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老舍的忌日，1966年8月24日被“西糾紅衛兵”迫害後自殺，至今不予調查

【公孫明按：周恩來於文革一開始就搞釜底抽薪式的破壞工作，密派葉劍英建立一個由高官子弟組成的”中央工作組“以及其後的“聯動”和“西糾“等的假紅衛兵破壞組織，並由鄧小平在前台利用劉少奇跟毛主席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大采其果子，進行對文革的醜化及破壞工作。從文革開始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周恩來一夥國際派都是跟毛主席站在對立面的。參考：“周恩來死斗毛澤東 – 兼論中共國際派與兩次懷仁堂事變”，http://blog.creaders.net/gongsunming/user_blog_diary.php?did=21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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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捨去世】1966年8月24日，中國著名作家、人民藝術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歲。他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副主席，代表作有《駱駝祥子》《茶館》《龍鬚溝》《四世同堂》等。

據浩然1998年12月9日口述說，老舍是被隸屬“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女八中的紅衛兵給批鬥後，才投湖自盡，詳見《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傳》，“老舍之死是市文聯‘文革’中最厲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沒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沒有人來問我”。

文革中瘋狂一時的“西糾”

“西糾”是文化大革命時“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簡稱，成立於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成員單位包括北京三中、紅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八中等31所中學紅衛兵組織，後來又１９所中學加入。

“西糾”成立的背景。

文革展開後，北京許多高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在劉少奇鄧小平的直接指揮下，通過工作組組織學校革委會、籌委會，代替了原來的學校組織，批判“彭羅陸揚”和彭真文革小組的《二月提綱》，破四舊，對高校的教職員工和與工作組對立的群眾學生展開批鬥。這種壓制群眾運動做法累積了許多矛盾，也受到了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批評。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毛澤東８月１日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態度和中央撤銷工作組的決定，使紅衛兵運動迅速發展起來。原來以幹部子弟為中心的紅衛兵受到了來自各方紅衛兵的挑戰，而譚力夫的“出身論”不僅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評，而且激起了平民紅衛兵的反對。紅衛兵開始出現矛盾、分化和混亂。這種情況下，以幹部子弟為中心的紅衛兵企圖繼續掌控紅衛兵運動，採取了成立糾察隊的辦法來扭轉局勢。

“西糾”的宗旨、職責和權力。

按照在北師大女附中集會聯名發表的《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宣告成立》，《宣言》：“西糾”是“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支持廣大紅衛兵造資產階級的反，為了更好地完成黨中央、毛主席和廣大工農兵群眾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糾察隊是紅衛兵自己的組織，他的成員是紅衛兵的優秀分子，中堅力量。糾察隊是革命的造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京部隊的親密戰友。糾察隊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隊。”“既是敢想、敢說，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鋒隊，又是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戰鬥隊。”

它職責和權利的是：1、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忠實執行毛澤東思想，熱情宣傳毛澤東思想，勇敢捍衛毛澤東思想。2、堅決地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3、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資和他們的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4、有權撤銷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5、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組織。6、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7、在其它各區糾察隊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暫由西城分隊代行保衛職權。
“西糾”由那些人組成骨幹力量。

司令是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兒子孔丹（北京四中革委會主任。此人是現今國企正部級中信集團董事長，據自己講是時任副主席的習同志親自談話任命），副司令為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北京八中校革委會主任。現多家公司董事長）和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北京六中。現天信公司董事長）。其它主要骨幹包括：牛皖平（北大附中）、於增壽（京工附中）、彭小蒙（清華附中）、卜大華（清華附中）、宮小吉（北大附中）、秦曉（現招商局董事長）、王向榮（四中）、趙勝利（北四中）、李三友（北四中）、周堅（北四中）、栗勝利（六中）、朱支前（六中）、徐文連、鄧榕（北師大女附中）、馬凱（北四中、這個不說大家也認識）、卜大華（清華附中）、牛皖平（北大附中）、駱小海（清華附中）、彭小蒙（清華附中）、張承志（清華附中）、陶正、郭冀豫等，後來的名人任志強、薛蠻子等也是成員之一。

