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妈妈的办公大楼。浅黄色的楼墙，配着朱红大柱子的前门，古意盎然的绿色琉璃瓦屋顶，镶着飞翘的檐角。点缀其上的几只白色鸽子，与湛蓝的天空遥相辉映，往往引得驻足凝望的我，心神迷离。

楼外的墙根边上种满了紫色的丁香花树，素淡雅逸，锦团簇拥。推开妈妈办公室的窗子，幽沁的暗香便夹着春天的气息挤了进来。

大楼里冬暖夏凉。烈日袭人的三伏天，被晒得焦躁不安的人们一走进楼道，便觉出一种脱胎换骨的清心气爽。小孩子们喜欢甩掉凉鞋，光着脚丫在走廊光滑的花纹大理石板上奔跑，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来转去。

妈妈在医学院教生物化学。给学生们上课需要小动物做实验，通常情况下是用小老鼠，偶而也会用兔子。兔子实验课一结束，平日里静悄悄的走廊就变得热闹起来，同事们把孩子都早早地接了来，令人翘首以待的“兔肉会餐”，在孩子们嘻戏的喧哗声中拉开了序幕。在那个物质奇缺，娱乐贫乏的年代，难得的兔肉大餐是人们单调生活中的一道旖旎风景。

汪叔叔是科里的实验员，他的头发卷卷的，总是乱糟糟的。科里二十几号人唯有汪叔叔没上过大学，但他却是大家眼里的“万事通”。什么东西坏了，经汪叔叔的手一捣鼓，十有八九又能派上用场。炖兔子肉这活儿自然是非他莫属，剥皮去毛，清洗内脏，爆炒烧炖，不一会儿的功夫，扑鼻的肉香便把小馋虫们一个个地全吸引到大锅边上去了。

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我除了眼睛盯着锅里的兔子肉，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愿望。我从小不认生，特别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超级大方，喜欢唱歌，表现欲极强。尤其像这种人多的场合，总会眼巴巴地渴望有谁能叫我唱歌。一般来说这个小心思都会得到满足，大人们吃得开心，聊得上劲，也需要小孩子助兴。只要有人吆喝一声：北雁，给大家唱支歌吧。我保准会往屋中央一站，立马开唱。

我唱得认真卖力，唱完一首，马上接着唱第二首，哈，好不容易抓到的露脸机会，决不能轻易放过。可惜自打我记事起，文革就开始了，会唱的歌除了几首语录歌，就是《红梅赞》。我把自己会唱的那几首歌，翻过来倒过去地唱，最后看到实在没人想听了，还会不知趣地跑去拉住妈妈的衣角央求：我可以再唱一个吗？

到了该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爸爸妈妈被下放到北大荒的一个偏远的小山庄。

我仍然爱唱歌，无论是样板戏还是电影插曲，不管唱得对还是错，都敢哼上几句。

我家住在爸妈工作的公社卫生院附近，站在家门口就能瞅见卫生院的土坯墙。妈妈原本是医学院附属大学的教师，到了小山村，只能在药房工作。药房里有葡萄糖水喝，还有酸楂丸、维生素粒吃，所以，我有事儿没事儿的总想着往那儿跑。

那天，我刚迈进卫生院的大门，便听到有人在喊什么。声音是从右侧那排平房传过来的。寻声望去，一个男人正从一扇敞开的窗户里探出身子，朝我招手，那意思是叫我过去。我并不认识他，那排平房是病人住院区，我猜想他是住院的患者。出于好奇，我走了过去。

他看上去二十多岁，皮肤微黑，眉目俊朗，戴着一顶军帽。我探头往窗子里瞧，瞥见一位方脸盘的中年汉子，坐在床边，嘴唇厚厚的，神情漠然。

戴军帽的人开头说的是什么，没印象了，只记得我很快就喜欢上他了。想来是因为他样子极其和善，令我戒意全无，易生好感。后来他说，要教我唱歌，是《大红枣儿甜又香》。彩色宽银幕故事片《红色娘子军》放映后，《大红枣儿甜又香》脍炙人口，但我还不会唱，正愁着没地儿去学呢。

