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叛党投苏反革命林彪鸣冤不得我心 |
| 送交者: Pascal 2016年08月22日15:45:48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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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党投苏 死有余辜 江青—巍峨挺拔 苍茫劲松
秋石客原名刘向东。文革初务过一年农，接着在某军工厂当二年工人、上大学 三年半、十三年教师，改革开放后则在深圳工作十四年，现已专门写作。主要 从事国际共运失败原因及修补的研究，在网络上有网络思想家等称谓。 为林彪翻案是不得人心的——评《炎黄春秋》所刊《我写林彪传的遭遇》时间：2013-05-28 12:19:03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秋石 点击：3120
就在笔者查阅、比对史料，撰写《千古奇冤，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铁证如山——评<炎黄春秋>所刊<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的辩诬文章时，却又读到了紧随其后的2013年第3期《炎黄春秋》所刊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原文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1579063.html）。较之2004年第10期所刊由陈敏撰写的《抗战时期的外交战场》一文为日寇制造皇姑屯血腥爆炸案翻案，以及2013年第2期由“小朝整理”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为蒋介石开脱罪责，诬指毛泽东、党中央是这起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的“主要责任”者，本期刊发的由刘家驹撰写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公然赤裸裸地高高扬起为在“文革”中大肆推行法西斯暴政手段的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翻案的旗帜!从而一举完成了为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头号仇敌日本军国主义翻案，为历史上那个大敌当前一再高调宣布“攘外必先安内”媚日剿共内战政策，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鲜血，发动皖南事变，致7000余名新四军抗日热血儿女死于同室操戈非命的蒋介石开脱罪责，以及把八亿中国人民推向“全民内战”深渊的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全面翻案的全过程。 本文伊始，笔者仍然是一言以蔽之：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窥其《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作者赤裸裸地这样向读者告白——当然，也可以视作为是不惜与国家大法相对抗、拍板决定刊发这篇前所未有邪文的《炎黄春秋》杂志的决策者们的告白： ……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证明了林立果的“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作者还有恃无恐地这样写道：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些真情。…… 作者进一步介绍道： ……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变故，以及今天的认识。 紧接上文，作者干脆闭塞起双眼，胡乱杜撰一气，写下了一个与现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在笔者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错误论述逐一批驳前，先替该文作者纠正几个明显的史实错误，或者称之谓作者信笔杜撰的莫须有也可。 其一，曰之：“十恶不赦”。 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 因为，除民间对林彪推行的假、大、空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大搞个人崇拜，乃至实施暗杀、爆炸计划的法西斯阴谋伎俩，以惯有的愤怒言辞予以痛斥外，尚无见有那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对其有过“十恶不赦”的评价，连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地利用林彪的毛泽东，还有周恩来等，至今，我们也从无见之他们口中有过这样的说辞。恰恰相反，周恩来在指导(当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同意下发的)制订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布林彪叛逃及实施一系列反人民反党反革命事件真相的“中发”1971年第57号文件中，还强调了这么一句话：鉴于历史上林彪对人民有功……(笔者凭42年前听宣读中发57号文件的记忆)。 在这里，我们不妨听一听“文革”前夕被林彪最早打倒的另一位老革命家杨尚昆同志(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那个“政变经”的讲话，就诬指了杨尚昆同志在毛泽东身边搞特务活动和图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来是怎样评价林彪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叶，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领受了拍摄四十年前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三大战役的《大决战》的巨片。但是，摆在编导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写三大战役根本绕不开林彪这个人物!而写呢，却又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与麻烦…… 这事被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年和林彪并肩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又一同列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杨尚昆同志知道后，很快作出了重要指示。杨尚昆同志的这个被《大决战》的编导们称之为“及时雨”的重要指示，这样强调道：剧中一定要有林彪，如果不写林彪，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 杨尚昆同志的重要指示，对于整个影片真实地反映林彪，完整地反映三大战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仇将恩报”的高风亮节，和一贯坚持的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难道不值得《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深刻检讨一下自己27年来错误、偏执的作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否符合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意愿…… 其二，曰之：“2011年9月初，我们在北京郊区召开了‘九一三’事件40周年反思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 上述这个表述，既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又是一个莫须有的用词! “当事人”? 什么“当事人”? 林彪、叶群、林立果背叛人民、背叛祖国，早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且是被焚烧得面目全非，四肢不全;而其他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度过余生后，也一个个地化作了一堆骨灰，请问：何来的“当事人”? 其三，曰之：“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但在去年，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北京‘九一三’事件反思会的消息后，国内的批林即刻销声。” 上述，更是一个丝毫不加掩饰赤裸裸的莫须有的表述。 请问，历史上有过“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的惯例吗? 没有! 压根没有! 甭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类的“革命”，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的这三十五年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这十三年;就是林彪一伙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到他们“文革”初期的同伙“四人帮”被彻底粉碎的五年间，虽有一段时间党中央部署的认识林彪真面目的全国规模自上而下的批林运动，但也从来不曾形成过这个类似《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杜撰的这个所谓“历年9月”的“例行”。查一查自“文革”以来一直存在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首都三大媒体就清楚了。倒是一拨又一拨的老革命家、老将军，以及研究那一段历史的学者、专家，每每论述“文革”十年浩劫，无不义愤填膺声讨、谴责林彪、“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而且日趋理性：既注意到历史上的林彪为人民为新中国建立的不朽功勋，又注意到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林彪演变，乃至堕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发表的一些文章同样如此。至少，自“文革”结束以来的这近四十年间，都从来不曾出现过《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笔下杜撰的“历年9月，国内官报都要例行组织批林的文章”的说法。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之所以要杜撰出这一类历史上并不存在过的“事实”，亦即谎言，其用心可谓用心良苦：一为蒙蔽、误导不明真相的后来人，进而达到搞乱整个历史的目的;二则乃系壮胆，壮“我们”这些所谓的“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区区一干人的胆。
历史上的林彪战功卓著，“文革”所为却是罄竹难书 人之初，性本善。 人一生下来，是根本分辨不出日后他是成为一个好人呢，还是一个坏人的。同样，躺在襁褓里的婴儿，也根本分辨不出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啥子样子。 林彪十六、七岁那年脱离家门入黄埔军校四期，后入铁军叶挺部任排、连长，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年纪轻轻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红军的领导岗位。1934年10月，27岁的他带着他的红一军团参加了中央红军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间，还列席了著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未来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遵义会议。“七七”卢沟桥全面抗战爆发才两个月，由他担纲师长的八路军第115师取得了华北战场的第一大胜仗——平型关大捷：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附近的老爷庙一线，与骄横不可一世由东北到华北自称所向披靡的日寇劲旅板垣征四郎师团交战，以歼灭日寇1300余、击毁汽车百余、缴获大量辎重武器的辉煌战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进一步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提高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的同时，也为整个国民政府军队刮目相看。1937年10月17日，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宗逊)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要知道，打胜全面抗战第一仗的指挥员林彪，那一年还不过30岁哪!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林彪指挥着他的整个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当然也有败仗，但是胜仗居多)，居然把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中央军给消灭了一干二净，取得了东北全境的完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面积解放区，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是平津战役的出色指挥，打中原打武汉，直至解放海南岛，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 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这位立有赫赫战功的将军。于是，便有了1955年9月2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关于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通过的决议中，给予了他高人一头的显赫地位：十大元帅中，继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国防部长之后位居第三的大元帅。连早年参加过蔡锷将军领导的讨伐窃国卖国大盗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的著名将领、比他大十五岁的刘伯承，也只能屈居其下。要知道，刘伯承元帅参加护国战争时，他林彪还是一个光腚娃娃呢! 在1958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又一次得到荣升：成为最高核心层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副主席。 之后，由不正常的气候，以及林彪本人的一系列不正常举止，使林彪登上了不正常的巅峰：在1966年8月12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林彪一跃成为老二，成为了实际上的唯一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在三年后的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在被选为唯一一位党中央副主席的同时，还给荒谬地写进了党章。 然而，人是要变的，也是会变的。昔日的常胜将军林彪就是这会变、要变的人中的一个佼佼者：从一个对党对新中国对人民立有不朽功勋的领导人、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臭名昭著的阴谋家、野心家，和一位未遂的窃国大盗和货真价值的叛国者。