西糾的政治取向。

“西糾”的政治取向從1966年9月4日“西糾”自辦的刊物中一篇《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可看出端倪，文中說：目前，正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洶湧澎湃之時，階級敵人颳起了一股黑風。他們也喊“造反”，也組織“造反隊”，但他們造的是無產階級之反。......他們甚至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們的革命老首長、老幹部。他們抄革命老首長的家，截革命老首長的車，咒罵革命老首長“生活腐化”、“養尊處優”，勒令“搬家”，“辭保姆”，打匿名電話進行威脅，等等。這是瘋狂的階級報復！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們革命的紅衛兵絕對不能容忍！絕對不能答應！！

問題再清楚不過，“西糾”雖然祭出了“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資和他們的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矛頭指向的是那些造當權派反的群眾力量。保護的是官員和兒女們的利益。他們賦予自己的職責和權利，不僅包括了有權撤銷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品和禁令、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組織。而且一些重要的國家機關和主要街道，都由他們代行保衛職權，成為權力極大的執法機構。

“西糾”都幹了些什麼。

“西糾”以通令的形式發布自己的主張，前後發了十幾篇著名的通令。通令的中心思想是堅持階級鬥爭理論，堅決造地、富、反、壞、右、資“黑六類”的反，宣揚血統論，保衛黨組織，保護老幹部，特別是把維護社會秩序作為主要任務，試圖對紅衛兵運動進行干預和指導。

他們打壓其它不同觀點的紅衛兵組織，迫害不同觀點的紅衛兵和知識分子。私設監獄，私設勞改所和刑堂，嚴刑拷打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紅衛兵群眾和所謂的“黑六類”。據《紅衛兵檔案》一書記載：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勞改所里，就打死、打傷致殘不少於200人。是揪斗、抄家、批鬥最殘酷的時期，許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被害或自殺，被後來稱之為“八月恐怖”。

著名劇作家白辛（1966年9月）、考古學家陳夢家（1966年9月）、人民日報編委兼文藝部主任陳笑雨（1966年8月）、歷史教授何基（1966年8月）、病理學家胡正祥（1966年８月）、教育家黃國璋（1966年9月）、愛國將領黃紹弦（1966年8月）、著名作家孔劂（1966年8月）、中共早期革命家李達（1966年8月）、著名記才劉克林（1966年8月）、昆蟲學教授陸進仁（1966年8月）、古典文學家席魯思（1966年９月）、地質學家謝家榮（1966年8月）、崑曲表演藝術家言慧珠（1966年9月）、著名指揮家楊家仁（1966年9月）、教育家余大因（1966年8月）、拍攝過開國大典的記者陳正清（1966年8月）、清華附中團委書記劉樹華（1966年8月）、著名的作家老舍（1966年8月）等等很多死亡案件都發生在這一時期。

它提出的打倒“黑六類”，抱括了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和階級敵人的子女，這種劃分遠遠超出了中央文革當時的打擊對象和範圍。而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僅八月底到九月初，就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殺。

他們還發布四號通令，把專政對象限令“掃地出門”，據官方統計，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轟回原籍。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雍文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總理為穩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中說，“從8月23日到9月9日，僅崇文區被迫搬遷出市區的就有4000餘人，隨遷的家屬6000多人。“

1966年9月25日葉劍英在接見北京十三個藝術院校團體部分師生代表講話時說：“在這次文化革命運動中紅衛兵樹立了不朽的功勳，例如北京市有一萬多黑戶。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誰都沒有進去過，一些壞人就是在裡頭搗鬼，公安局、司法人員沒有足夠的證據也不能抓。有個聖修小學是外國鬼子在我們中國搞了多少年，誰都不敢動它。紅衛兵小將們管你什麼法律不法律一掃而光。多少年來老大難問題紅衛兵解決了，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的黨，罵我們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這一回小將們就把他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周良霄、顧菊英《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

後來毛澤東知道後，說：“矛盾下放農村沒法安置，他不知道情況怎麼接收，接收了也沒法改造，要給其它單位，不要以鄰為壑！”這次離京才停了下來。顯然，這次驅趕行為既有主持中央工作負責人的責任，又有“西糾”的幫襯。

