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最近我又把你的一些来信看了看，基调总是那样：厌倦，牢骚，同早年一样不入俗。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彼此几乎是对方的镜子，未老先衰，一身的简陋。那时你刚刚考上南大，结束了十年的苏北“修地球”（你的口头禅）----还有“妈妈地”（笑），我那时正在一个小印刷厂混，文革后大学第一次招生，总算是救了你们，否则如你这样既不会献媚又不会贿赂的书呆子没准儿至今还在苏北乡下。
   在那次聚会上（好像是“青春”编辑部组织的）我就对你印象挺好，质朴，坦率。后来在“青春”编辑部和江西、武汉的两个编辑部组织的芦山笔会上结成忘年交，大陆文壇的笔会之风就是从那次首开先风，往事记忆犹新，那年（七九年？八0年？）文学刚刚解冻，气候还好，加上江苏文壇给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探求者”集团平反，顾尔谭，艾瑄等正在位，高晓生，陆文夫们正当红，我们那个民刊上的作品受到他们的赏识，于是我们似乎也红了起来，被挑选上芦山。
   
   那时文壇风气还挺清新，各方来的青年作者也虎气生生，记得在一次晚宴上我受了武汉几个热情奔放的青年作家的感染，上台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以为从此噩梦结束，新生开始了，少年得志总是令人愉悦的事。可是纵然如此我仍然感到压抑，有两种意识折磨我，一是感到我们好像是曲意承欢，搞文学社，民刊难不成是为了在文壇走红？若然，又何必多此一举？还有，就是一种不平等感，同是宠儿，有背景的和无背景的对待差异，是你我都感到的。
   
   如我就很在乎艺术，别的委屈都能忍，如果为了艺术还得腆着脸，低眉顺眼的曲意奉承的，艺术也搞不好的，再说，真的在乎艺术，就不必在乎社会地位，“血统论”令我受伤太深，我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也失去想象力，所以大学招生时，我帮人家复习功课，却没想到自己去报考。
   
   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主编招集小会，对在座的不同对待，我很敏感，受不住，起身出去了。走到山崖边，看对面山上雾朦朦，雾中闪烁的灯火，想想我这人真轻，犯什么贱，当什么作家，见鬼去吧，于是我就想念乡下的老乡，小时的玩伴，厂里的同事，同事中有不少和我一样由于出身无法进取的青年，想想他们心里感到温暖，当我披着一身雾水回住处时，你已在屋里，我从你的脸上读出了我，也读出了你，真正的朋友就是真正的理解。
   
   从此我们就有了无数次的倾心交谈，我觉得什么社会成功，什么市俗成就，都不抵一壶茶，一杯酒，忘乎身外之物的闲聊。我们是我们所属社会的产物，一无所有，一无所成却很富有，因为我们忠于自己的感觉。
   
   

此文于2009年12月2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