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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1915—1972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从未间断。近十几年随着日记的逐步解密，为蒋介石研究以及民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而与之互补的最佳拍档，则非蒋介石的亲笔手谕莫属。蒋介石曾经手谕满天飞，如今存世的不在少数。2015年最新面世的一批由钱大钧收藏的“蒋中正密令”尤其引人瞩目，比起那些零散的手令，这批手谕相对连贯完整，又涉及诸多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对整个民国史研究界不啻平地惊雷。原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评价它们：“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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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密手谕因违规而存世

　　蒋介石有写书法的习惯，字体典雅中庸，出镜率最高的如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校训。他不仅好题字，下达指令也会亲自书写。除了钱大钧所藏的蒋介石手谕，各种蒋介石文墨档案也已曝光不少，据说目前存留的蒋氏文墨档案多达120箱。

　　大多数情况下，蒋介石手谕字体端正程度与实质性内容成反比，类似于告全军将士书这类较高大上的训令，都会写得规规矩矩，例如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之际，蒋介石便亲笔在总司令部的用笺上书“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命，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之训命，字体就端正易读。1928年5月，北伐军进入山东后，蒋介石下手谕令战地政务委员会“凡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一律蠲除，着各县及各机关不得收纳，此令”，写得也非常容易辨认。后来蒋介石为南京政府提出总方针、给军校学员的勉励之词等，大多保持此风格。

　　不过给僚属们的手令就没那么容易辨认了，因这些手令基本会转为电文，而僚属又有辨认的经验。此类手令字迹虽潦草，但多为实质性内容。济南事变后，蒋介石下达过一道要求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吴忠信策反北洋将领的手令，一开头有“吴礼卿先生勋鉴，静密”之字样，说明为密函。文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愿与其北方将士合作，即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纠纷，再不愿自相残杀，致为外人之鹬蚌也”。蒋介石敦请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手令以及电请全国教育负责人蔡元培实施救国教育的手令，字迹都较为潦草，甚至有涂改痕迹，但内容绝不会是空洞的训令和口号。

　　蒋介石写手令基本使用办公用笺。北伐战争期间，用笺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用笺”，北伐完成后一度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用笺”，这个时期恰好也是蒋介石军权在握但党权不足之时。等到陆续击败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政敌，成为党政军大权在握的蒋委员长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用笺也成了他的常用纸。新近面世的钱藏手令，多是蒋介石在1935-1945年这十年间下达，共106通、140纸（蒋介石亲笔所书为104通）。这批手令的用笺共4种，除去使用频率最高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便笺”之外，还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用笺”和古松影话笺。

　　

　　1946年6月，正在办公桌上用毛笔亲自书写手令的蒋介石

　　这批蒋介石手令能够面世，也有些是机缘巧合，首先是钱大钧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钱大钧曾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钱大钧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这三个时间段，恰好包含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全面对日作战等影响中国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建立于1933年的委员长侍从室相当于蒋介石的幕僚机构，因其是军委会对委员长的直接办事机构，服务对象特殊，也常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所有重要指示皆由此发出，是蒋介石时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就这个角度而言，钱大钧所藏之手令，尽管字数不多，但信息量极大，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蒋介石下达给航委会的密令，内容为：“钱主任：极密。重轰炸机三架，务限下月（八月）十日以前准备完毕，在宁波机场候令为要。中正。廿二日。”据学者陈宇考证，此手令下达的时间为1938年7月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手令皆是出自最高领导层的秘密文件，涉及内容包括武汉会战兵力部署、整理军队编制、派飞机空袭日本、爆破黄河铁桥等军事机密。秘密文件分为秘密、机密、绝密三个级别，而这批手令多数在“机密”级之上，从军事保密的角度来说，手令在传达、受令后，需即时销毁或上交机要室，私自收藏战时最高统帅的手令（而且多数还是密令），无疑是违犯军规的。可这位钱大钧主任偏偏是位书法爱好者，不仅自己爱写，也喜欢收藏，委员长的手令自然成了他的“猎物”。他在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航空委员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些手令私藏，似乎也没顾虑过保密安全的问题，所幸的是，这批手谕没引发什么泄密事件。时隔多年后，钱大钧当年不妥当的做法却在客观上给民国史研究带来了福利，正是因为他的“违规”，这批珍贵的手令才得以保存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