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原形

  “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是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后来“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孩子在街头终日游荡，日子过得倒也快活。到了1968年初又“复课闹革命”，原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们都就近进了中学。原来六年级的算初中二年级，五年级的算初一。

  记得当时也无法正常上课，男孩子们成天相互打架斗殴，每天上课就是念报纸。学校里还有“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现在的孩子们听到这些名词大概觉得是天书）。老师傅们只是在课间操时间领着学生们跳“忠字舞”。

  当时学校里有一项活动真是“雷厉风行”，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的庆祝游行。“最新指示”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网上找到些写有“最新指示”的邮票，读者可以辨认一下。有两条“最新指示”我还记的；那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父亲是“右派”，母亲是“叛徒”，这条“最新指示”真的让当时的我胆战心惊。当时学校的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农村，有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一发表，我当时是从心里往外的发凉。我从那时起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可是“最新指示”发表后的庆祝游行是人人必须“自觉自愿”地参加的。不知为什么，“最高指示”总是在晚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中发表。当大家听到广播电台中又有“最高指示”发表，我们这些“初中生”们便纷纷出家门直奔就近入学的中学。等大家差不多都来了，便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各个方向的游行队伍大都奔向天安门广场，并在“革命首长”办公的新华门那里转一转。就这样的游行，最后结束回到家中基本上已是半夜。“庆祝游行”在当时来说，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参加的。

  不想去“庆祝游行”是否可以不去？谁也不敢。弄不好被安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那还了得？可我就那么不识时务。有一次游行不知为什么是在大清早。那是个冬天大雪后的日子。我不知为什么随着游行的队伍出了校门后，忽然向自己家所住的大院走去。没想到大院里和我同班的发小，还有另外几个男生也跟着我蹿进了院子。原来大家都已经厌恶这种没完没了的“最高指示”“庆祝游行”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胆大包天；因为我“出身”及其糟糕，父母当时的“罪名”比“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都多。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黑帮子女”，属于“狗崽子”，这种时刻不去游行，公开地回家，这不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嘛？可谁让我是个“不知好歹”的浑小子呢？

  家里当时没人。父母都在单位因“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我们几个男孩子，正在屋子里嘻嘻哈哈，院子里住着的退休工人老贺拉门进来。他原来是给大院里住的副部长开车的，“文革”前几年已经退休。那时家里有老伴儿和一个外孙女。“文革”后他因“出身”好，是街道上“革命造反团”的头儿。

  老贺的出现让我们惊愕。跟着这“老革命工人”开始怒斥，说我们“逃避革命，竟敢不参加革命游行”。“想当反革命呀你们！”我们顿时可以用惊慌失措来形容，一个个灰溜溜的赶紧出门去参加游行。这位老贺，大概是在门口看见我们蹿进院子。他是跟着我们直接到我家来的。

  我刚随同学们出门，老贺叫住了我。对我大声训斥，大意是：你是个黑帮子弟，再不注意改造思想就会变成反革命，和你的父母一样。你的同学不参加游行是犯错误，你可是犯罪。“你什么出身你不知道吗？你还想翻天吗？！”老贺恶狠狠地说，没完没了地当着周围人的面说。“你今天的行为暴露了你黑帮子弟的原形！你竟敢如此地不想改造反动思想！”

  我当时默默地听着，忍耐着，可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眼泪就流了下来。老贺这种对我的羞辱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我在大门口念叨刚刚学会的一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他在边上站着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你说这话就该被枪毙”。

  事后发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在大骂老贺。我们对他当然看不起；“解放前”他是开出租车的，常带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逛妓院。这是他自己说的。这种人也算“革命工人”？发小家里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他根本不怕老贺。老贺也不敢拿他们几个兄弟怎么样。但我们一起养鸽子，常常因鸽子和大院外边的孩子打架。因为鸽子名义上是发小养的，老贺几次到发小家里告状。发小因此被父母揍。他当然心里挺恨老贺。发小和我在大院里一起长大，他从来没有因为我“出身”不好疏远我；我俩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背地里都如何诅咒老贺的？说要把老贺杀了，而且是一点点的虐待致死。把他的头割下来当球踢。他的老伴儿和外孙女都扔进水缸淹死，等等。我们其实也就是过过嘴瘾，不然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个十分嚣张的老贺吗？

  我也想了些馊招对付老贺。他门前种的小菜园子里的瓜菜是我祸害的对象，常常在夜里悄悄地去毁坏一翻。他家门外有个大金鱼缸，里面有七、八条金鱼。那鱼虽然一般，倒也是养了十几年。我有天夜里倒进一瓶敌敌畏（剧毒农药）。我还唆使马路对面大院里住的哥们儿用弹弓子打他。

  我哥们儿还真用弹弓把老贺打破了头！那天我一看，老贺脑袋缠着绷带。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是头顶开花？马路对面射来的石头子怎么会打到天灵盖上？老贺当时见到我来了句“怕死不革命”。估计他怀疑到他的头顶开花跟我有关。但是他没有证据。

  我悄悄地问马路对面住的哥们儿“你是怎么打的”。他笑笑说：“我看见他在大门口站着，还真不敢往他脸上打。我是朝他胸上打的。可那时老家伙正一弯腰，那石头子打在了他头顶上。”

  老贺虽然被打，他家的园子被毁，鱼被毒死，但我总不解气。说实话，他如此地伤害我的自尊，真是恨死了他。我和发小没事就诅咒他。

  忽然有一天，我那被“隔离审查”的父亲（每周可以回来一天）问我都对老贺说了些什么？我心里一惊，冷冷地答道“什么也没说”。父亲沉吟了一下解释道，说他回来的时候老贺过来对他说，平常他对我很严厉，可是那是为我好。父亲说老贺是这样讲的：“可这几个孩子要杀我，而且要杀我全家。他们没家没业的，什么都敢干的。您回去跟您儿子讲讲，千万别动杀心。我们可是无冤无仇啊。这可怎么是好？”

  我父亲愣住了。想想说：“老贺同志，孩子也就是说说而已。”老贺当时一下子就哭起来，“老黄（指我父亲）啊，我们可是老邻居啦，平时大家彼此都不错。您回去一定要和幼河讲讲，叫他别生气，叫他一定别生气。我全家要是都被杀了，这可怎么办啊……”

  我听了父亲的话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我悄悄地找到发小，他没等我说话，立即告诉我，他的父亲也来找他，问都说了老贺什么。我们猜测，这老贺总是悄悄跟踪我们。指不定哪天他在大院的哪个拐角偷听我们几个男孩子如此的胡说八道。他当时恐怕都吓死了。

  此后，这位老贺在我们面前变成另一个人，什么都不敢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