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什么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无论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还是中国社会乱相重重，对其发挥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发现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于理解社会现象有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或缺的。
官方对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如此表述的：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浮尘先生认为这种表述似乎很正确，但很含混，不得要领。这个表述换一种说法，就是欲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个表述可以说放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都是适合的。但是，它不得要领，它没有说明白，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落后的生产力。这一方面，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表述更为切中要害，即人类社会的矛盾始终都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具体到某个社会阶段，这些矛盾的各个方面具有不同的内含。所以，浮尘先生认为，要搞清楚中国社会过去及现在其基本矛盾是什么，就必须明白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什么不适应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背离的中国社会客观现实。
自从毛太祖死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毫无所为。废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国策、废除了家庭成份的划分而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亮点。除此之外，承认私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的合法性，推行公司制，颁布和实施《公司法》，颁布和实施《物权法》等，既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为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但是无论怎么改，邓公设立了一个框框，即所谓肆项原则，一百年不能变。肆项原则，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马列毛思想、一个是人民民主专政，四位一体。
经济上要搞市场经济，政治上却坚持肆项原则，这便是三十多年来，以及未来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搞的市场经济是有限度的，是不彻底的。
市场经济与肆项原则之间的冲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要求全体公民是平等主体，具备契约自由的权利，但人民民主专政奉行阶级斗争哲学，将公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一部分阶级统治另一部分阶级，公民之间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财产的私有，参与市场交换的各个主体对于自己的财产具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支配权，能够独立自主地对自己的财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而社会主义性质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与财产的私有制是不相容的。
第三，市场经济制度要求市场保持自由竞争，要求社会资源由市场配置。但是，为了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公有制为主导，保持国有资本的主导和统治地位。可是，资本是牟利的，它并不会自动地识别你是公有制的实体还是私有制的实体。因此，为了保持公有资本的主导地位，便不得运用政府权力人为地配置资源，将主要的资源向国有制经济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双轨制：微观领域的市场经济与宏观层面的计划经济并存。在各级政府手中掌握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权力寻租和腐败应运而生。
第四，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以法治国是天经地义的。法治的基础，当然只有民主政治，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社会团体和组织，这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不相匹配的。
第五，市场经济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与此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即实行民主政治，反对权力的垄断，与一党独裁是不相容的。
第六，市场经济强调纳税人的观念，强调纳税人的主导意识，政府受纳税人的委托行使社会管理职能。因此，执政者由纳税人自由选择，也就是由纳税人民主选举产生，受纳税人委托，为纳税人服务。这一点也反民主的极权政治也是不相容的。
第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哲学，自然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由此可见，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所强调的肆项原则是根本无法相匹配的。在改革之初，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种冲突尚可取得某种程度的缓和和迂回，但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市场经济与肆项原则之间尖锐冲突便无法回避。当年在理论上无法解决市场与肆项原则的冲突，总设计师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接着又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实质上是回避了这种矛盾，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这就是中国的基本现实，如果一定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肆项原则与深化改革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民主宪政的客观需求与肆项原则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政左”与“经右”之间的矛盾。从国家总体范围内来看，就是思想与行为之间的矛盾、价值观与和行为之间的矛盾、目标与过程之间的矛盾。如果将整个民族类比为一个人，她的精神与行为是矛盾的，所做并非所思，那么这个人就是精神病人。