“西糾”的背後支持者是誰。

“西糾”的行為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對。1966年11月，時任文革組長的陳伯達帶着組員戚本禹、關鋒兩次到陳小魯任革委會主任的北京八中，批評“西糾”建立非法關押人的所謂“勞教所”是錯誤的。戚本禹訓斥稱“西糾是憲兵隊”，陳伯達明確建議“解散西糾”。江青則罵道：“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小傢伙……他們以貴族自居，以為血統高貴，盛氣凌人，什麼東西！”

8 月31 日,葉劍英在天安門城樓見到孔丹等“西糾”代表時，稱讚說“西糾”的“通令”寫得好。

譚震林1966年9月5日對農業大學黨委的指示中說：“要青年學生鬧一鬧，因為自1949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一下，怎麼能把那麼些壞人清出來呢？”

李先念9月17日晚7時半在其辦公室對24名糧食部人員的談話：“過去有好多問題,我們解決不了，這次群眾一起來就解決了。解放十幾年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服氣的。這次出現了紅衛兵，紅衛兵一起來，來個橫衝直闖，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這次資產階級服氣了(雖然心裡有些不滿)，資產階級才真正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這次把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掃了一下。要充分看到運動的成績。”（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西糾的通令據說很多出自李鐵手之稱的李三友（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之子）之手，有文章稱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電話給許明（西糾司令孔丹的母親，國務院副秘書長），問西糾是否有人輔導寫通令，許明當時矢口否認，只說改過二次。但《西城糾察隊的罪惡史》中透露，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手下要人李夢夫起草了《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員手冊》。還指出“西糾”宣言和第一號通令是石油部辦公廳主任宋惠所寫，和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親自指導寫了臭名遠揚的第十三號通令。

雖然沒有人承認，但“西糾”受到一些勢力的支持是肯定的。通過周榮鑫和許明的關係，國務院印刷了“西糾”6—13號通令，《首都紅衛兵糾察隊員守則》、《歌頌32111》、《做老紅軍的好後代》、《國慶獻辭》等。

有傳言“西糾”的後台包括賀龍（中央軍委副主席）、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雍文濤（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孔原、許明、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長）等。

對於周恩來，很多人認為前期支持，後來由於“西糾”鬧的太不象話才轉而支持打倒。很多跡象表明，周總理辦公室主任周榮鑫與“西糾”有脫不清的關係。不僅批撥了辦公地點作為糾察隊的總部，董良翮和陳曉魯都成了糾察隊和周恩來總理之間的聯繫人。在後來的語境裡，周恩來這樣做是利用“西糾”維持秩序和保護老幹部。但周恩來在“西糾”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後否認與“西糾”的關係。

“西糾”的滅亡。

1966年12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談會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勞教所”發生的暴力事件，她說：“西糾的大頭子叫孔丹，他父母有問題。周榮鑫也推脫不了責任。”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陳伯達發現六中勞教所的惡行之後，要求停辦“西糾“的《紅衛兵報》，他說：“你們的報要停辦了，（你們的行動）對你們的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報可以不辦。”
據《西糾黑幕》一書透露，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榮鑫提出過要解散西糾，周榮鑫當中央文革之面答應得很好，但西糾有人在十月底問他是否解散時，他卻不直接回答。

１９６６年12 月3 日，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外語學院少數派師生談話時說：糾察隊好像是管紅衛兵的，我建議取消。

1966 年12 月11 日，紅衛兵“三司”發布第五號通令《解散“糾察隊”》。通令說：“我們紅衛兵的各個組織完全是平等的！然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比仇視紅衛兵，他們陰謀組織御用“糾察隊”專門來“管”紅衛兵，把紅衛兵分為三六九等，利用紅衛兵打擊紅衛兵，企圖把紅衛兵扼殺在搖籃里，其狼子野心可謂恨毒！這些“糾察隊”，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骯髒產物，是鎮壓革命群眾的反動組織，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工具。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為保衛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為保衛偉大的統帥毛主席，為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特發出第五號通令：解散“糾察隊”！” 。

