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5月23日是张岱年先生（1909—2004）的诞辰，今年是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先生最疼爱的私淑弟子，他的“知音”（张岱年先生语），我非常想念先生。

古语说：人生得一知己难矣。而得一先生且先生视你为知音，这就是难上加难了。

记得去年10月6日，我再次见到了张先生的儿子（尊超）。聊天中我说：“1989年5月下旬，大概是20号到23号，我曾经在你们家住了几个晚上。就是你们在家里时住的那个房间。”

尊超听后大吃一惊，说：“你是唯一的一个在我们家住过的外人。就连我们家的亲戚都从来没在我家住过。”

我听了也大吃一惊，说：“这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先生对我的厚爱。那几天他怕我出事，就把我留在了自己的家中。我至今还记得师母每日做饭，我们三人一同吃。

我们忧心忡忡。

1986年4月28日，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当时我在中央党校理论部读研究生。我的导师刘宏章邀请他的老师张岱年先生来讲课。课后，刘老师让我和同学范鹏一起，整理张先生的讲课录音。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觉得张先生个别地方讲的还不够充分，就根据他早年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在他的讲稿上补充了几句。

稿子整理好后，我和范鹏骑自行车去了张先生的家——北京大学中关园48楼103室，是二楼的左手边。我特意把我擅自修改的地方告诉了张先生，张先生不但没有责备我狂妄，反而连说了两句话：“加的好。加的好。谢谢。谢谢。"

这篇文章不久发表了在中央党校校刊《理论月刊》1986年第7期上，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文中表达了张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很显然，对于来到中央党校这么一个地方讲学，他作了准备得很充分，文章后来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全集》第6卷中。文章最后特别注明，“由范学德、范鹏整理。”在他的长篇回忆录——“八十自述”中，他特别提到了这篇文章。（见《张岱年全集》第八卷第62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从此，我就成了张岱年先生的私淑弟子，时常骑车到北京大学中关园48楼103室聆听先生的教诲。

几个月后，暑假到了，我去了山西太原一趟，看望大姐一家，又去看望了老同学任成，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他的同事出版了一套学者小传，其中一篇是张岱年的小传，我立即翻看小传中说的一句话，说：张先生在清华园解放前曾写下了若干哲学手稿。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回到北京后立即见张先生，问他手稿的事。一开始张先生说：“只是一些过去的思想。”后来，在我再三恳求下，张先生拿出了他四十年前写下的哲学论稿的手抄本，让我读了。那些手抄本都是仔细装钉好的，黄色封面，文章是当年先生求人一字一字抄的，字很漂亮。

把这些手抄本捧在怀里，我高兴坏了，天哪，我找到了珍宝。

这些论稿写于四十年代，还没有完成。1948年清华大学被接收后，渐渐地，讲了多年哲学概论的张先生明白了，自己的思想在官方哲学的眼睛中属于异端，于是，1953年秋，他请人把它们誊清后，就锁到了箱子里。这一锁，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年来，我是它们的第二个读者。后来张先生几次告诉我，他没想到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哲学论稿问世。我对先生说，在那个时代，除了一个人的思想外，其他人有自己的思想，那是罪过。

早在1936年，孙道声就著文将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概括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当时，张岱年才27岁，转过年来，张先生就完成了50多万字的巨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但这部书几经周折，直到1958年才正式出版，但由于此时张先生已经被打成右派，所以，作者的名字不能用“张岱年”3个字，只能署上笔名：宇同。

自从1986年秋拿到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手稿后，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藏身于图书馆中，查阅了先生从三十年代起发表的绝大多数哲学论文、著作，还有其他手稿，写出了《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当我最初的几篇论文写出后，我曾请张先生过目，先生总是说："很好。很好。"除了个别的错字外，他从不改动我的文稿，特别是我对他学术成就和哲学思想的评价。他只是反复叮嘱我：“不要评价那么高，高了就名不符实了。”

他坚持的唯一的修改意见就是：书的付标题不能叫论张岱年的哲学，要叫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 

1988年下旬，我的书稿即将完成了，我写信告诉了先生。不久后，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全文如下：

学德同志：

来信收到，十分欣慰！

年来你努力撰写评述我的思想的文章，我非常高兴。看来全部书稿即将写成了。这是我最感喜慰的大事。我平生最高兴的事情有二：一为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二为76年10月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你的书写成，应是第三件最高兴的事了。

鄂培同志编我的文集也很勤奋，你的书稿写成，当请他阅读一遍。

专此即祝

近好。

                                      岱年

                                      88.1.30

看到了张先生的回信，我非常震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这个粗浅的研究竟然会成为张先生一生中“第三件最高兴的事”。大喜之后大悲，我多多少少能体会到张先生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孤独和悲哀。

不，是一个个人的悲哀。

《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出版后，我送了一些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工作的著名学者庞朴来信说："季同先生闻道(辩证唯物)最早，治学最勤，坎坷最大，生计最苦，在同辈人中，也最少为人知。今得足下悉心阐扬，非唯先生之福，亦读者之喜，学界之盛举也。" 

后来，张岱年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的《八十自述》这本小书中写到："近几年来，有几位及门学友对于我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写了一些评述的文章，可以说是我的知音。"

被先生视为知音首推他最得意的入门弟子程宜山，紧接着张先生写到："1986年我应刘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研究班讲课，听课的有范学德同志，对于我的议论很感兴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写了许多篇论述我的见解的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1988年集为一书，题目是《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是关于我的思想的专著，由刘鄂培同志写了序文。"

张先生视我为“知音”，这令我十分感动，而我读到《八十自述》这个回忆录时，人已经去美国多年了。

最后补充一句，《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一书的责任编辑是杨典求先生，他为此书的出版，花了很多气力。这本书的封面，是由张岱年先生的弟子欧阳中石题字的。

当年我曾带着张先生预备的纸张去见欧阳中石时，他不仅题写书名，还为我写了“直道而行”一个横幅，这是张岱年先生一生立言、立德、立人的根基。可惜，这么多年来多次搬家，我竟然不知道这横幅到哪里去了。

初稿作于2018.5.22美国凌晨，中国5月23日

2019.5.18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