笔者认为，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他林彪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变之前，林彪是一个革命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故而，笔者认为他虽非“十恶不赦”，然却是“罄竹难书”的阴谋家、野心家、叛国者的原因所在。 在其“罄竹难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叶)之前，林彪的蜕变已经有了某种迹象：厌世、贪图享受、精神颓变。比如，早在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将侵略战火扩大至中朝边境鸭绿江时，毛泽东、党中央寄厚望于他这个常胜将军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可他却称病躲在了一边，与一、二年前的东北战场、平津战场和华南战场上令百万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畏如猛虎的那个赫赫有名的林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不光明正大，见风使舵，擅长权术大搞个人崇拜，是林彪自1959年起至1971年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大漠其生命最后12年与众不同的手段与表现。 1959年7—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彭德怀同志要求纠左的3000字意见信，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把原定会议的纠左和承担前一年盲目开展大跃进和推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引向了反左，即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问题。在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抢先第一个发言。发言中他凭空指责彭德怀想当大英雄，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还说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的结论是：从长远来说他(彭德怀)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在林彪摇唇鼓舌下，包括多名常委的发言都给彭德怀扣上了有篡党思想的大帽子。 而在同一段时间林彪所记的笔记中，林彪对毛泽东推行的“大跃进”却有着非常到位的近乎严厉的批评。林彪这样写道：毛泽东在干劲问题上持“不正确看法”，北戴河会议后“全左”;“大跃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炼钢铁出废品，是不讲成本，不惜人力“猛搞”的蚀本生意;今后应提“好省多快”，在“好省”基础上“求快”，现在是本末倒置。笔记中，林彪还认为脱离实际的抽象派是“只凭幻想而来”。 然而，林彪在一些公开场合采取的手段与做法，弃自己心中的真实的认识于一边，反其道而行之，昧着一个做人的良心，昧着一个老革命、老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党性原则，在迎合毛泽东同志推行“左”的同时，施行更多更疯狂的“左”——极“左”! 读着林彪当年的那个符合历史真实的笔记，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其在公共场合所作的那些慷慨激昂的表态发言，其惯于见风使舵的阴谋家两面派嘴脸，则昭然若揭于天下。在这里，结合他在“文革”初声嘶力竭鼓吹、大行个人崇拜的做法，与他们在谋求取代毛泽东地位的阴谋惨败后所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充溢着法西斯血腥味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毛泽东同志近乎丧心病狂的一个又一个的恶毒污蔑攻击——所有这些恶毒污蔑攻击的内容，既有他林彪对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主张与做法丧失理智(或叫做别有用心也可)的强劲附和，更有他林彪本人无视毛泽东的初衷和再三反对，以及愤怒的谴责，不遗余力鼓吹及推行的诸如“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军内一小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及与江青勾结，搞乱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发动的“全民内战”等等。…… 如何正确并完整地辨识林彪的真实面目，特别是如何解读经林彪授意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实质，我们可以从邓小平同志的多次讲话中找到答案。诚如“四人帮”一伙将林彪的极“左”蓄意指鹿为马的极右一样，林彪是用极“左”批“左”!其本质，其核心，在于最终服务于他的篡党夺权的阴谋的实现。 1962年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宗旨是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发扬党内民主。然而，面对这一宗旨，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反其道而行的同时推行个人崇拜。在1月29日举行的大会上，林彪发言说：三年来，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这个方面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他用极其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和唯心论的语言、煽动道：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小得多，弯路也会少走得多。 从上述两个发言的核心内容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在中共高层中，林彪是最早推行唯心论和个人崇拜的人，也难怪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在一再偏面强调、推行“突出政治”、“政治压倒一切”方针的同时，会狂热地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类不着边际的口号。林彪还竭力鼓吹：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然而，在现实中，林彪本人却又不听，甚至连毛泽东再三强调的话，他也不听，不光不听，而且还偏要开顶风船。——在1966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上，针对林彪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极端提法，毛泽东告诫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然而，林彪还是不听，而且越演越烈，于随后不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给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搞阴谋诡计，给他人冠以莫须有的“事实”与罪名，进而达到诬陷、打倒他人的目的，是林彪及其同伙惯用的一种手段。1965年12月发生的林彪诬陷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件，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件，其起因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微词甚多，而且还一再拒绝林彪的拉拢，并同另一位军委副主席贺龙一起与其针锋相对，搞军队练兵大比武，从而触犯了林彪，为林彪切齿忌恨。于是，经林彪与其妻叶群的授意，早已投靠林彪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海军副司令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同年11月30日，叶群怀揣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以及由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蓄意泡制的诬陷罗瑞卿的11份资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 八面玲珑，善于观风使舵的林彪唆使老婆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是投毛泽东之担忧：在这之前二、三个月前，亦即1965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本该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以及批准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而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突然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以及询问“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的发问。毛泽东的这个判断，给一直生活在阴影中的林彪造成了可乘之机：清除军队内不听他的话，不与他一起推行假、大、空的“突出政治”的高级将领，以最终形成一个以当年四野将领为核心的清一色林家铺子。 在叶群手持林彪亲笔信飞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的所谓“罪状”之后不到十天，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自杭州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然在会上分三次作了长达近十个小时的发言，发言中，叶群绘声绘色地捏造事实，诬说罗瑞卿如何逼迫长期脱离一线工作及养病中的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更为恶毒的一招是，叶群进一步挑拨说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着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正是在林彪及叶群的诬陷下，于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1965年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却无缘出席会议进行申辩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先是被靠边站，继而被隔离审查，成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被第一个打倒的党、军队、国家核心层的领导干部。这不能不说这是林彪最早实施篡党夺权阴谋迈出的重要一步。 仅仅相隔半年，1966年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先是在发言中诬陷存在着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诬指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发言后，上述四人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进而被打倒，关进监狱。在5月18日举行的会议上，林彪再度发言，而且这次是长篇发言。在突出地一一列举了长长一串，所谓古往今来的中外政变案例之后，林彪强调指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还骇人听闻地说道：“最近有许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党夺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个以“政变经”和推行极端个人崇拜为核心的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并使得已经存在的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泛滥起来。随之全面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令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进而被关押。 对待林彪的这个别有用心的长篇大论的中外“政变经”，及其掀起的狂热个人崇拜运动，应当说，在一开始，毛泽东的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在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过去22天后，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老朋友、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长时间谈话中，论及人的死亡与接班人的问题时，毛泽东展示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胸怀：“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还话中有话地告诉胡志明：“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一个月后，1966年7月8日在武汉，依据前些日子在湖南韶山滴水洞的多日思考，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专程赶往大连，向在那里休养的林彪讲述了信中的内容——实际上是针对林彪5月18日所作的那个“政变经”提出告诫的，毛泽东这样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唯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尽管受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向林彪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告诫，可是林彪根本不往心里去，不但没往心里去，相反更加变本加厉，直至在“八·三一”首都150万红卫兵和群众大会上泡制出把毛泽东推向云端的“四个伟人”。 毛泽东的“唯心地同意别人”，虽说是“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然而，正是这个“唯心”，怂恿了林彪的极端主义，加快了林彪野心的膨胀，最终在将自己拖得筋疲力尽的同时，也把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导致了长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一场地地道道的浩劫。 8月8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声称要“弄的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他还提出了搞文化大革命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全面泛滥。 1967年7月27日，在江青煽动造反派，正式提出导致全民内战的“文政武卫”口号五天后，林彪主持会议，针对所谓武汉的“右派”百万雄师组织不满江青团伙、极左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力关于“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的定论，拥进军区大院的事件，先行在内部撤销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他还公然号召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的“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不仅将地方上泛滥到极致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这股祸水引入到军队内部，而且也是为实现自己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阴谋铺平道路——乘机在军队内部清除不听自己话的众多“异己力量”。