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关于中国之前途是一个令人着迷和困惑的话题。有两件个事件与这个话题其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一个是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林张之争，一个是自干五现象。中国之前途这个命题其实与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如何看待一个政权的生命周期有直接的关系。 从正统官媒来看，本文所讲的很多是大逆不道的，但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再看本文，也许会说：这种东西很平常嘛，有什么可看的？如果这种事发生了，说明中国进步了。 一、中国能够超越历史规律吗？ 中国人总是太聪明，他们试图超越历史规律。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想超越历史规律而搞的“超常规”，近代以来至少就有四次：一次是清朝的洋务运动，因高层变法的停止而失败；第二次是上世纪初马列主义引进中国，将中国的民主制度中止；第三次则是毛政权三十余年的瞎折腾；最近三十多年则可以算得上另一个超常规阶段。抚今追昔，中国一百余年，“超常规”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基本上没有停止过。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谢幕期间，全世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从政治改革开始告别了社会主义，唯有中国不是。中国人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政治上不争论，不动大刀子。结果，经济改革巨大的初始边际效应带来了令人耳目眩晕的效果：中国从一个经济贫儿，二十多年一下子窜升到了世界第二的地位。这个成就令中国的执政党乐开了花，他们管这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他们在炫耀自己在经济上的富裕的同时，也毫无掩饰地嘲笑当年的老大哥俄罗斯的落伍。 中国二十多年在经济上巨大的成就，让无数理论家们不解。从基本逻辑上来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撕裂只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但中国的情况似乎打破了这种逻辑。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建立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协调的基础之上，这好比一座房子，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其基础，基础打好了，房子才能向上一层一层建上去。但是，中国的做法属于基础不打便向上建房子，并且似乎成功了。这又好比两部汽车，当年的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一部破车。俄罗斯是先修车，再跑路；中国是继续跑路，一溜烟跑得老远，但这部车更破了。最终，谁会跑在前头？又好比两座城市，俄罗斯是老老实实从基础做起，先做好城市的下水道及各种管网、道路，而中国则是先盖大楼。若干年后，中国这座城猛一看光鲜亮丽，而俄罗斯这座城却还只是一片施工工地。那么，最终，哪座城市会建设得更好？从理论上来说，俄罗斯这部修好的车最终将跑得更快更远，俄罗斯这座打好了基础的城市最终会更繁荣有序。但是现实情况似乎相反，这是令无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困惑不解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一开始他们就打造了私有制，然后搞市场经济，是通常的、合乎常理的做法。中国则刻意回避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只搞微观方面的市场经济，绝不提私有化。但是，两者的结局出乎理论家们的预料：基础打得很好的俄罗斯在经济上被超常规的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在北京举办了空前盛大、华丽的奥运会、其后便是上海世博会；中国经济保持了十余年高达两位数惊人增长率，经济总量一举先后将德国、日本甩在身后，直逼世界老大美国。这种势头让国际上的经济学者做出了不出二十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预测，也让中国的执政党信心暴棚，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总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头个十年，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似乎打破了历史的轨迹和惯性，颠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历史的规律果真不再发挥其作用了吗？ 对于中国未来前景的判断，与如何看待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成就有关，与如何看待现实中国存在的问题有关。 二、如何看待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发展 中国三十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古今中外少有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中国从一个经济小国弱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并且，2013年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保持了7%的年增长率，为世界第一，按这个速度，超过美国几成定局。有学者预测在2025年前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有的学者更将此时间提前到2018年。而就在前不久，有人根据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计算，声称中国实际已于2014年10月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是事实，这个事实便成了一切赞同和维护现有政治体制者最强劲的理由，尤其是坚持一党制者最有力的论据。于是，宇宙真理论出笼。一切坚持和赞同现行政治体制的共同论调便是，实践证明（也就是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西方民主宪政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不必改弦更张了。 对于同一个结果，关于原因的认识并非没有争议。我们知道某一只鸡是某一只蛋孵出来的，它们之间具有唯一的因果关系。但是，中国的经济三十余年高速增长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是不是因果关系，却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中国经济这个函数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果对N个因素，有的因素与它正相关，有的因素却是负相关。 要看清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经济之间的相关性，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段，即1949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谓前三十年，那时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如当今的朝鲜。