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的作者、经济学家陆铭曾在不同场合向在场的年轻学生问道：你们喜不喜欢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一般会有50%的人举手，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大城市环境差、房价高、道路拥堵。

那么再问，如果没有一些现有的制度方面的限制，大家毕业之后会不会选择在这样的大城市就业，这时候，基本上90%的学生会举手，我会选择在这样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第三个问题产生了，50%的人不喜欢大城市，与此同时，90%的人会选择留在大城市。

这就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例外的现象：人们一直都在向大城市集中。

城市是方便各行各业人们见面的地方

最近，北京和上海都在提出人口疏散，基于这样一个逻辑：人太多了，导致了各种城市病。因此，北京老阿姨会对外来打工妹说，我们要建设文明城市，你这个早点摊要撤掉的。就在2015年，上海实现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首次人口净流出。有一种说法是，这座城市在筛选它想要的人。

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不宜居了。这个“太”到底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呢？城市人口密度减小之后，真的就“宜居”、就更利于城市发展吗？

宜居不是人口密度低、不是公园面积大、不是树多。为什么全球的人们都在往看上去更加拥堵、上班时间更长的大城市来呢？因为在大城市获得的东西要比失去的东西多，而获得的东西就是人性里面第一追求的东西，就是就业和收入，以及带来的消费。所以，活力是构成宜居城市的第一个条件。而活力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创新，创新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空气里、在咖啡馆里，是人和人见面、交流而产生的创新，再就是消费产生的多样性。而活力是基于人口数量和密度的，低密度的社区则很容易变成睡城，因为人口密度一低以后，服务业就很难产生规模经济。

宜居不是公园面积大、也不是树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不要环保。大城市的环保，有三条，第一，绿色的出行和消费；第二，建设大量的口袋公园，面积小但是很多；第三，垂直的绿化，建筑外墙的绿化，还有阳台的绿化、屋顶的绿化，大城市的宜居跟小城市的宜居和农村的宜居概念其实不一样。

而高密度会造成的交通拥堵问题怎么办？建造路网、地铁网、地上地下的交通网，越是建高密度的路网、地铁网、地上地下连通网，就越需要人口密度，恰恰因为人口密度高，才有会有规模经济和消费需求。

▲ 世界主要城市路网对比图

作为国际发达城市的东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街区，叫做涉谷。在涉谷，这样的商业氛围、这样的人流，就是城市的活力。

大城市也不应只单纯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让所谓“高素质人才”留下，驱逐所谓“低技能劳动者”。

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有一个共同现象，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共同往大城市去，简单说来，就是经济学研究里面说的技能互补性。在生产领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洁工。在生活领域，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费里面的比重越是会下降，新增的消费往往都是消费服务，而消费服务里面的供给者又是谁呢？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都是相对来说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所以如果看国际型大都市，比如纽约，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动的。根据美国的研究，美国的大城市如果吸引一个高科技的人进来，会同时创造五个劳动力需求，有两个分别是医生和律师，另外三个是超市里面的收银员、家政服务员等。这样高端和低端的比例是1：1。

一味对低技能劳动者进入进行管制的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这会反过来影响城市对高端劳动力的吸引力，影响城市竞争力。

外地人并没有抢占本地人资源，

蛋糕做大之后，所有人都受益

2008年，36%的纽约人出生在美国之外，接近一半的纽约人在家里不说英语，是移民；2011年，伦敦居民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占37%，外籍居民占了24%，白种人比例从2001年的58%降低到45%。

外地人来到城市，他一定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否则的话，城市就不可能一直在扩张。移民来到新的城市，就算得不到户籍、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他还来了，他一定是凭自己的本事拿到了一份比他创造的价值更低的工资。也就是新移民创造的价值，是超过这个人的社会成本的。

反过来，当政策制定者一味地限制人的户籍身份的时候，外来移民在城市里就没有归属感，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就会有三种动机去储蓄：一种是养老和预防生病，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覆盖；第二种，是人们预期未来要回老家，所以不买耐用消费品；第三种，是人们预期回到老家以后，自己的收入会下降，所以为了平滑消费，要把现在挣的钱用在未来花。在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下，当一个人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时候，他的消费会比有城镇户籍的可比对象低17%到20%。

当大家去储蓄的时候，节省下来的钱往往是本来可以消费服务的钱。但是服务的提供者是谁呢？其实很多是大城市的本地人。有研究发现，当一个城市里面的外地人把越多的钱寄回老家，他所在的城市里面本地人的工资就越低，相当于有一块需求通过汇款汇回老家了。所以实际上，户籍制度这种对外地人的限制是不利于本地人的收入提高的。