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在军队内部出现严重派性的同时，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血计事件频乃发生，也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有些地区，如四川、河北、河南及广西一些地区，在林彪自我爆炸三、四年后，“四人帮”行将覆没的1975、1976年，两派武斗依然不断。 1968年3月，林彪伙同江青搞突然袭击，把他心目中的三个军内政治异己，也是长期以来深得毛泽东信任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突然袭击，将他们打倒并关押。 在1968年10月下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期，林彪伙同江青重翻两年前抵制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踢开党委闹革命、破坏国民经济，但被毛泽东保护没有被打倒，仍出席这次全会的所谓“二月逆流干将”的几位元帅的老账，并对他们展开猛烈的批判，煽动一些人在分组会上对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等人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的讲话中为之上纲上线，将所谓“二月逆流”定性为“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等等。由于毛泽东在随后的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作出了几位老帅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的表现与活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的结论，林彪与康生江青一伙试图打倒这几位老帅的阴谋，包括编一本供不久后召开的“九大”与会人员使用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材料计划，也因为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才不能得逞。 次年3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不仅如此，还提出“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 仅仅相隔七天，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预备工作时，还特地把当时给下放到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参加，并再次重申：“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从而从根本上挫败了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一些人不将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领导岗位的阴谋。 然而，林彪欲图谋取更大利益，乃至试图取代毛泽东发号施令的野心却在日益膨胀，乃至不惜与毛泽东直接抗衡。 就在“九大”闭幕，被法定为党中央唯一副主席，同时被荒谬地写进党章(始作俑者为江青)成为毛泽东唯一接班人之后不足半年的光景，1969年10月18日(这一天为星期六)，因预防“苏修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的“紧急战备”名义，刚刚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的林彪，在事先不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示报告及批准的情况下，向在北京的铁杆亲信、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防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而且，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直到这个所谓的“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向全军发出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越权事件，。据汪东兴同志后来回忆，在武汉的毛泽东阅后，愤怒地自己划燃火柴把这个传阅件烧掉了。只是由于汪东兴的疾速劝阻，才使这个传阅件的信封得以保留，以而为历史保存了林彪最早实施篡党夺权阴谋的计划的罪证。 之后，又是一个不到半年时间的光景，林彪再次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越轨举止。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经长期考虑，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并且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提议在当日晚上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同志作了正式传达。然而，留在苏州的林彪于次日让叶群转告：“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中旬，毛泽东再次重申：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了随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然而，林彪却让秘书电告毛泽东秘书说：“林副主席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4月11日夜，林彪不顾毛泽东的再三明确表态，致电政治局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次日，4月12日，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4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的这个无比强硬的表态，却仍然不能使林彪设国家主席的梦想由此却步。5月中旬，林彪授意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求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继续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就是要将毛泽东放在火上烤，以图自己的“名正言顺”，直至取代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同年7月，叶群在同吴法宪私下里的谈话中，才一语道破了天机：“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无论毛泽东怎样表态和对其规劝，可是林彪欲图篡党夺权，当国家主席的愿望，一天也没有消停过，及至到了1971年8月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竟然到了不择手段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表示不作发言的林彪突然拿出一份讲稿，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讲话的重点是就修改宪法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问题：“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国家元首”，就是要设国家主席。林彪还着重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在林彪讲完后，作为常委的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还进一步点明林彪讲话的主题：“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当晚，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亲信吴法宪提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要求重新播放林彪的讲话录音，并获得了通过。在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后，林彪兴奋之余派老婆叶群和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了吴法宪，称其又立了大功。 至夜，根据林彪、叶群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会同吴法宪整理出了一份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在次日中午打印完毕。与此同时，为抢班夺权，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原宪法修改草案因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空缺)。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私下里进行的。在随后几天的会议进程中，林彪亲信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手持他们预先准备的“天才”语录，在各大组会议上作煽动性发言，并表示要揪出反对设国家主席的“坏人”。 8月25日下午，有所察觉的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议程。并且十分强硬地宣布道：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当讲到“反正我不当!”时，毛泽东冲着林彪补充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还气鼓鼓地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并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讨，从而给了林彪以沉重致命的一击。但林彪在私下里却对抗毛泽东的批评，针对周恩来责成闹的最凶的吴法宪检讨时，林彪却给吴法宪打气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 回到北京后，在林彪的授意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批评并责令“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聚集在毛家湾林彪叶群家，叶群为他们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吴法宪的问题，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 实际上，林彪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在其阴暗至极的内心深处，他的最大愿望，或是提前接班，或是抢班夺权。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认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会议主旨是九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讨论修改宪法，而林彪的设立国家主席的构想，则是成了他和他的同伙们出席九届二中全会要实现的唯一的目标。现在，在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强硬回应和陈伯达迅速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想当国家主席的愿望，也如一枕黄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此时此刻，他内心的失望与仇恨，到达了顶点。因而，林彪不仅不会认错与改邪归正，而且，他也根本不允许手下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认错。就在这么一个个人野心膨胀到极点，而毛泽东又对陈伯达、吴法宪欲图“炸平庐山”的闹剧一追到底的关头，一不作，二不休，林彪怂恿自己的儿子、年仅25岁的林立果在空军里挟天子以令诸侯，直至在他的首肯下，订立一个实施杀气腾腾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为兑现林彪窃取党、军队、国家最高权力为最终目标服务的法西斯武装军人组织“联合舰队”。 在这期间，当着外国贵宾的面，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林彪上演了两出欲图致毛泽东脸上无光的“溜剧”。一出是在1971年5月1日的晚上，由于对在这之前开了半个月的批陈(伯达)整风会议极为愤怒(在北京举行，共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九十九人到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和对批陈不力，同时也听取了他们所作的检讨)，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一脸的沮丧，始终不与毛泽东讲话，连个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短短几分钟，便当着同桌的毛泽东和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面，便不辞而别了。以致于连新闻记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另一次是在一个月后，1971年6月3日，这也是九大通过的党章为之法定的毛泽东唯一接班人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一天，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赛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对庐山会议上被批判的错误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 毛泽东在和齐奥赛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缓缓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的目光划过林彪的脸，林彪好像没有听见，仍不言语。毛泽东提高嗓门说：“赫鲁晓夫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是他作为毛的接班人的资本。毛泽东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不仅林彪，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放风”的习惯，其后如何，可想而知。 没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房间，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颇感奇怪地望着林彪。他本来就身材瘦小，再一蜷缩，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不动声色，依然谈笑风生。