一个因，一个果，没有其它变量。所以，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结论其实相当清楚，即社会主义带不来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带来的只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和生产力的破坏。支持这个论点不仅有中国和朝鲜的证据，更有数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的证据，铁证如山。 显然，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动力来自社会主义制度之外的因素。这个事实明摆在那儿，每一个亲身经历过这三十多年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一句话，如果没有对传统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中国目前与北韩并无两样。 总结起来，促成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成就的，有以下九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政治改革破冰，抛弃了纯粹的公有制体制，在微观层面培育了私有制成分。这一因素是主导的和决定性的，也是内因，解决了发展的基本动力。一个近八亿国民的国度（后来是13亿国民），一旦将国民的创造财富的内在动力激发起来了，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经济体制颠复性的改革，抛弃了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二元化的经济，即国有加上私有的混合型经济体制。这是第一个因素指导下的对于国家经济制度性安排。它也是内因，也是起主导与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个二元化经济体制，不但承认了资本利得合法性，而且承认了私有资本利得的合法性，将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与资金一道纳入了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可自由流动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经济体制的构架已经是市场经济，只不过其中仍然存在着非市场的成分。 第三，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一因素的形成是在上述第二个因素基础上的。一个市场经济体不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是不可想象的，而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条件是要求参与者遵循市场经济规则。通过贸易与资本流动，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出来，中国长期对外贸易保持了巨大的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直至全球第一。中国的价值洼地接纳了全球巨大的资本，自然也会生产巨大的收益。中国的对外开放标志性事件就是加入世贸，后来直接加入WTO组织。 第四，技术进步，指的是全球的技术进步，不仅仅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作为一个起步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可以直接享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将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这也是许多经济学家，例如林毅夫所说的后发优势。中国从一个比较原始的农业经济国家，直接进入了电子工业时代，然后进入了网络化经济时代，三十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是中国的专利，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这一段时期加入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它都得这么走。你可以到非洲某些国家看一看，它们从原始的部落社会直接进入了网络时代，电子商务一样风行。 第五，自然资源的储备。这个因素是自然条件因素。正是由于前三十多年中国长期保持了农业国家性质，大量的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强度低，保有储备量大，为最近三十多年提供了资源保障。可以说，这三十多年中国不仅吃光了祖宗的遗产，也吃光了子孙的存粮。 第六、人口红利和农业人口转型。中国七十年代之前计划生育之前的高出生率，一对夫妇平均生育在四口以上，自八十年代开始，至本世纪头十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结构中，中青年劳动力占有历史上最高的比例。另一个人口因素便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六亿多的农业人口迅速转化为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人口，这些农民工所得到工资极低，使得中国的商品能够具备全球最低的成本，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创造了主要的条件。 第七、国家战略转变，符合国际形势的发展客观实际。中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将国际形势确定为和平发展主题，抛弃了战争思维，大量裁减军队，军用转民用，这样一进一出，对于国家经济的增长确起到了助力的作用。 第八、全球最饥渴的消费需求大国。一个八亿人（当今是13亿），处于全球最末端的生活水平，人均财富几乎为全球倒数第一，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当然是无可比拟的。这个因素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最核心推动力：生产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消费，而且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条件：因为基数小，容易实现高速增长。 第九、双轨制。这个双轨制不是指政治专制与市场经济，而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制度并存。一方面，微观层面是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政府决定了资源的基本配置，有如计划经济一般。对于这个双轨制，绝大多数人都持负面态度，不予认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确与这个双轨制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是正相关的关系，至少这三十多年，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是如此。如果前面八大因素可以造就中国经济正常快速增长的话，那么这一因素就是造成中国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个因素所发挥作用的另一种通俗的说法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产业投资过剩、大规模的造城运动、高速公路的急剧扩张、高铁的迅速扩张。