一个国家、民族长期处于这种精神与行为矛盾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除了前文所述的种种乱相，最大的恶果就是政府政策与社会民众思想意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政府的政策还在四个圈圈（肆项原则）中打转转，但大部分民众思想早已认同民主、法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凡官方的言论必遭围剿、必遭反对、必被质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其次，这个矛盾加剧民众在思想观念上分化，一部分民众留恋文革，另一部分民众向往民主政治，似水火不容，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即便在官员阶层，也存在民主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严重分化，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高层的改革举措阻力重重举步维艰。此凡种种，官民分裂、族群分裂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激化，社会戾气严重，公共道德滑坡，恶性案件频发，整个国家注定无法形成合力。
中国形形色色乱相的总根子，就在这里。
六、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主要因素的彼消此长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提出猫论，提出不争论论。但是，发展难道仅仅是经济发展？甚至仅仅是GDP的增长？我们在发展上漏掉了什么要命的东西没有？政治体制没有发展难道也叫发展。不争论只是暂时压制了争论，分歧依然，条件成熟时的会更加剧烈暴发出来。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储就是好猫。我们在经济方面是贯彻了猫论，但是在政治领域恰恰相反，坚持的是反猫论：不管你这猫再会抓老储，只要不是我要的猫就不是好猫。
原来认为先搞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想法似有理，但是，协调配套的改革与倒逼式的改革，最终会达到相同的目标吗？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会可能一样吗？如果是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便是狗屁。当中国三十多年一条腿走路，已经将一个畸形的权贵资本主义怪物养大的时候，你再想改革，再想改回原来设想的样子，那就不是你能说了算了。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你想倒逼它，它也会倒逼你。
传统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脚踏实地地探索国家治理，将国家治理好是这些国家政治家的唯一企图，也是国民的唯一企图，没有那么多堂而皇之却心怀鬼胎的企图。所以，在发现资本的牟利本性可能带来对于公共利益的侵害后，这些国家想出了各种有效的办法平衡了这种力量。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到而中国没能做到，唯一的原因便是这些国家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民主就意味着全员的诉求表达和决策的阳光，民主制度保证了方方面面不允许少数人不当获利；在民主制度下建立的司法体系独立于任何党派和利益集团，保证了全社会法治环境，反过来这种司法体系又保证了民主制度的神圣性和稳定性。归纳起来：西方民主国家采用了私有制激发了财富创造的动力问题，为社会的富利创造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用民主制度解决了权力约束和公共福利、二次分配问题，保证了相对的社会公平和和谐。但是在中国，三十多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即引入了私有经济的因素，激发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动力，至于如何扼制资本的贪欲无度、如何解决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如何约束权力这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却无所作为。结果便成功地孕育了经右政左，这种畸形的双轨制怪胎（另一种双轨制，不同于前述的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这种被官方一再歌颂、坚持、誓死捍卫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导致中国社会种种乱相的根本原因。
一国之社会系统是一个典型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系统的有序性维持需要系统吸收的能量超过其消耗的能量，当系统的能量吸收小于其消耗时，这个体系就进入到了熵增大（系统有序性减少）的进程之中，实质就是进入消亡的阶段。而决定一个耗散结构熵值的，必定是其体系内部的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天，决定中国社会熵值的各种因素彼消此长，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小岗村承包土地开始，至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直到本世纪初，共有近十八年时间里，私有制因素创造的有序性强于其它不利因素，中国社会的熵值是下降的，社会有序性是增加的。进入本世纪后，权贵资本占据了上峰，双轨制的恶果全面显现，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国进民退，政府的权力不断加强，中国社会的熵值其实已开始上升，社会的无序性开始增大。从此，尽管中国表面上还在继续繁荣，其实骨子里，衰退已不是预想，而成了现实。至2012年习大大上任之前，中国社会已达到了最大熵值，民怨沸腾，人心浮动。经过两年多的强力反腐，中央高层有效地减少了熵值，中国社会的有序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导致中国社会无序的内在因素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熵值增加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中央两年来所做的诸如反腐动作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明显的左倾化趋势。
当前，决定中国社会有序性的各个因素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令人无法乐观。具体分析如下。
因素一，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甚至倒退；
因素二，经济体制改革因素，根本性的改革已经结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市场经济难成正果，口头上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化全面化发展，但受限于社会性质的顾忌，一进三退；
因素三，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这个因素仍然在起着正面的作用，但价值洼地已不甚明显，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基数以及人工成本的迅速上升，对外贸易的顺差幅度在逐年缩小，对外资的吸引力开始下降；
因素四，技术进步
这一因素的作用在增加，国民素质的提高、技术基础加强，中国的技术进步已进入到加速阶段，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这个趋势不可逆转；
因素五，自然资源