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房间，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则开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当塞外秋风再起的时候，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则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为之大衰。 1971年8月15日，在久候林彪认错转变立场无果失却信心的情况下，毛泽东离京南巡。而林彪与叶群早在七月初就去了北戴河。在北戴河，林彪一直呆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暴露并彻底被挫败，于九月十二日午夜仓皇出逃为止。在南巡的20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的主要负责人，就庐山会议前后发生的一切进行未雨绸缪的谈话。针对林彪不顾一切推行个人崇拜，鼓吹“天才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那个事先不经通报，违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的议程，顽固坚持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突兀发言;黄、吴、叶、李、邱拒绝作认真深刻检讨;以及林彪让自己老婆叶群担任自己办公室主任，及吴法宪等人在空军吹捧林立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直截了当的点名批评。于是，便有了在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要点后，于九月八日林彪向法西斯小舰队写下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紧随其后的是林立果制定的在杭州、上海、苏州硕放等地，动用火焰喷射器、火箭筒、炸药、强击机等各种武器装备袭击炸毁毛泽东专列，以及用武器手段“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军队、国家领导人等。只是由于富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察觉后，迅速调整行程与计划，才得以幸免于难。 动用重武器暗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动武装叛乱，另立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试问，这不是法西斯暴动又是什么?若论林彪的真正的十恶不赦，自1970年8月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直至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大漠中，这一段时间的林彪的表现，真是罄竹难书啊!他们的这一系列作为，与今日横行世界各地臭名昭著的那些个极端组织，又有什么两样呢? 密谋动用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恶计划因毛泽东的察觉，周恩来紧追不舍的查问而告失败。紧接着，又因为自己的亲生女儿林立衡大义灭亲向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举报，再次导致周恩来连夜追查林彪三叉戟座机的动向，遂惊恐万状窜向山海关机场强行登机出逃苏联。途中因油料耗尽，匆忙起飞的三叉戟在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飞抵蒙古温都尔汗沙漠上空时试图强行降落坠毁，被烧个面目全非，命丧黄泉。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叛逃飞越出国境的过程中，周恩来还请空军调度员用无线电不断地向林彪乘坐的这架飞机呼叫，敦请林彪飞回来。并且仁至义尽地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给予回答。 这，就是阴谋诡计要尽的林彪自绝于党，自觉于人民，在生命最后关头的“出色”表现，同时，他也彻底背叛了自己前半世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与英名。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座机飞越中蒙边境上空，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说出两个字：“叛徒”。 比对林彪、林立果父子一伙动用包括战斗机在内的各类重武器，丧心病狂地欲图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毛泽东对仓皇出逃的林彪可谓一让再让，仁至义尽，表现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领袖的宽广胸怀：当时受周恩来指派在空军司令部坐镇压阵的李德生通过专线电话，不断地将林彪所乘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报告。当飞机起飞三十多分钟后已飞达中蒙边境时，李德生焦急万分地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即是否派战机拦截时，周恩来回答他，已经请示了毛泽东，“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恩来同样如此。 林彪自我爆炸一个月后，周恩来在广州回答为什么不把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代?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 对于林彪如此，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急先锋、暗杀与武装暴乱的前台总指挥、林彪之子林立果等人一手泡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由于其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且用词十分恶毒，有不少内容还似乎顺应了“民心”：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五七”干校劳动等的指责与攻击，但毛泽东看后却力排众议，作出了一个极其不利于自己的决定，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不仅如此，他还主张道：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要知道，当初是毛泽东一手提拔林彪的呀!林彪的背叛与对他的杀害计划，林彪的出逃，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也是对他脸面最大的抹黑。可他依然这么做了，而且还毫不顾忌全国人民因此而引发的对他毛泽东本人的非议。 “林彪反革命集团根本不存在”吗?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它无情地折射出了林彪，与其一手扶植、卵翼下的参与试图篡党夺权阴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五位大将，以及林立果和聚集在林立果周围效忠、听命于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那伙亡命之徒，其在短短两、三年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有力地表明，这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集团，也是自1945年希特勒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彻底溃败以来世界上最为凶恶、残忍的法西斯团伙之一。
林立果小舰队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徒
在《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作者继为林彪翻案后，其有关无罪的推断，不仅进一步扩大到了林彪的同伙，甚至为中国现代史上继国民党军统之后的又一个法西斯团伙、《“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林彪之子林立果非法组织的小舰队(即《“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那个负有暗杀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武装暴乱使命的联合舰队)进行“正名”，谓之：“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 为辅佐林彪实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最终目的，搞暗杀，且要暗杀的目标，又是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军队的核心领导成员，发动武装暴乱——一整套赤裸裸的法西斯政变计划，……这样一个“纪要”，这么一伙人，在《炎黄春秋》与该文作者的眼中，竟然给演绎成了“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莫非世道又要变了? 下面，笔者不加评论地介绍一下这个小舰队负责人林立果及由其一手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武装政变计划，以及在1971年9月初毛泽东南巡杭州、上海时，这个联合舰队欲图实施的武装暗杀计划，供读者们参考、分析，以明辨是非(所有内容已经在1971年11月—12月间由中共中央下达的57号文件进行了全民传达，笔者至今记忆犹新。近日又核对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等权威文献资料)。 林立果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于1967年特批入伍，旋被安排在林彪亲信吴法宪掌控的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后经吴法宪介绍入党(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儿子，在校期间未被接纳入党，在当时的领导人子女中，可见表现过于一般)。两年后的1969年10月，吴法宪任命年仅25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其职级为正师或副军。不仅如此，投靠林彪心切的吴法宪，竟然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不久，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组成“调研小组”，受到林彪的接见。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为“联合舰队”，为此，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1971年2月，林立果到苏州，与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窜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同年三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受命后，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等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于三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草稿。其中的“五七一”系“武起义”的谐音，亦即武装起义的寓意。这个名词为林立果所确定。该《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了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导弹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实现“夺取全国政权”或形成“割据局面”，并提出“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根据《纪要》中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与安排，1971年的三、四月间，林立果还直接部署了南京(由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负责)、上海(由驻沪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负责)和杭州(由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三地的联络班子。由因在南京军区制造动乱，早在1968年4月被免职的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负总责。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在林立果指挥下，广州、上海等地还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宣誓“效忠”林彪和林立果，抓紧进行有关特种技能的训练。以“教导队”为例，是在1971年4月9日由林立果、江腾蛟策划秘密成立的一个武装组织。 “教导队”由王维国在上海空军主持组建、直接指挥，队员必须严格经过挑选，条件是：必须坚信林副部长，对林副主席、林副部长无限忠诚，身体强壮，身高1.70米左右。并规定：凡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藉的战士，一律不入选;高级干部子弟或同高干子弟有联系者，一律不收。每人配长短枪各一支，平时训练除一般科目外，还进行各种汽车的驾驶、登高、巷战及格斗演练。要求全国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 “教导队”以对林彪和林立果的效忠作为政治训练的中心，要求队员“做到对林彪和林立果的两个誓死捍卫。” 在1971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有99人到会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面对周恩来明确指出黄永胜等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和示意林彪到会讲话的情况下，林彪却对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表示“坚决不讲”，同时拒绝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深感危险正在逼近的林彪一伙以沉默的方式进行顽抗，而林立果则与其“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经过研究，决定“加快、提前”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确定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及至到了1971年9月的五、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通报了其在南方的余党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深感自己末日来临的林彪一伙作出了疯狂的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全面发动武装政变。七日，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的同伙下达了“一级战备”的指令。相隔仅一天，九月八日，林彪亲笔写下了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为此，林立果、周宇驰二人多次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密谋杀害毛泽东的具体方案。林立果宣称：现在首长(即林彪)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美国战略远程轰炸机，此处是林立果隐喻毛泽东)搞掉。”“联合舰队”成员，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被指派为坐阵上海谋害毛泽东的“第一线指挥。” 