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人类最早学会人工制糖的国家，我国先民在酿酒过程中发明了饴糖工艺，具体时间在西周时期。《诗经·大雅》篇中就有用“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来形容周人占据的渭河平原土地肥沃、出产丰富，显然当时的周人是会制造饴糖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记》、《楚辞》、《山海经》等著作中都出现了饴糖的字样，而且饴和蜜分开，显然两者不是一回事。

　　

　　饴糖是当时孝敬长者的礼物。汉代中国的饴糖制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汉文帝甚至为了和匈奴人搞好关系将制作饴糖的技术免费奉送，大规模制造饴糖的人家也是当时著名的富豪人家。中国人制作饴糖是在每年的十月份，公元二世纪的《四民月令》对此有明确的记载。饴糖是中国人祭祖祭神的主要物品，也是蔗糖大规模普及前中国人甜味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没了蔗糖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还有饴糖作为补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南方蔗糖生产受到影响，山东的饴糖工人很快就发明了高粱饴做替代品，上海城隍庙也出现了用饴糖代替蔗糖的梨膏糖。中国传统的饴糖制造技术南方以稻米为原料，北方最早以黍米为原料，后来又发明了高粱、红薯充当原料。甜食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间内并不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例外。

　　

　　我们的近邻日本就没有这种福气，他们在古代近代大部分历史上都把糖和一切甜味的食品当成是奢侈品，平安时代的某位贵族妇女在嫁人时还特意强调自己的嫁妆里有多少栗子。同样没有口福的还有西方人，古代西方人很长时间都只能把蜂蜜当成是唯一的甜点，不少贵族的遗嘱上就郑重其事的写明自己家有几桶蜂蜜。公元前5世纪，印度人发明了制作蔗糖的工艺，在印度3世纪末的佛经《本生经》中就出现了蔗汁、糖汁、糖粒的字样。一个多世纪后，亚历山大东征时蔗糖被西方人熟知，他们称之为“不是由蜂蜜制造的固体糖蜜”。中国人通过吃甘蔗获取糖分的历史非常悠久，公元前4世纪末的饮食中就出现了蔗浆，蔗浆主要用于制作甲鱼、羔羊肉时调味所用，《楚辞》、《汉书》、《子虚赋》中都有对甘蔗的描述。中国人最早把甘蔗叫做柘、诸柘，《齐民要术》是甘蔗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地方。甘蔗的种植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热衷于引进优良的甘蔗品种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从汉武帝时代起中国人就从越南、缅甸、印度等地引进西蔗、昆仑蔗等优良品种。

　　

　　

　　我们熟悉的三国人物孙权、曹丕、诸葛亮都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规模的种植引进的甘蔗品种。这其中曹丕做得比较差，因为他的统治区实在不利于甘蔗的种植，曹丕和甘蔗最著名的典故就是拿着甘蔗和剑法高手邓展的比武大获全胜的故事。孙权在南方的甘蔗种植很成功，西晋时江南地区的甘蔗是备受人们喜爱的名牌食品，不少诗作都有反应。诸葛亮在征服了孟获后在云南屯田，甘蔗也是诸葛亮屯田的重要作物，至今台湾的糕点业仍尊诸葛亮为祖师爷。甘蔗在中国南方的发展非常迅速，中国人虽然不是蔗糖工艺的发明人，但在改善蔗糖工艺上也有自己的贡献，中国人在榨糖工艺和制糖方法上都有重大贡献。印度的榨糖方法并不削皮，中国在唐宋时代就发现了这个弊端，并发明了蔗渣过蒸再榨法，出糖率明显高于印度制糖方法。

　　

　　元朝建立之初，因为战乱导致市场上的蔗糖极少，成为极为昂贵的商品。忽必烈手下一度担任过右丞相的畏兀儿大臣廉希宪患重病，医生开出的处方中要以沙糖（即红糖）为饮料服下，廉希宪的家人在整个大都城都找不到沙糖。同样是畏兀儿人的阿合马负责元朝的财政工作，是元朝财政一把手，也是著名的贪官和权奸，给廉希宪送来了两斤沙糖。面对阿合马的热情，廉希宪很坚决的拒绝了：“如果吃了沙糖真能够活下去，我也不愿意吃权奸的沙糖以求活命”。廉希宪此举很有君子不饮盗泉之水的意味，同时也道出了蔗糖在元朝建立之初的昂贵。忽必烈听说这件事后一狠心从自己的皇宫中拿出了3斤沙糖送给廉希宪。

　　元朝的对手南宋在福建、浙江、四川都有大量的蔗糖出产，南宋甚至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蔗糖生产。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死前一直没有攻陷的钓鱼城梓州一带就是南宋生产蔗糖的重要产地，也是冰糖发明人邹和尚出家的地方。可以说，蒙哥到底没有为蒙古帝国抢来足够的蔗糖。

　　

　　忽必烈灭亡南宋后，为了保证宫廷的蔗糖供应特别设立了“舍儿别赤”一职专门“舍儿别”（糖浆）。忽必烈还保留了南宋的沙糖局，并任命回教富商充当负责人，结果是糖价比宋朝高涨十几倍。当然了这是相对于南宋时期而言，对于马可波罗的同乡意大利旅行家鄂多里克（1322年到1328年在中国旅行）而言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糖价依旧便宜的不像话，他在游记中这样写泉州的糖价：“你用不着花半个银币就能买到三磅八盎司（1.7公斤）的糖”。

　　

　　总体而言，中世纪的欧洲人很缺糖，他们知道蔗糖的妙处还要拜伊斯兰教所赐。伊斯兰教扩张到印度地区时学会了蔗糖制造工艺，并把制糖工艺带到塞浦路斯、罗德岛、克里特岛、西西里岛等征服地区，欧洲大陆的西班牙地区由于被征服的原因也是伊斯兰教政权的制糖基地。十字军东征时欧洲人占领了塞浦路斯和西西里岛，熟悉了蔗糖和制糖工艺，蔗糖的用处也随之神秘化。十字军战士普遍认同当时穆斯林医生的水平，比起只会放血的基督教医生来说显然要高得多，而穆斯林医生大多是穆斯林著名医学家伊本西拿的信徒，在这位仁兄的著作里蔗糖就是万能灵丹。因此蔗糖的医用价值在基督教世界也有体现，拜占庭帝国的御医也把蔗糖当成是治疗发烧的良药，糖渍玫瑰花露就是拜占庭的著名药方。

　　

　　到了15世纪，欧洲人相信蔗糖可以治疗“热症、咳嗽、胸闷、唇裂、胃病”，黑死病的流行加大了欧洲人对蔗糖的迷信，蔗糖在欧洲药品界的地位可以用当时的依据俗语来证明，当时的欧洲人称绝望状态为“一家断了蔗糖的药店”。就连神学界也出面为蔗糖背书，《神学大全》一书里把蔗糖当做是著名药品，而且郑重其事的指出斋戒日吃蔗糖不算为戒，因为这是上帝赐予的良药，不是供味觉享受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