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二个创造是“先下手为强”的粮食征集战术。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
上海开政治局会议。因为当时全国性的饥荒已见端倪，农民为保命而在收割后拒交高征
购的粮食。当与会者汇报讲到“全国都是丰收的，只有黑龙江、吉林、河南、冀、川、
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粮食收起来了，他们是趁热打铁，抓紧收购”时。毛泽东说：“
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一大教
训。”毛还说：“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39] 什么是为毛大加
称赞“先下手为强”战术呢？简单地说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
仓”。据当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解释道：“在征购工作上有一句成语是‘先下手为强’
。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把握这个作工作。中央部门、省、地、县委第一书记应
该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说先把粮食抓到手，把粮食抓到手里面我们就主动了。去年的
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把粮食抓到手的省，在粮食工作上就很主动。没有抓到手的就很被
动”。但是谭震林又非常心虚地说：“‘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只能在地、县的第一书
记中讲，给地、县委的其他部门和下面干部不要讲。因为讲了很容易被误解。”[40]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抢劫农民的口粮。原“贵州事件”中被作为替罪羊抛出来
的金沙县委第一书记赵广玉在后来的揭发中说：“我也打电话贯彻了这一指示。实际上
当时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
示边收边入仓，先下手为强，把征购任务抓到手里再说。因此就造成了重点区、乡、交
通方便的区乡、重点产粮的区乡，收的多入仓多，以此数来抵当时未收割或粮食不易集
中的高山地区的任务，因此产粮区死人也就比较多。”[41]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赞成毛的横征恶敛的，甘肃省原财贸部部长张天珩就公
开批评说：“不能先下手为强，拿来再说，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粮安排好，否则先
下手也不强，拿回来还得送回去，这几年农村回销由二点九亿斤到三点九亿斤，逐年上
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结果是虚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
决心，按计划安排下去，不能单纯的为了任务，不能不考虑生产、口粮，不能不安排好
再收，今年浮肿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这样这不得了”[42] 但是在庐山会议后，张即
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反复批斗。

毛在1959年倡导的“先下手为强”的战术并没有解决中共急需粮食问题，因为事实上不
存在大跃进和大丰收。相反各地的粮食收成早已经被竭泽而渔了。于是，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例如，
河南信阳地区是“先下手为强”征粮战术的发源地，庐山会议后发展成了架上机枪、开
“万人大会”来向农民地逼粮的程度：

万人大会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瞒产运动后期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形式是郭陆滩公社
党委第一书记李西振（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志为了进一步贯彻反瞒产大搞群众运动亲手
创造的。李西振同志为了使他这一创举，得到落实，亲自在桥口大队主持召开了第一次
万人大会。大会的具体情况是：会前布置大会内容，以粮食为主，实物兼顾，人人不空
手，个个带实物，空手不能进会场，并在会议布置了岗哨，台上架着机关枪，李亲临大
会讲话，先讲形势，后讲大丰收，并指责说：“现在有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相信
大丰收，征购完不成全是思想问题，在粮食工作中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坚决打击富
裕农民兴风作浪，粮食工作要抓狠、抓紧、抓深、抓的透，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
下手为强，争取主动，要亲劝亲，邻劝邻，相好的要劝知心人，要为国家争光，要坚决
拿出粮食，并批评群众说：“翻了身忘了本，当了干部忘了国家，谁说没粮食就是刮西
风，反对大丰收，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吓群众，并号召群众，谁报的
粮食多当场代花，谁报不出粮食当场扣押，采用三个十年回忆对比的方法提高觉悟，报
出粮食，党员要以党性保证。李讲话后，组织献礼，没有献礼的组织生产队长互相斗争
，斗到最后，并以思想顽固，瞒产私分的罪名当场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产队长）。由
于李西振采取了上述错误手段，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大影响和损失。玄中大队支书葛大
发说弄的我们大队五光：粮食、种籽、口粮、饲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农具家具烧光
，破铜烂铁卖光、地里野菜挖光。社员饿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
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众反映说：“万人大会是杀人会”。这种错误作法，不仅
没有及时阻止和纠正，反而得到地委路宪文在电话会上表扬。县委杨守绩不仅表扬，并
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推广。[43]

除了这种在当年被称为“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外，全国各地还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武
装征粮”和“刑讯逼粮”的大规模暴力现象。其结果是这一时期成了大饥荒中非正常死
亡最为惨烈的时期。这一类的档案记载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河南商城的“反瞒产
”运动的简要过程来一窥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
，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
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
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
自畏（应为危），不敢说真实话。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
、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 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
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
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到处点
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 见烟就
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
，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
　　 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
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
、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反瞒产，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 同时
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
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44]

最后， 我们一定要指出毛泽东在推行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时那种不计代价、漠视
生命的战争思维。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说过：
过去“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
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
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45] 又如，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会议中，当李先念汇报讲
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建设有两种方法”时，毛泽东插话说：“平均使用力量是破
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46] 1959年
春季，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虽然毛泽东的插话主要是针对工业生产，但他这种搞建设
不计代价、甚至不怕饿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战争思维却跃然纸上。而悲剧性的结果竟是
：大跃进-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战争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