林立果等人准备用来谋害毛泽东的手段有：用火焰喷射器或“四O”火箭筒轰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利;用炸药炸毁毛泽东专列必经的苏州无锡间的硕放铁路桥;派强击机轰炸专列或炸毁专列停放处的油库;派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下手等(1976年9月11日上午在上海，王维国欲图与许世友、王洪文一起登上毛泽东专列时，被警卫人员拦住)。除谋害毛泽东外，林立果等还研究了消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计划。只是由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使得林立果他们在上海附近的暗杀计划告败。而在其后的计划中，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还制定与一旦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的罪恶计划…… 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在此着重说明一下：笔者引述的上述内容，早在1971年的年底前，就已原原本本地传达到全党、全国人民，并在1980年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时，进行了具体审理和解读。有关林彪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这个手令，系“九一三”当天为周宇驰(因叛逃未遂自杀毙命)所携带。周宇驰于自杀前将其撕碎。缴获后，经公安部门对手令碎片进行复原，并作技术坚定，确认为林彪本人所写。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公审时，有关部门对此手令再次进行技术鉴定，得出“字迹是林彪所写”的相同结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1980年第226号鉴定。 相信读者们读了上述内容的文字后，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林彪卵翼下的林立果“小舰队”是一帮对中国前途很有先见之明的人呢?还是一伙凶恶至极的法西斯亡命之途? 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不是谁想颠倒黑白，就能颠倒了的。
林立衡与她的解不开的林彪情节
在《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作者刘家驹用五分之三的篇幅，写了他与林彪女儿林豆豆(即林立衡——秋石注)的会见，以及林豆豆自林彪、叶群、林立果出逃苏联折戟沉沙后几十年间的沉浮。 在揭露林彪一伙出逃，以及在此之前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酝酿篡党夺权欲图发动武装政变阴谋的过程中的作为，林立衡——林豆豆是立有不可抹杀功绩的人。对此，在1971年[中发57号文件]中有过专门交代;在2011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第六卷第2566页，论述到1971年8月31日毛泽东南巡至江西南昌，于“听取江西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有三点：……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 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尤其是在林彪写下“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行动手令后，林立果、周宇驰“联合舰队”准备动用重武器攻击杀害南巡北返途中的毛泽东，及在京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开国元勋的法西斯暴行计划，林立衡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之小。 读了《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刘家驹之所以会在酝酿林彪传的过程中，一改初衷，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会提出从源头上为林彪翻案，其来源于对林立衡的早期采访，并深受其影响而致。唯一不同的是，林立衡是把林彪与叶群、林立果加以严格区分的。“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失去了所有亲人的弱小女子林立衡偏执地认为，她根本不相信林彪会叛党叛国，出逃苏联。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乘坐三叉戟飞机出逃，是叶群和林立果“挟持首长”的结果，而非林彪本人所愿。她一直偏执地认为：林彪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爱国主义者，甚至把1965年12月叶群到毛泽东处告罗瑞卿的状，继而打倒罗瑞卿把罗瑞卿关进大牢，说成是叶群一个人的诬告与阴谋，林彪根本没有参与，等等。 很显然，林立衡将自己的家分成两个阵营：父亲和自己是一个阵营，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阵营;而自己的生母叶群与同父母生的胞弟老虎即林立果，则属于另一个阵营，是一个胁迫、挟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林彪叛党叛国的法西斯罪恶性质的阵营。 林立衡如此，而写《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刘家驹，却比林立衡走得还要远：他不仅要为林彪翻案，为林彪卵翼下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翻案，而且，更甚的是，他要为在中国大地上推行前所未有法西斯暴政的林立果小舰队翻案。 林立衡之所以会产生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出逃的，进而认为林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是有着历史的渊源的。这是因为，在阴暗、诡异的林宅大院毛家湾，林彪是唯一对林立衡有着温情的人。而叶群却不然，总是对亲生女儿林立衡横挑鼻子竖挑眼，成天斥骂声不绝于耳。自己的亲弟弟林立果(老虎)呢，则是根本不把姐姐的她放在眼里，什么事也不同她讲，形同陌路。这使林立衡长期以来处在一种十分孤独，身心寒冷，压抑至极点的处境中。而林彪呢，虽说对女儿有温情，但是由于疾病引发的长期精神不振，而且还总是到外地疗养，这一抹亲情则显得很是不足。林彪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后，林立衡陡地成了孤儿，其心情可想而知，她的头脑里唯一想念的亲人，就是从不向她施以打骂并且露出在众人面前难得一见笑容的父亲，因此，林立衡有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她的这种想法、观点与立场，与1959年后的林彪的真实面目及所作所为有着天壤之别。 旁观者清。 几十年间，保持头脑最为清醒的是当年被林彪、叶群诬告的阴谋整得跳楼导致终身残疾的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 下面，将罗点点回忆多年前与林豆豆(林立衡)会面时的感受，以及林豆豆对生身父亲林彪血浓于水的情感引发的特殊观念与认识，作为对林立衡这个近乎偏执的思维颇具说服力，同时也是比较符合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人和事的一种诠释，或者叫做解读，则更为合适。罗点点这样写道： 大约是1988年春天，我写的第一本关于爸爸的书《非凡的年代》出版了。不久，有人传话给我，林豆豆看了我的书，说：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情都是听大人说的。虽然我听出这话对我未加掩饰的轻蔑，但我同时感觉到，豆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她有话对我说。我一时拿不准自己能不能在和林豆豆见面的时候保持镇静，因为按常理，林彪一家怎么也应该算我们家的仇敌了。 而且，“九·一三”时间已经过去17年，毛泽东离开人间12年，我爸爸去世也已经10年。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豆豆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犹豫了很久，后来还是耐不住想和她谈谈的愿望，决定和她联络一下。豆豆在电话里的声音稍显紧张，但是她很迫切地与我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等待她出现的那个晚上，我发现自己也紧张起来。算起来，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面，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两个家庭像处在跷跷板的两端。 当林彪在“文革”中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阴谋和痛苦的深渊中挣扎。豆豆的父母和弟弟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则成为我们后来改变命运的原因。听说她在林彪出逃的时候向周恩来报告，才使毛泽东等人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掌握了基本情况。但对豆豆来说，她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为什么选择“背叛”?一向柔弱单薄的她，得知家庭成员惨死的消息后怎样理解自己的“背叛”?又怎样熬过至今为止的所有日日夜夜? 我家门上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门开处，黯淡的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点吃惊，正待询问，一个瘦削的身影从这人的身后闪出来，一个声音说：“点点，还认识我吗?是我。” 这之前我在发愁，见面不知称呼她什么好，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用的是化名。而按照20年前的规矩称呼她豆豆姐姐，对我来说又感觉非常的陌生和别扭了。听见她的招呼，看见她与我记忆里的形象相去不远，我觉得我一下张得开嘴了。我不太费劲地说：“豆豆姐姐，请进。” 第一声招呼打过之后，一切都好像变得容易些了。 豆豆的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瘦小，眉眼之间还是那么清楚地告诉别人她是谁的女儿。只是她的衣着和头发在两侧梳成两条长辫子的样子显得有点过时，这让我不太舒服地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注意到她在走进我家的客厅时，尽量不被人注意地打量各扇门后面的情形，她甚至微微停下脚步屏息静听了一刻。仅仅一刻，我这小小三室一厅中的所有动静一定已在她的耳中了。 豆豆说：“你写的书我看了。” 我无言，等待她说下去。 “你那时候还小，很多事情你大概都是后来听大人们说的。” 果然和传话人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仍然无言，等待她入题。 林豆豆把林彪与叶群区分开 豆豆开始了她的叙说，我尽量不打断她，尽量从她稍显凌乱的话语中摸索着她的思路。她说：“1965年我们知道上海会议要打倒总长，我们都很吃惊。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林彪后来终于知道了，“心里很难过，还流了泪。很冲动地说要和主席当面谈”。 她说她很怀念我爸爸：“罗总长一直很关心我和我的工作。”说这话时她的语气很真挚。 我问她叶群到杭州找毛泽东告状并带了林彪写给毛的信的事。豆豆说：“叶群办了很多坏事，她不能代表林彪。”还说林彪是“一直信任总长的”。说“总长所以有感觉”是因为“叶群在他们的关系里也起了坏作用。”她还说：“但我们是一直做团结工作的”。 后来我发现，豆豆在她的谈话里从头到尾保持了这种风格，一是对某些关键问题不做正面答复，但总能不失时机地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像是在指她和林彪，还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是某些神秘的人甚至是某层组织。 比如她说到“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就说“我们对这个事有觉察，就一一找驻地工作人员谈，要他们防范”。我问她：“‘我们’是谁?”她说：“是林办里一些我们平常有相同看法的人，都是有经验的干部。”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我们”里绝不包括叶群，她提到叶群的时候总是非常确实地使用叶群这两个字。而且反复说：“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 我问她“九·一三”事件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我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表情，于是豆豆开始比较连贯地叙述这段往事。 豆豆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叶群让她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北戴河中直疗养区的96号楼看电影，林立果从北京带着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来到。豆豆问他北京情况怎样，林立果含糊地说那帮人成不了气候，还告诉豆豆，明早可能飞广州，要她准备一下。豆豆说在这之前，她和老虎谈过一次话，知道他们认为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豆豆劝他不要这样做，但老虎说，林彪已经时间不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 后来林立果自己去了北京，豆豆便和驻地工作人员一一谈话，让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护首长的安全。这次豆豆听老虎说要去广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诉张清林如有人来找，就说她上厕所去了，然后，她跑到离96号楼不太远的8341警卫部队的驻地，对副团长张宏说，林立果要劫持首长飞往广州，要张宏转报中央和周总理。张宏一开始没把她的话当真，以为他们姐弟之间闹意见，还劝了她半天。 质疑中央为何放林彪出逃 直到豆豆第二次跑来报告，张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当时8341部队长张耀祠的电话。这时候，豆豆已经第三次十万火急地来报告了。豆豆说，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带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们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具体防范措施：让一辆大卡车把路封锁，如果还是堵不住就封锁去机场的路。豆豆说，我们的防范措施当时警卫部队的领导都答应了，可是当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带上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去做，致使林彪的车一直冲到机场。豆豆说，为什么北京迟迟不答复我?为什么他们答应拦截却又不拦截? 豆豆的话使我十分震惊，因为当时我不仅不能接受她对林彪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爱国者的评价，更无法相信这种我认为根本不合逻辑的说法。作为堂堂全国军队副统帅的林彪，竟会像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病弱孩童，“被迫”上飞机。如果这个父亲不愿上飞机，他可以有一百个强于他女儿提出的，又是砍树又是堵车的办法。无论是8341部队，还是他的贴身侍卫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指挥。他只要一个眼色或者作出任何一种他正在受到强迫的暗示，就会马上引起警觉，改变局面。