户籍制度导致社会分割、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而且在社会的维度上会导致外来的人口不幸福、对社会和政府不信任，并且会出现居住区的分割，而且会影响公共参与。

总之，如果城市存在因户籍制度区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会是一个社会和谐的隐患。

站在无知之幕背后，

私利和个人情感不能作为公共问题的讨论基础

罗尔斯所著《正义论》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无知之幕”。所谓“无知之幕”，大意就是人们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假定身处在一个幕布之后，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可能是市长、也可能是清洁工，在此情况下来讨论某一政策或约定。如此，人们达成的公共政策的结论才可能是公正的，否则就很难避免人们希望操纵公共政策来为自己谋利。而且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反观在城市问题的讨论中，坚决反对放开户籍的人，往往就是好不容易拿到了城市户籍的，大城市里希望控制人口规模、要把别人赶走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逻辑：你们走，我留下。人们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个立场，就是希望公共政策为自己服务，严格说这就是矛盾。如果一个公共政策只为少数群体来服务的话，就不是一个公共政策。

人们都痛恨腐败，腐败本质上就是特权，尤其当这个特权是一种公权力的时候，由公权力带来自己福利的增长或者收益的增长，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但今天很多公共政策导致的结果，和人们所反对的腐败是一回事，都是用公共的权力来维护私人的利益。一些看上去叫公共政策的这些政策，其实是在保护一部分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所以才变得那么难改革。

大家都不是圣人，但是老祖宗还留给我们一条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对一个政策有一个主张，或者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在这个政策之下你是受损者，你愿意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就是今天我让步一下，明天你让步一下，这样的话，在相互的妥协过程当中，大家都学会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让这个公共政策达到的某种结果，就是如果人们换一个位置，我是你，你是我，也觉得这个结果可行。这样的话，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生活里、谈判里，形成一种动态的、对彼此来讲都有利的一个结果。

在大城市里面，所谓的公共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范畴，人们希望形成制度、达成契约的都是一些陌生人，跟陌生人、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人，如何达到一种公共生活里面有规则的妥协？这个其实超越了某一个很具体的政策的争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需要一起学习如何去过真正的公共生活，让公共政策的决策能够更加的理性、科学，并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福祉的增长。

《大国大城》的作者、经济学家陆铭曾在不同场合向在场的年轻学生问道：你们喜不喜欢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一般会有50%的人举手，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大城市环境差、房价高、道路拥堵。

那么再问，如果没有一些现有的制度方面的限制，大家毕业之后会不会选择在这样的大城市就业，这时候，基本上90%的学生会举手，我会选择在这样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第三个问题产生了，50%的人不喜欢大城市，与此同时，90%的人会选择留在大城市。

这就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例外的现象：人们一直都在向大城市集中。

城市是方便各行各业人们见面的地方

最近，北京和上海都在提出人口疏散，基于这样一个逻辑：人太多了，导致了各种城市病。因此，北京老阿姨会对外来打工妹说，我们要建设文明城市，你这个早点摊要撤掉的。就在2015年，上海实现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首次人口净流出。有一种说法是，这座城市在筛选它想要的人。

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不宜居了。这个“太”到底是相对于什么来说呢？城市人口密度减小之后，真的就“宜居”、就更利于城市发展吗？

宜居不是人口密度低、不是公园面积大、不是树多。为什么全球的人们都在往看上去更加拥堵、上班时间更长的大城市来呢？因为在大城市获得的东西要比失去的东西多，而获得的东西就是人性里面第一追求的东西，就是就业和收入，以及带来的消费。所以，活力是构成宜居城市的第一个条件。而活力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创新，创新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空气里、在咖啡馆里，是人和人见面、交流而产生的创新，再就是消费产生的多样性。而活力是基于人口数量和密度的，低密度的社区则很容易变成睡城，因为人口密度一低以后，服务业就很难产生规模经济。

宜居不是公园面积大、也不是树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不要环保。大城市的环保，有三条，第一，绿色的出行和消费；第二，建设大量的口袋公园，面积小但是很多；第三，垂直的绿化，建筑外墙的绿化，还有阳台的绿化、屋顶的绿化，大城市的宜居跟小城市的宜居和农村的宜居概念其实不一样。

而高密度会造成的交通拥堵问题怎么办？建造路网、地铁网、地上地下的交通网，越是建高密度的路网、地铁网、地上地下连通网，就越需要人口密度，恰恰因为人口密度高，才有会有规模经济和消费需求。

▲ 世界主要城市路网对比图

作为国际发达城市的东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街区，叫做涉谷。在涉谷，这样的商业氛围、这样的人流，就是城市的活力。

