述的文章，可以說是我的知音。"

被先生視為知音首推他最得意的入門弟子程宜山，緊接着張先生寫到："1986年我應劉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黨校為研究班講課，聽課的有范學德同志，對於我的議論很感興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寫了許多篇論述我的見解的文章,進行深入的分析評述，1988年集為一書，題目是《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是關於我的思想的專著，由劉鄂培同志寫了序文。"

張先生視我為“知音”，這令我十分感動，而我讀到《八十自述》這個回憶錄時，人已經去美國多年了。

最後補充一句，《綜合與創造——論張岱年的哲學思想》一書的責任編輯是楊典求先生，他為此書的出版，花了很多氣力。這本書的封面，是由張岱年先生的弟子歐陽中石題字的。

當年我曾帶着張先生預備的紙張去見歐陽中石時，他不僅題寫書名，還為我寫了“直道而行”一個橫幅，這是張岱年先生一生立言、立德、立人的根基。可惜，這麼多年來多次搬家，我竟然不知道這橫幅到哪裡去了。

初稿作於2018.5.22美國凌晨，中國5月23日

2019.5.18 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