“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人尝一尝……”两个人，一个窗里，一个窗外，他唱一句，我跟一句。歌儿学会了，我们俩也成了朋友。他告诉我，他叫郭德水。

回到家，我得意地唱给妈妈听，并说是一个叫郭德水的人教的。没想到妈妈却说：以后不许去找郭德水。为什么？我一再追问，可她不肯说。心中纵有百般不愿，但妈妈的“指令”是不敢违抗的。

弟弟那会儿两岁多，大眼睛毛茸茸的，人见人爱。邻居和卫生院的同事们有时会抱他出去玩，家里人对此习以为常。不知怎么搞的，弟弟那天被郭德水给抱走了。妈妈闻信，大惊，带着我到处找寻。最后终于在公社的小卖部里找到了他们，郭德水正在给弟弟买饼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了实情。原来，郭德水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他那次住院就是因为犯病时用菜刀把自己的“命根子”给喀嚓了。那个方脸汉子是他的看护。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为弟弟捏把汗，我就这么一个弟弟，我们家还指望着他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呢。

郭德水善良聪明，潇洒帅气。后来病治好了，结了婚，还生了个小孩。

上小学三年级那阵子，农村普及样板戏的热潮空前火爆，连我三岁的弟弟都会找根树杈当马骑，摆个打虎上山的姿势。文艺宣传队如“雨后春笋”，几乎每个公社都组织排演样板戏。我们公社准备上演的是《红灯记》和《沙家浜》选场，我常挤在人群里看排练。

班主任崔老师是宣传队的骨干，崔老师饰演《沙家浜》里的刁德一。他的脸挺白挺长的，很适合演刁德一。崔老师会拉二胡，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的字写得像书店里卖的字帖。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宣传队要找一个小孩在大人演节目时穿插一段清唱。或许他们认为这样演出的形式会活泼新颖吧。崔老师推荐了我，因为我在小孩宣传队里演过小常宝。他说，宣传队想让我演的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奶奶您听我说》（注：大人是整场演出，小孩是清唱选段。）

从一个看热闹的小孩子摇身一变为宣传队正式成员，大模大样地在排练场所进出，和那些大人们的待遇相同，这对九岁的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荣耀了。每天放了学，我就泡在宣传队里，在大人堆里钻来窜去，不到散场打烊是不会回家的。

第一次上台演唱的情形，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使我骤感压力倍增。眼睛被雪亮的大汽灯晃得厉害，耳朵也似乎听不清了，嗓子突然发涩，感觉自己发出的声音又细又干……

经历过了第一次，胆子就变大了，除了与大人们在舞台上亮相，也参加一些小型的接待活动。记得那次是从省城来了几位领导和医疗专家，公社在一间会议室里举行欢迎晚会。我选的歌是《送瘟神》，是毛主席的诗词，为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而作。

《送瘟神》的调子相当高，我仗着演过小常宝的底子，自信十足。舞台上的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翻了船。或许是开头的调子没起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反正唱到一半就卡壳了。我楞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会议室里爆起一片笑声，大人们被一个九岁小女孩稚嫩窘迫的憨相给逗笑了。我清楚那笑声里充满了善意，但娇傲的自尊还是被狠狠地刺了一下……现在回忆起来，欲是温馨四溢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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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对朋友们说：生命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是童年，尤其是从七岁到十一岁在农村的生活。每每回首，脑海里便是这样一幅画面：郎朗的晴空，灿烂的阳光，欢笑着的小女孩。

年轻时不懂事，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童年嘛，小孩子无忧无虑，自然会快乐。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增长，我逐渐明白：那快乐的源泉是父母的爱，与年龄地方无关。

在农村的四年，实际上是我父母精神上最为郁闷无望，生活上最为艰辛疲累的四年，但父母竭力给了我全部的爱和良好的成长环境。母亲总是说，无论如何，我会亲手把两个孩子带大，不会让你们离开我一天。五岁至十一岁，是一个人品格性情、思维方式成型的关键时期，我感觉自己很幸运。

谢谢你们-----我的父亲母亲！谨以此文，献给母亲八十岁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