大城市也不应只单纯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让所谓“高素质人才”留下，驱逐所谓“低技能劳动者”。

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有一个共同现象，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共同往大城市去，简单说来，就是经济学研究里面说的技能互补性。在生产领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洁工。在生活领域，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费里面的比重越是会下降，新增的消费往往都是消费服务，而消费服务里面的供给者又是谁呢？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都是相对来说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所以如果看国际型大都市，比如纽约，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动的。根据美国的研究，美国的大城市如果吸引一个高科技的人进来，会同时创造五个劳动力需求，有两个分别是医生和律师，另外三个是超市里面的收银员、家政服务员等。这样高端和低端的比例是1：1。

一味对低技能劳动者进入进行管制的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这会反过来影响城市对高端劳动力的吸引力，影响城市竞争力。

外地人并没有抢占本地人资源，

蛋糕做大之后，所有人都受益

2008年，36%的纽约人出生在美国之外，接近一半的纽约人在家里不说英语，是移民；2011年，伦敦居民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占37%，外籍居民占了24%，白种人比例从2001年的58%降低到45%。

外地人来到城市，他一定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否则的话，城市就不可能一直在扩张。移民来到新的城市，就算得不到户籍、得不到和本地人同等的公共福利，他还来了，他一定是凭自己的本事拿到了一份比他创造的价值更低的工资。也就是新移民创造的价值，是超过这个人的社会成本的。

反过来，当政策制定者一味地限制人的户籍身份的时候，外来移民在城市里就没有归属感，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就会有三种动机去储蓄：一种是养老和预防生病，因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覆盖；第二种，是人们预期未来要回老家，所以不买耐用消费品；第三种，是人们预期回到老家以后，自己的收入会下降，所以为了平滑消费，要把现在挣的钱用在未来花。在这三个因素的制约下，当一个人没有本地城镇户籍的时候，他的消费会比有城镇户籍的可比对象低17%到20%。

当大家去储蓄的时候，节省下来的钱往往是本来可以消费服务的钱。但是服务的提供者是谁呢？其实很多是大城市的本地人。有研究发现，当一个城市里面的外地人把越多的钱寄回老家，他所在的城市里面本地人的工资就越低，相当于有一块需求通过汇款汇回老家了。所以实际上，户籍制度这种对外地人的限制是不利于本地人的收入提高的。

户籍制度导致社会分割、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而且在社会的维度上会导致外来的人口不幸福、对社会和政府不信任，并且会出现居住区的分割，而且会影响公共参与。

总之，如果城市存在因户籍制度区分而造成的二元分割，会是一个社会和谐的隐患。

站在无知之幕背后，

私利和个人情感不能作为公共问题的讨论基础

罗尔斯所著《正义论》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无知之幕”。所谓“无知之幕”，大意就是人们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假定身处在一个幕布之后，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可能是市长、也可能是清洁工，在此情况下来讨论某一政策或约定。如此，人们达成的公共政策的结论才可能是公正的，否则就很难避免人们希望操纵公共政策来为自己谋利。而且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反观在城市问题的讨论中，坚决反对放开户籍的人，往往就是好不容易拿到了城市户籍的，大城市里希望控制人口规模、要把别人赶走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逻辑：你们走，我留下。人们在讨论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一个立场，就是希望公共政策为自己服务，严格说这就是矛盾。如果一个公共政策只为少数群体来服务的话，就不是一个公共政策。

人们都痛恨腐败，腐败本质上就是特权，尤其当这个特权是一种公权力的时候，由公权力带来自己福利的增长或者收益的增长，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但今天很多公共政策导致的结果，和人们所反对的腐败是一回事，都是用公共的权力来维护私人的利益。一些看上去叫公共政策的这些政策，其实是在保护一部分有特权的人的利益，所以才变得那么难改革。

大家都不是圣人，但是老祖宗还留给我们一条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我们对一个政策有一个主张，或者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在这个政策之下你是受损者，你愿意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就是今天我让步一下，明天你让步一下，这样的话，在相互的妥协过程当中，大家都学会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让这个公共政策达到的某种结果，就是如果人们换一个位置，我是你，你是我，也觉得这个结果可行。这样的话，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共生活里、谈判里，形成一种动态的、对彼此来讲都有利的一个结果。

在大城市里面，所谓的公共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范畴，人们希望形成制度、达成契约的都是一些陌生人，跟陌生人、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人，如何达到一种公共生活里面有规则的妥协？这个其实超越了某一个很具体的政策的争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需要一起学习如何去过真正的公共生活，让公共政策的决策能够更加的理性、科学，并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福祉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