双轨制推动经济超速增长的另一个秘密就是：工程越大，官员的不法收越高！因此，这一因素也是造成中国社会乱相的主要根源。 从上面九个方面因素，我们可以明白，造成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第一至八个因素没有一条与社会主义性质有关，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因素限制的结果。而唯一与传统社会主义因素有关的只有第九条因素，即双轨制。这也是中国官方所津津乐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构架。 三、如何看待中国乱相 有人专门对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的乱相做过一个归纳，主要有二十五个方面的乱相，这些乱相已不限于人的行为，更显现于人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向。 乱相之一，官员腐败，全民也腐败 官员的腐败自不待言，要说的是全民的腐败。因为无论是谁，手中多多少少都握有点权力。现在就连临时工都知道搞点腐败，比如协警或者联防队员，或者城管临时工什么的。 乱相之二，权力主导资源配置，市场经济体制做成了一锅夹生饭 政府数成千上万种项目审批，加上各种监管，本质上就是权力配置资源，与真正的市场经济风马牛不相及。执政党不肯放权（江山意识根深蒂固），它把国家视为党国，国家资产视为党产，是权力配置资源的理论依据及内在原因。 乱相之三，政府主体错位，直接沦为经营实体，唯GDP 论主导政府行为取向 比权力配置资源更为离谱的是，政府主体错位，它忘了或者是故意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政府的职能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平竞争转化为直接从事生产经营。这样一来，政府不但主导了资源的配置，它还将资源配置给了自己。每一级政府，其实都变成了它辖区的总公司。政府成为经济经营主体的实现形式便是各级国企。除原有国企之外，各级政府还可以设立所谓的投资公司或投资金融机构，垄断利润率高的行业产业。政府同时充当裁判员和运动员两种角色，完全失去了公正和客观，导致民营经济举步维艰，而国有企业坐拥高额垄断利润。可悲的是，这种乱相反过来成了专制体制可以也应当做强做大的有力证据：你看，公有制就是比私有制具有优越性。 政府主体错位的根源，也在于“江山意识”，与权力配置资源如出一辙。 乱相之四，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权贵资本主义，红二代完成了从政治世袭向政治加经济世袭的全方位转化。 中国高层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发展方向基本是两个，一个是从政（包括从军），一个是从商。但是，他们从商与一般人下海从商不同，他们从商是直接进入国企，直升飞机般地窜升到高层，成为商官。成为国企负责人后，便可以貌似合法地用各种手段将国企变成个人的提款机。 省部级官员以上的二代三代执掌了央企，省部级以下官员的二代三代则盘据于省属国企市属国企。中国官二代（红二代）不但在政治地位可以世袭，经济地位上也同样可以世袭。现在一般民众对于官员经济贪腐痛恨无比，其实，这些不法贪腐的收入，与权贵资本的收入相比算不上什么。贪腐的收入明显是犯罪，但是权贵资本将国有资产大搬家却让人抓不住把柄。多数国有资本的乾坤大挪移不但不犯法，还赚得了一个积极响应中央改革号召的名声，成了改革先行先试英雄，资本向权贵大规模转移，权贵资本主义脱胎成形。事实上，截止到今天，红二代与官二代们最乐意保持这种双轨制，他们既害怕回到文革，也害怕政治体治深化改革，进入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两种状况下，他们的既得利益都要损失，所作所为均会受到清算。 这种乱相的根源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公有+专制，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本人痛恨资本的剥削，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主张的主义实际上是培育权贵资本的温床。要说资本具有剥削的本性，那么权贵资本才是真正的剥削，因为这种资本所有人对于社会没有丝毫的价值创造，它只是对价值偷窃。 乱相之五，公共产品变成牟利产业，低收入群体苦不堪言（教育、医疗产业化的误区）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在公民的教育、医疗产业基本上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辅之以私营，公共教育、公共医疗以提供基本保障为目的；在教育及医疗费用方面实行的是向贫弱者倾斜的扶助政策。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结合，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福利。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近三十年来却在这些领域大搞产业化，将政府的责任推向了社会，教育和医疗行业成了暴利行业，而公民的社会、医疗保障却实行劫富济贫的制度，造成收入者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由政府向公民提供廉价的教育和医疗产品，而中国却借机向公民横征暴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权观的不同。西方国家视教育、健康为公民的基本人权，生而平等。因此，这一部分产品必须由政府从纳税人的税收中生产出来，平等地供给公民。 乱相之六，社会诚信度全面崩溃，假冒伪劣品横行 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骗子无处不在，欺诈无处不在。 这什么会到让一个民族全体蒙羞的地步。是原因也是结果，其实是互为因果。一个社会如果依靠诚实劳动带不来财富，贪污腐化、偷鸡摸狗、强迫交易、制假贩假个个钱包鼓鼓的风风光光招摇过市，是狗也知道必须去骗了。当一张选票都是假的时候，这个国家最终便与真实无缘，与诚信无缘。 乱相之七，急功近利，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浮燥、浮夸 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浮燥等具有共同的特点，便是违反科学和脱离实际。从国家到企业，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某个领导虚荣心一膨胀，什么离普的命令都能够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超常规，动不动就是中国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一；动不动就是向什么什么献礼，为了这个礼，可以超越一切规程规范，可以特事特办。整个中国都惶惶不可终日，似乎明天地球就会爆炸。 权力崇拜盛行、科学精神的缺失，是造成此类乱相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独裁政治。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聪明的人知道只有依附于权力才能活得更好，在此价值准则指引下的行为便是如此。 乱相之八，国家法制有名无实，社会公正没有保障 关于中国的法制，慕容雪村有一段精辟的描述：这个国家制定了无数法律，然后又制定了无数的实施细则，最后，这些法律和细则实行不实行，如何实行，由长官说了算。 没有法治导致的后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底层民众没有守法的观念，另一个方面是上层阶层对于下层肆意妄为地欺压。进而导致一个结果，即全社会都践踏法治精神，丛林法则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