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那天清晨，中央廣播電台的哀樂聲起，震盪了幾乎每個人的心。應該說，那時人們對總理的愛戴是發自內心的。這悲哀中多少也帶着對國家和各人自己及家庭命運的擔憂。對父母來說，總理的逝世似乎意味着一個為被打倒的老幹部平反的希望破滅。

那時我正在醫院裡實習。藥劑、檢驗、護士三個班有20來人被安排在徐匯區最大的區級醫院——中心醫院實習。我和護士班的好友，紅，是這三班實習人員的學生帶隊人，紅為主，我為副。

那日一到醫院，紅就來找我，說醫院明日要開悼念大會，要求我們實習人員中推一代表上台發言，要我擔當起寫稿和發言的任務。作為學校團總支宣傳委員的我，自然義不容辭。

第二天一早，帶隊的老師找到我，要看看我寫的悼念稿。邊看稿，她竟邊哭泣起來，看完後連聲說寫得好。上午，悼念大會在醫院的禮堂召開。我坐在前排，等待輪到我上台。

聽着前面發言人邊讀着稿子邊不時地哭泣，我漸漸地擔憂起來。為何而憂？因我很難流淚。感動或悲傷時，只會眼眶一熱而已。我能感覺到自己對總理逝世有悲哀，卻不覺得自己能流出眼淚。與前面的發言人相比，這不顯得我太缺乏革命感情了麼？可越擔心越出不來眼淚，這如何是好？抬頭仔細看了一下那禮堂的台，燈光暗淡，花圈輓聯挽幛挽幅鋪天蓋地，根本看不清發言人的臉部表情，我才放下心來。

到我上台發言時，我學着前面發言人，用沉痛的語調，半低着頭讀稿。讀到心知會感動人（如今叫煽情）處，就停頓幾秒，似有點泣不成聲的效果。讀完後下來，大鬆一口氣，如釋重負。那坐在前排邊上的醫院宣傳部負責人，特地過來和我握握手，說了聲“真好”。

不久，就聽說了中央要求不要擴大悼念總理規模，難以理解。在幹部子女的圈子裡，漸漸傳開了中央內部各種鬥爭的消息，矛頭直指江青和上海幫。那上海幫在上海人們心中沒有什麼威望。倒是那幾年鄧為首領導下的整頓，頗得人心。

剛聽到北京“四五”運動時，也有點不解。就我們所在的周圍，悼念總理的活動還是組織得相當不錯。覺得北京的人們，沒必要這樣將毛推到把事情做絕，並授人以柄，致使鄧難以翻身。可那反擊右傾翻案風，實在讓人打不起精神來。醫院宣傳部負責人找到我，要借調我幾日，脫產為宣傳部寫稿，幫助出大字報和版報。我以老毛的“五七指示”，學生還是要“以學為主”為理由給推託了。

很快，“總理遺言”和“天安門詩抄”傳來了。讀到“總理遺言”，觸動了人們各種心緒。在同學和醫院的圈裡，那 “總理遺言”到我手較早，我自然忍不住帶去在圈裡半隱蔽半公開地傳開了。

約兩周后，病理切片組的負責人戴老師和我私下說，醫院裡已開始查“總理遺言”謠言的來處，對幹部子女特別留意。已有人問過他是否從我手裡看到過“總理遺言”，被他裝糊塗否認了。他要我當心，切不可天真到了承認這事。

過了兩天，衛校招我們學生幹部回校批鄧。會後校黨支部副書記姚老師找我談話。他是地下黨出身，文革前是徐匯中學的校長，文革中曾下放到我就讀的中學任職。我中學班上的副班主任梅老兄和他很熟。在我被分到衛校就讀初，梅曾託過他照顧我。姚老師和我聊了會兒家常，然後告訴我，學校也在查“總理遺言”的傳播。他找我談話就是要向我調查，但我不用回答，他知道該怎麼匯報。我們就這樣笑呵呵地結束了談話。

這樣的一段日子，不難看清普通人們的民心向背。

同年十月，“四人幫”（或“五人幫”）的垮台，可謂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