历史事实是，林彪自始至终没有这样做。 (摘自《红色家庭档案》 文/罗点点) 对于罗点点的上述文字，笔者深表认同。此外，笔者欲一吐为快的认识还有两点：一点是，承认历史上的林彪，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们一起为创建新中国立下的不朽功勋，与确认自1959年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中犯下的诬陷他人，拉帮结伙，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军内一小撮和煽动全民内战，及至到了最后个人野心膨胀到了极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谋求当国家主席不成，转而欲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和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至叛党叛国的一系列真正“十恶不赦”的罪行，并不矛盾。否认历史上的林彪所建立的功勋，或者否认建国后林彪因个人野心的演变与罪行，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与立场(类似《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所持的别有用心不在此列)。 另一点是，于“文革”爆发前夜的1965年12月，林彪、叶群发动突然袭击，诬陷罗瑞卿，进而将其打倒，并不是他们的初衷与唯一目的，林彪要打倒的是与罗瑞卿一起将人民军队推向现代化强军道路奉献最力的贺龙元帅，以及与他在军队中煽动极左，推行个人崇拜，鼓吹突出政治意见相左的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还有已经靠边多年的彭德怀元帅和一大批高级将领。 诚如邓小平同志在1980—1981年间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所强调指出的：“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要整的。” 早在1965年12月的上海，邓小平就对林彪、叶群整罗瑞卿的诬陷手段及其险恶用心，表示了自己内心的不满意。 印证邓小平同志的这个“不满意”，正是当初偏听偏信林彪、叶群诬陷罗瑞卿同志的毛泽东同志本人。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43位成员时，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说出了一番发自内心的真谛。 毛泽东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紧接着，毛泽东又说道：“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涉及周恩来的两段居心叵测的文字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专门设立了《在三年磨难中的豆豆》这一节文字。在这节文字中，作者颇具心机地设置了以下两段让人根本无法考证辨其真伪的文字。现原汁原味地辑录如下，以供读者们参考。 第一段文字：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10月4日被召回北京玉泉山(这里是中共中央常委的住地)接受高规格的秘密问讯。审问人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的口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是立了大功的，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代的清单，内容有：“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告诉豆豆：“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代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限，再立新功。 第二段文字：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豆豆。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备局(应为“中央警卫局”——引者注)局长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俩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 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她是代表毛主席的，你们做得不对嘛。” 周又询问豆豆9月12日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 “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九一三’前我还见过嘛……”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 纪登奎也跟着指责：“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周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对豆豆继续管束。李说：“我要出国。” 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有关上述文字，第一段，笔者解读后得出的结论是：近乎莫须有。 之所以说是近乎莫须有，是因为周恩来1971年9月12日晚上同叶群通电话，无论是在事先还是在事后，他周恩来都是和毛泽东通过气的。对此事，笔者有记忆。记忆的依据是，时在黑龙江与苏联一江之隔的抚远县县委民兵办公室工作的笔者，听取1971年[中发57号]文件的传达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其中还有在得知周恩来在追查不经中央许可三叉戟飞机已移至山海关机场的叶群向周恩来请示：林副主席要动一动……，周恩来问：是天上，还是地上?叶群答：天上。……那又怎么可能有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等暗指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危险的敌人如此可笑的问题呢?” 还有，此段文字中最不靠谱的是有关“林彪手令是怎么来的”问题。凡是在1971年10-12月间听取过[中发57号]文件传达的人，都十分清楚：林立衡根本不清楚林立果小舰队泡制的那个杀气腾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有林彪在九月八日北戴河亲笔写下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那个手令(林彪写下后，林立果将其交给了在北京的同党周宇驰)——这是因为，林立果从不向姐姐林立衡提起过。而林立果与叶群密谋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事，同样是瞒着林立衡的。只是他们在密谋时被富有正义感，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且坚决反对林彪背着毛泽东另搞一套的林立衡偷听来的。至于谈到林彪下达的谋害毛泽东的手令，林立衡事先同样是不清楚的。非但不清楚，而且在林彪、叶群、林立果一伙仓皇出逃时，这个手令也压根不在北戴河他们的住地。这个后来被撕成碎片的林彪手令的发现，是在林彪一伙出逃一个半小时后，亦即林彪他们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大漠中70分钟之后的1971年9月13日凌晨三时许。事实是，林立果死党周宇驰，用林彪的这个亲笔手令劫持了一架军用直升机，携带一应机密文件资料出逃。只是由于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在起飞后不久拒绝其叛国阴谋，又飞回北京，强行降落在怀柔县的空地上后，于枪杀陈修文、开枪自杀前一刻，自知罪孽深重处于绝望中的周宇驰撕碎了林彪的手令。后经公安部门对碎片进行复原，并作了技术鉴定，确认为林彪本人所写。有关上述这一内容，1971年的[中发57号]文件，都有详细传达。又怎么会有《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所谓谢静宜追问林立衡“林彪手令是怎么来的”的这个说法呢?对此，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同年同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第六卷、以及2008年3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第四卷中，都有程度不同的描述;还特别强调指出：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密谋的武装叛乱、另立中央，以及出逃计划等“这一切，进行得极为隐蔽，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在内。”又着重指出：“从林立果伙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的直升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可见，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统观《我写林彪传的遭遇》全文，不仅该文作者为林彪等翻案无任何史实史料的依据，而且该文所涉其他一些内容，也存在着同样为之令人难以信服的杜撰笔法。 关于第二段文字，显而易见，作者出于迫不及待地为林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目的，竟然将万众爱戴的周恩来归入到了一个毫无人性、丝毫也不尊重林立衡为揭露和粉碎林彪出逃计划作出重要贡献这一事实的“毛泽东帮凶”的行列。 凡是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凡是当年听取过[中发57号]文件传达的人，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充分肯定林立衡同志所作的这个大义灭亲的历史性的贡献的。不然的话，也不会写入中共中央文件，继而传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是周恩来总理对林立衡偏执认识的开导：既是长辈对晚辈的抚爱，也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或开导。这是因为林立衡一直偏执地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的林彪是无辜的，林彪从来不曾想过要与毛泽东分庭抗礼，乃至加害于毛泽东;林彪乘三叉戟座机出逃苏联，是老虎(林立果)和叶群“绑架”的…… “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 毋庸置疑，周恩来的这个认识，同全国人民的认识，包括相隔16年后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接待上门拜访的林彪女儿林豆豆(林立衡)，在听到后者反复谈及的同一话题，还有对林立衡言之凿凿辩解的1965年12月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一事与林彪无关、及林彪是“一直信任罗总长”等一系列苍白的说法，其所持认识是近乎一致的。因为，周恩来的上述看法，不仅代表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而且，也是代表全国人民的。 从《炎黄春秋》2013年第二期所刊的《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一文中，刘少奇同志被说成是“釜底抽薪”，成为毛泽东、党中央对新四军“不公道”“有成见”，致使皖南新四军在国民党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变中遭遇灭顶之灾的“帮凶”;到该刊第三期所刊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的“不容分说，拉下脸来训斥豆豆”的周恩来，在《炎黄春秋》的主导者的心目中，除了林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似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除对周恩来施之以曲解外，还列举了长长一串所谓的访谈名单，但又不说明他们的具体观点与立场。毋庸置疑，是这位作者自以为是的“高明之处”：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手法误导不明真相的后来人!请看作者如此写道：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北京，拉网式地采访林彪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彪朝夕相处，都退休在家，如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总参作战部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彪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建国后林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知情人。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历史是无情的，无论是曾经作为林彪统帅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将领们，还是解放后曾经与林彪有过工作上交往的人，或在回忆中，或同他人谈及，或在专题发言中，都有批判晚年的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的文字宣读及发表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又岂是你刘家驹先生一个人能够否定得了。 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该文涉及的李德生同志与耿飚同志。 李德生同志不仅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指定的林彪专案组负责人，而且，李德生同志早在“文革”之初，就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全民内战、“文攻武卫”和踢开党委闹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等那一套倒行逆施相背道而驰。他因制止造反派武斗，稳定地方大局而闻名军内外，从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林彪一伙推行的以篡党夺权为终极目标的罪恶阴谋中，他又是抵制最力的一位军队领导人，被毛泽东掺沙子安排进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掌控的军委办事组。更重要的是，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授意下，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泡制的论天才语录，不但事先瞒着李德生，而且事后也没有发给李德生。对此，毛泽东在此后不久的南巡谈话中点及了此事。林彪乘坐三叉戟起飞后，又是周恩来亲自安排李德生同志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李德生的高度信任。因而，“九一三”后，李德生同志成为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在[中发57号]文件传达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还附有李德生同志就有关情况所作的长篇讲话呢!而李德生同志所著的《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一文，就是从当年——1971年[中发57号]文件所附李德生同志的讲话修改、扩充而成的(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详见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缅怀毛泽东》(下)一书第132页)。 