“此通令發出後，上述“糾察隊”中的一般人員應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現行反革命罪行的隊員，司法機關必須立即予以嚴肅處理。“

“此通令發出後，凡支持與縱容上述“糾察隊”的某些單位，不許再給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幫助，如交通工具等。哪個單位膽敢無視此通令，一意孤行，他們必將自食惡果。”

紅衛兵三司是以朱成昭（葉劍英女兒葉向真的情人，１９６７年被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逮捕）為司令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是北京六十多所大專院校的聯合體，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它既不同於保工作組和老幹部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第一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是譚力夫、汪延群、劉克府、劉濤、賀鵬飛等），也不同於保老幹部的首都紅衛兵（簡稱第二司令部，總指揮為周希漢之子周太安）。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團”（受中央文革支持的與“西糾”和“聯動”對立的中學紅衛兵聯合組織，總指揮是李東民，後來主導了“紅代會”，並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主持召開“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參加大會。大會發表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決議》提出：“西東糾察隊必須誠懇地、老老實實地向群眾檢討！”“徹底解散西東糾察隊！”“揪出西東糾察隊的後台！”活動三個多月的“西糾”終於在政治壓力下停止了活動。孔丹的母親許明當晚吃安眠藥自殺。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澤東就制止武鬥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裡我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鬥，因為武鬥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的這封信，應當是對“西糾”活動的最終認定。

對“西糾”的評價。

無論是中央文革還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開始對“西糾”都是支持的。1966 年12 月23 日，江青說：“西糾初期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後來被壞人操縱利用了。”1967 年4 月22 日,江青在接見“聯動”成員時說：“我們對西糾的評價，開始是有貢獻的,後來犯了錯誤,你們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來，有錯誤改了就好嘛。”

周總理也在一次會議上也說：“西糾開始很好，維護秩序，後來就大砍大殺，把六中變成了監獄，現在就成右派了。“

“西糾”成立的目的確實有維護秩序的意圖，然而他的這種維護秩序是打一派保一派。既制止了一些混亂，又造成了更大的混亂。他們的打家劫舍，比其它紅衛兵組織更殘酷更法西斯化。他們保當權派其實是挑戰毛澤東的打倒資產階級當權派理論和實踐，維護的是自己的利益。這種行為不僅背離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而且站到了大多數人的對立面。

“西糾”的平反。

1984年中央給“西糾”徹底平反了。平反文件認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後成立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和“首都中學紅衛兵連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為反動組織，許多成員受到關押審查和迫害。粉碎“四人幫”後，雖經北京市公安局於1979年7月進行了恢復平反，但由於當時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界限不清，以致有些人的問題至今未能妥善解決。”、“應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引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的《解放全人類》第三期文章：“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風從地洞吹了出來。西、東糾察隊成立了，這群可憐的老保，自從他們成立糾察隊那天起，就用盡了世界上最惡毒的語言，猖狂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他們拋出一連串所謂“通令”，大叫什麼要“保護老幹部”，什麼“黑五類狗崽子休想翻天”，什麼“外地來京學生馬上離開北京”等等，用以殘酷鎮壓革命造反派，一時間，妖魔亂舞，鬼哭狼嚎，他們妄圖用這股反革命的黑風保護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阻止革命滾滾向前，撲滅中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這關鍵的時刻，又是首都兵團首當其衝，冒着生命危險，挺身而出，大造西糾所謂“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氣魄痛斥他們的“通令”，一針見血地指出，發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熱衷於特權地位的混蛋們的把戲，發通令的一幫子保爹保媽派，完全是出自保護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卑鄙用心，企圖鎮壓革命運動。“

抄家、刑訊、屠殺、驅逐以及瘋狂的“破四舊”，是“西糾”身上的典型符號，由此帶來的是無數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壞。他們根本不是維持秩序，而是為了維護自己利益的法西斯專政。他們的行為沒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義性，而是用殘暴的手段實行白色恐怖。按現代來定義的話，他們很多人的行為並不是反革命，而是恐怖主義分子。

這種殘暴且血債纍纍的政治流氓貴族組織卻獲得了胡耀邦的徹底平反，現代政治的可笑之處莫過如.   201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