这个因素相当不乐观，成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因素六、人口红利
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因素七、国家战略及国际环境
这个因素没有改变
因素八、内需消费
消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如过去那么巨大和强烈，但是作用仍然相当可观，刚性消费和消费升级两个方面均有相当的潜力。但是，房地产行业的需求下降很快。
因素九、双轨制
双轨制对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超速增长起到过作用，但同时带来的诸多负面因素，也是中国乱相的主要根源。这个因素在下一阶段仍然存在，存在的时间及规模取决于政治体治改革的力度，但前景不可乐观。
因素十、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的红利被过去三十年消耗怠尽，未来是一个压力因素。
因素十一、国民意识和价值观
与前三十年前、甚至十五年前完全不同，当今中国社会的国民意识与价值观多元化和混乱化程度之高是空前的。三十年前，批判两个凡是，对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将国人的意识与价值观空前地统一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上，将全社会的精力统一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合力，取得了近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进入本世纪后，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的各种社会乱相丛生，国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开始出现巨大的分化和尖锐的对立。令人欣慰的是，民主和法治观念增强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趋势开始形成。这个因素加上技术进步因素，也许是中国社会未来唯一的希望所在。
与三十多年前启动改革相比，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十一个因素中，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红利、对外开放六大因素明显恶化，而双轨制则是新增的不利因素，内需消费、国际环境两个因素变化不大，唯有技术进步与国民意识得到改善。总体来说，有利因素减少，不利因素增加了。
七、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因为肆项原则成为导致当今中国社会各种乱相的根源，因此，如果要真正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改的就是肆项原则。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思想意识形态抛弃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接纳基本人权至上的普世价值观；开放党禁，培育多党竞争的民主土壤，还给公民真正的选票；保护私权，真正改革政府权力体系，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将资源配置权力真正交给市场；抛弃名存实亡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实施依法治国，保证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此可知，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到了革执政党自己的命的时候。这种改革，才真正是烈士断腕，置死地而后生，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胸襟、胆识和终极追求。改革如果能够彻底，对于当今的执政党也是脱胎换骨的转变：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从一个专政党转变为民主党、从一个依靠枪杆子上台的党转变为一个靠公民选票上台的党。但同时也意味着，它有可能从一个执政党变成了一个在野党。
当今的执政党一再声称除了人民的利益，它没有自己的利益。能不能抛弃江山意识，为中华民族引领政治改革，是检验其承诺的试金石。
显然，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实现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唯一的条件恐怕是需要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伟人出现。
但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人物的影子。铁腕治党的当今党首能够强力反腐，但他无力也不想撼动肆项原则，相反，他在加强党对于这个社会的控制力，他坚信依靠肆项原则也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继续进步与发展，甚至他相信这种发展将超越从前的任何阶段。因此他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之梦战略。
那么，中国之路，将沿着不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继续维持肆项原则，对经济体制小修小改这种方式的道路走下去，继续保持着“政左经右”的中国特色。
历史规律能否超越，将留给时间来证明。但是，留给当今圣上实现其中国梦的时间并不充裕。
八、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果
不改变肆项原则，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怎样的结局？
第一种可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下继续伟光正，乱相继续存在甚至创新，最终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底层民众揭竿而起，暴力革命再次暴发。底层民众暴力革命若失败，中国将陷入更严重的强权政治，甚至军人执政；若革命成功，中国将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贫农与流氓无产者执政的时代，新的毛太祖应运而生。
另一种可能，反腐获得显著成效，从严治党和政府职能转变有所作为，社会矛盾明显缓解，中国出现短暂的和平和繁荣景象。但是，习之后一切可能回到原点。这种情况下，不过是将中国的暴力革命向后推延了一段时间而已。
第三种可能，在外部因素的支持下中国暴发所谓颜色革命，最理想的结果是届时出现一支足够权威的民主力量引领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体制。否则，就凭中国社会价值观迥异、种群分裂的现实，社会动荡不安或许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九、结语
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进步的民主力量一定是来自大部分公民，这些公民具有坚定的民主意识。浮尘先生寄希望于公民社会的养成，寄希望于普世价值。唯有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才能创造一个民主与法制社会，才能由公民主导政治权力，弥合社会裂痕，减少社会熵值，增强有序性，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一日之功，普世价值、民主意识需要启蒙和渗透，中国尤其如此。这也是浮尘先生著此文的目的。 苍天一浮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