值得指出的是，已经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德生同志，还是1988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恢复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后被首批授予的上将(1955年时其为少将)，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第一书记。 至于耿飚同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时，在外交战线工作的耿飚同志，于第一时间受华国锋、叶剑英亲自委派，并手持华国锋手令，赶赴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接管党中央喉舌的工作。他也著有回忆，内中也有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深刻认识与批判。 不知道《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为什么仅仅罗列出他所拜访的一长串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名单，而不将他们的观点、立场告知于众?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更甭说为林彪翻案的证据与说法了。 什么“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 这不是自欺欺人又是什么! 《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的作者还写道： 我还想走访“九一三”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事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是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了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彪有关的一切采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读了上述文字，不禁令人感受到作者深得蚍蜉撼大树的那种逆历史而行的“气概”：黄、吴、李、邱四人成为林彪死党，大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参与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铁证如山，而且还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当庭供认自己参与的阴谋活动的细节，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苍天在上，历史作证，岂是你作者想翻案就翻得了的吗?!李作鹏自知罪孽深重，而且他的罪孽要比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还要深重得多：无视周总理的命令，放跑了林彪出逃! 据1980年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认定：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一伙在一片漆黑中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坐三叉戟起飞后不久，在人民大会堂彻夜守候的周恩来便接到了报告。而在这之前，周恩来则明确下达了 停靠在山海关机场的这架三叉戟飞机，须有他周恩来(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员)与实际主持海军工作的李作鹏(海军政治委员)“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指令。然而，李作鹏在实际执行时却有意篡改了这个指令。须知，作为毛泽东左膀右臂的总理周恩来，尚且不能一个人独断专行，他小小一个李作鹏，又何以如此胆大妄为，竟敢放跑林彪?而且，正是他的执迷不惑与对老首长的愚忠、葬送掉了林彪的命，死后连个乡梓落葬之处也不可得。 当然，面对刘家驹先生要为林彪翻案，让他李作鹏提供历史上并不存在的那些“佐证”的荒唐之举，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古稀之龄的李作鹏，自然要为之退避三舍了：在历经为人民建树功勋的二十多年戎马战争生涯，以及后来上了林彪、陈伯达的贼船，乃至干了一系列违背人民意愿伤天害理的事儿，继而又在历经了人民监狱关押的一番大起大落之后，他李作鹏还想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呐!更何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全面实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转移，且早已结束了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清算与批判。痛定思痛，人心思稳，因此，在获知刘家驹来访的真正用意后，李作鹏立马向公安部写揭发信，笔者认为，他的此举不失为一个上上乘的明智之举。相信当时的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三位林彪的老部下，也具有同李作鹏一样的心理。 晚年的黄、吴、李、邱胸中并没有什么“愤懑”而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翻那个铁证如山根本翻不了的案。可《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作者，却硬是要“帮助”他们“从愤懑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来，这就令人奇怪了。说到底，答案只有一个：正如作者在其文中从头到尾一股劲地信誓旦旦申明的那样——为晚年演变为“十恶不赦”的林彪翻案。
令人费解、然又感到好笑的是，《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作者，在读者面前装扮出了一副类似蒙受了莫大冤屈的苦瓜脸相：在李作鹏拒绝其的所谓“采访”，并向国家公安部举报他“是筹谋为林彪翻案”，上级追查他的责任与动机后，居然这样振振有词地控诉道：“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 笔者认为，作者刘家驹先生的上述说法差矣!因为这个说法不符合事实真相。 其一，先与刘家驹先生商榷并澄清一个概念：在写林彪传的这个事情上，跟你原来的本职工作无关。你是计拟中要出的这本书的作者，而不是什么“编辑”(责编)。更何况书并没有写成(没有写成致半途夭折，正是你刘家驹先生自行其是，偏离了出版方出此书的意图)，那么，又何来“编辑”一说?其实，细读刘家驹先生的这篇冤气冲天且煽动性语言频频的7000来字叙述文，且不说事实如何，有关这等故意抹杀或模糊事实真相概念一类的说法，枚不胜举，比比皆是。 其二，至关重要、关键的一点是，当初负责约你写林彪传的“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无论是在当初向你布置这个课题时，还是你在“采访”的过程中，都从来不曾下达或允诺你可以拥有恣意违背历史真相，进而为林彪翻案的授权。事实是，他们的宗旨，他们的原则，是让你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真实的共和国历史的立场上，写出一个真实的林彪来：既有在战争年代为人民、为新中国的诞生建树了不朽功勋的那个常胜将军的正面形象，也有其晚年因个人野心极度的膨胀导致的堕落，在“文革”中挑动全民内战，制定法西斯暴政手段欲图篡党夺权，直到最终阴谋暴露，叛党叛国，野心家、阴谋家嘴脸凸显的林副统帅形象。 毋庸置疑，正是作者违背了创作本书的宗旨，无视事实真相，且不遗余力地为林彪、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林立果法西斯小舰队张目并从根本上为之翻案的一系列非正常举止，远远超出了法律的、道德的底线。故而，既不为出版社组织者认可，也不为期盼全国上下一片和谐，实现中国梦的十三亿中国人所接受。 也正是因为“出书的宣传部”从无向作者下达过可以写一本为林彪翻案的传记的指令，自然，也就没有了刘家驹先生怒气冲冲向外界控诉的“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的荒诞说法。 感谢作者的“坦诚”，撰写了这么一篇不加任何掩饰，剖白自己头脑中的真实想法的文章，并将其付之发表公诸于天下，令所有读者明白了他为犯下一系列不可饶恕罪行的晚年林彪翻案所做的一切努力。笔者以为，惟此一点，是《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之实事求是的亮点。自然，也正是作者此举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十三亿中国人民跟随新一届党中央，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障碍与曲折。
本文撰写参考的文献书籍：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册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毛泽东传》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周恩来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以及《文史博览》、《党史博览》、《百年潮》、《纵横》等所刊文章及文献资料。 撰稿：2013年4月29日～5月13日 修订：5月14日～17日
秋石客： 江青墓前演说 2014-04-07 09:23:18 今天，数十位北京同志在清明节前夕来到敬爱的江青同志墓地献花悼念，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表明邓小平为代表的资改派数十年妖魔化江青阴谋正在破产，因为乌云是不可能永久遮住阳光的。 江青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有深刻的阶级印记，是她一生追求革命的根源。 对江青在二十、三十年代左翼艺术家行为，贬低者很多，是错误的。只要你认真看她在那个年代写的一些文章和演出的戏剧、电影，都是超前的。其中对文艺的认识，主张到工农大众中去体验生活，对当时国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革命的要求。毛泽东爱上江青，是多种因素，有她的美丽，有她的艺术才华，有她的革命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据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样评价江青：她在30年代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 四十年代的江青跟随毛泽东转战南北，对创立新中国是有功的。新中国成立后，江青逐渐成为左派的激进领袖。 如果说江青批筹批《清宫秘史》，涉猎对《武训传》的批判，参与对《红搂梦》研究斗争、染指反胡风案等，是破除很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套旧文化是破的话，那么，江青在六十年代从事的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反映在抓八个革命样板戏，却是明显的是立，立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至于江青与文化头革命，可以说是血肉相连，她几乎参与了文化革命所有的重大斗争，是毛泽东的真正战友。 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办过两件事，一是打倒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说，两件事都积极参与了。对第一件事，她的功劳与作用是—般的；但在第二件事上，她的作用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1972年3月， 周总理在钓鱼台10号楼前与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与法国总统蓬皮杜 “ 江青头一句话典型地表现出她“令人讨厌的挑衅态度”。她问我： ‘你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中国呢？’” —— Richard Nixon
歌剧《尼克松在中国》 毛夫人咏叹调
有一些左派在肯定江青的同时，认为江青不善团结同志，性情外露，树敌过多，不全对。问题在于这些左派同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些所谓老同志根本不会接受江青的团结，党内总得有人得罪人，江青是无私心，不留后路。当然，笔者也承认江青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但其缺点是局部的，不能因此而否定江青。
江青的书法造诣深得毛泽东真传- 文静1961书馆收藏 江青书写的《七律 答友人》 江青同其时代所谓女性姣姣者相比，如宋庆玲、邓颖超等相比，无疑是鹤立鸡群。2010年11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毛泽东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表明了江青在世界上的不凡历史地位。
从江青的—生可以看出，江青始终是党内的左派，她的立场，她的博览群书，她的简朴，她的不畏死是很值得后人学习的。 中华民族近代最优秀的男人是毛泽东，而最优秀的 女人是江青，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民族英雄， 而热衷于诽谤、妖魔化自己民族英雄的人，不令人怀疑吗? 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挺身而出，捍卫中国古往今来的民族英雄。
江青同志永垂不朽！ —— 秋石客 令“饿死三千万”谣言破产的重磅炸弹秋石客 2010.06.09 08:18
饿死3600万 —— 谣言终究是谣言 2014-09-17 20:20:41
转贴：作者：孙经先 2014年8月12日 附1：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附2：孙经先：《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饿死三千万”？ 附3：还原历史真相——读杨松林新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附4：高梁：《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序言 附5：鹤龄：一个降伏“饿死三千万”谣言的“核武器”（集） 附6：“正常”与“非正常死亡”：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 原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 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 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二、一个制造谣言的“杨继绳公式” 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公式一点也不“荒谬”，充分暴露了他对现代数学的一窍不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杨先生普及一下数理统计学的最基本的常识。 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面我们就用实际统计数据来揭露“杨继绳公式”的荒谬性。 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们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从而制造出了一大堆谣言。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究竟是谁“脱离中国实际” “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起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数据，是搞清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究竟是不是“饿死三千万”的关键。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这就完全否定了杨先生的错误观点。 从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与汇总过程。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 显然杨继绳先生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他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从表面上看，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着杨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在这里模糊和遗漏了更为重要的情况。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户籍登记机关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以杨先生所说的“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实际上是上报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那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在接到这些上报数据后，就要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分别将这些人口变动数据登记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中，并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户口簿中“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就是说，杨先生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户籍登记的一种形式和辅助手段，这种情况改变不了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这一实质。 我们已经说过，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总数”数据的采集和“人口变动”数据的采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人口总数”数据根本不需要另外独立采集。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杨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供了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这个表格上只有当年“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没有上一年岁末总人口数的数据。据此，杨先生说：在表格上“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 杨先生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的户籍统计工作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是每年都要填写上报的，并且在本单位和上一级户籍管理部门都要存档的。某个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在该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这样“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虽然在当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统计表一对照，立即就可以计算出来，而绝对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无法算出”、“无法核对”。所以杨先生所说的“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完全否认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正是杨先生自己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走向了“饿死3600万”的巨大谬误。 四、杨继绳先生的数学错误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即“该年岁末人口总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应当等于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即“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去“这一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由人口异常变化数确定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人口总数异常减少的情况，五年合计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我国人口总数异常减少2644万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杨继绳先生等人把我国这一期间人口总数的大量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证明下列基本结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因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我国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异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杨先生显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彻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谬误》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极大的篇幅否定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然后又试图推翻我们的证明。杨先生企图推翻我们的上述基本结论，只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五、关于漏报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 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谣言》两文中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一些年轻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过这一质疑。这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国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1960年到1964年开展的市镇人口大精简运动中精简的重点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些人被精简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农村原籍。我们所说的漏报户籍的人口，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次迁移，实际上是回到了他们原先就生活在那里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过的住房(这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只要在自己家乡的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可以分到粮食，他们是不需要购买商品粮的，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时期没有户籍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这些人漏报户籍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先生认为：大精简运动中“由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口，对于落户农村却不那么积极。有些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又会回到城市，所以宁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群众称之为‘口袋户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 杨先生在《走向谬误》和《谣言》两文中还说：“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我们讲的很明白，我国这一期间出现的迁移漏报户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开展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产生的，这些人精简以后绝大多数都回到了他们的农村原籍，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六、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了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伪造。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书中，上述这些都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普遍的、贯穿全书的现象和思维逻辑。我们所给出的若干例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实例而已。我们在即将完成的专著《还历史以真相》中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谣言终究是谣言，历史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作者孙经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大别山 整理发布）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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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董胜今 留言时间：2016-04-05 20:02:02 你们如果要为毛共遮羞辩护，那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但我们亲历 了那个时期，我们是绝对相信的，而且可能超过3600万（超过 155万），为毛共辩护对不起这么多死去的冤魂啊！ 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4-09-23 09:45:55 香椿树1 毛泽东不是人口学家，不懂经济，不做具体政府事务，是敬爱的 抓住一切大权在握的周总理在管理国务院。 调节全国的粮食分配计划，调动互相救济，库存战略储备。在国 家灾难时候，开国库救济灾民。这是国务院的工作。 把所有灾难责任推给毛泽东，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无责任，参 与声讨。 嘿嘿！ 作者： 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4-09-23 09:35:53 stinger 你那么聪明，向你学习，嘿嘿！ 作者：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14-09-20 13:57:31 网上查到汤恩伯时期河南饥荒的照片， 国民党文人除了对共产 党的愤恨而夸大60年代饥荒的规模外， 也是根据他们自己制造 的饥荒与后果做出的推断。 也就是说有些文人可能真相信3千 万这个数字。 外加上小平上台之后编造60年代人口数据来暗示 饥荒死人规模，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故意撒谎或者轻易接受 谎言。 对比汤恩伯的饥荒与60年代的饥荒， 最让我震撼的是米店老板 娘与米店前等死的灾民的照片。 说明什么？ 共产党60年代饥荒 实行粮食赔给制度，连毛泽东自己的女儿也吃不饱。 这是没有 出现大规模饥饿导致死亡的原因。并且， 当时城内饥饿比乡下 严重，我家的邻居就是因为在城里忍受不了饥饿而跑到农村的， 当然后来成为大家嘲笑的对象。 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在河南， 但不是60年代， 而是59年末 60年初， 成因是官员浮夸把农民粮食抢走了， 赵紫阳的瞒产 私分就是为了抢夺粮食， 虽然59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支持 瞒产私分，但是，官僚利用权利压下了后来正确的文件， 而 用毛泽东早起在赵紫阳报告的批示作为依据抢夺农民粮食。 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夸大政绩， 而是故意用死人制 造舆论， 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制造社会接口。 同样的事情小 平在75年复出后，趁毛泽东病重又干了一次，并且延续到78年， 就是大修水利，把各个生产队的大牲畜和机具全部毁在工地， 很多地方粮食种了都收不回来， 因为劳动力全在工地。
作者：stinger 留言时间：2014-09-18 18:46:48 怪不得国内禁止《墓碑》出版，闹了半天是与美国之音性质 一样啊！共产党真不愧是“伟光正”！二位认定明主，火眼 金睛啊！ 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4-09-18 16:12:24 鱼片粥说得对。 官方是不是还有资料呢？蜜蜂估计当年旧资料损坏，新体系没 有建立完善，没有人搞统计，所以不能指望有更多完整资料。 再说，饿死人是一个营养不良的过程，看起来是病态，那么， 谁来区别病死和饿死的差别呢？谁来统计饿死人的数字呢？农 村地区广大，只有估计数字。 不过，连杨继绳那样的书籍都没有禁，李锐那样的揭露都接受， 说明当局并不是要禁批判毛泽东，既然不禁又拿不出来资料来， 一个原因是没有了，一个原因是拿出来更不利于自己。就这么 简单。 把过去的罪恶通通推给毛泽东，所有人都没有责任了。 现在不断拿大饥荒说事，特别是拿大饥荒造谣，就可能目标不 那么单纯。 嘿嘿！ 作者： 鱼片粥 留言时间：2014-09-17 20:46:45 杨继绳是个记者出身，不具有基本的统计知识，他在《墓碑》的 饿死3000万人的断言是基于不科学的推测，很外行，经不起验 证。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专业统计人士也很难统计出三年自然灾害 饿死的人数，因为原始资料太残缺不全了。 那时农村死亡人口 是不统计死亡原因的，甚至连死亡的人口数量都没有统计。 没有所以杨继绳和孙经先的结论都只能是一家之言。 充其量都 只能算是估算。
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79736367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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