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人品

  理想这个词到底是褒义词还是中性词？如果是褒义的，那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就只能有野心。就我个人的态度，觉得这个词应属中性。纳粹德国希特勒的理想是国家社会主义，是让亚利安人、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的支配者。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入侵和征服，反对希特勒的人们只能殊死战斗。反纳粹的国家领袖领导其民众顽强抵抗，决不屈服于希特勒的理念。为抵抗纳粹德国而联合起来的同盟国也有着理想，那就是消灭法西斯德国，重建世界和平。话这么一解释，我觉得顺多了；理想这个词应该是中性的。

  为什么想起这个话题？因为长期以来，海外的人们如果批判毛泽东和中共这个永久执政党，往往先在人格上对毛及其中共领导层进行攻击。个人认为这对批判毛及其中共没意义。同时，我们得承认，毛及其中共的开拓者们应该是有理想，并取得成功了的。当然，他们的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证明是行不通的；随着中共执政的延续，现今的执政者其理想主义成分早已被现实主义取代。他们已蜕变为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人格上对当前中共领导阶层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人。

  网上很多人一说到中共，马上有这种概念：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一群恶棍。其实这不符合逻辑。只善于坑蒙拐骗，相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阴谋家们是成不了大事的。如果是这样一群人打败了枭雄蒋介石；那他也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十足的笨蛋。实际上蒋介石面对的共产党人大都是极其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如此顽强意志力。在那时中共高层队伍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充满着理想主义的热情。下面是有关“延安五老”的资料摘编。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党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

  董必武，1886年生。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也身居高位。

  林伯渠，1886年3月生人。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林伯渠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1905年8月，林伯渠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1917年，林伯渠参加了护法之役。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

  林伯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徐特立，1877生人。1905年入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后兴办私学（如梨江学校、长沙平民夜校等）。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

  1927年5月，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身居高位。

  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谢觉哉，1884年5月生人。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湖北、上海、湘鄂西苏区，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报《工农日报》主编。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建国后身居高位。

  他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吴玉章，1878年12月生人。1895年开始接受维新思想。为了寻求革命出路，他于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在日本，吴玉章1905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后被选为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1907年创办了《四川》杂志。

  1925年，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吴玉章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去法国巴黎负责《救国报》工作。1938年4月，吴玉章回到中国。1939年11月，吴玉章到延安，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

  1949年12月，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政务院又任命吴玉章为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从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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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老”都比毛泽东年龄大，林伯渠和吴玉章是1877年和1878年生人。到了1927年国民党开始镇压共产党时，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甚至五十岁的人。此时他们仍追随中共，只能用有坚定的理想追求来解释。也许你可以认为他们是盲从，但当时旧中国社会矛盾如此尖锐，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四分五裂，就算他们“有病乱投医”也可以理解，何况他们都是读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不同于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造反者。

  从简介上看，他们的品格应该是很高尚的，严以律己可，克己奉公。就冲这点，我也觉得该敬重他们。对他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我不认同，觉得此主义从根本上，也就是人性上讲就是错误的，在实践中碰壁，乃至失败很正常（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也要在实践的检验中被证明绝对错了（最多在科学社会主义上有些论点可以在社会上借鉴），需要时间。现在我们认识到，所谓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个扯淡的玩意儿，是毛泽东的御用文人们的诡辩；然而延安“五老”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我们能强求他们什么呢？

  在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内，鱼龙混杂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如果延安“五老”确实人品高尚，那也并不见得中共党内其他人也如此；然而我们也不能说中共其他人都是道德败坏者。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人性又是包含着假恶丑。

  你要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们都是正人君子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毕竟有着自己认定的理想。否则，那么艰难困苦，甚至面临绝境的局面都不肯认输说明了什么？可我发现，一说到毛泽东们，咬牙切齿的诅咒谩骂者多得很。是不是这些人就是和毛泽东们有仇，在中国大陆被破坏的家破人亡？不见得吧？我猜测，这些谩骂者认为，毛泽东是个恶人，他当政期间无恶不作，给民族造成巨大灾难。如果真是这样，只要有个贤君当中国的皇帝，我们不必改变专制制度（这种讽刺的话我说过无数遍）；老百姓，包括所有诅咒毛泽东们的人，照样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听任“贤君”统治就行了。打住，这种挖苦话说多了没意思。我再次重申，批判毛泽东们，重点要针对制度；因为有了专制制度，毛泽东们才能为所欲为。

  通过读史料，我也读到中共高层内品行不端者，他们是柯庆施、康生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是深喑专制王朝统治术的毛泽东的打手；双方的关系是互相利用的。这等人不但心理阴暗，且最能见机行事。阿谀逢迎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我猜测毛泽东也不是不知道柯庆施、康生他们的恶劣品行，但毛要用他们来维护其皇帝般的地位。说来说去，又说到专制，可见民主、自由的制度是相对符合人性的制度，是人类追求的根本目标。专制制度早晚成为历史。

  前几天我上个介绍“文革”初期，北京中学界出名的红卫兵头目李东民。他最后在2012年因诈骗罪被判刑6年徒刑。当时我就想，是否可以认为李东民这个人从“文革”开始就是个毫无理想的投机分子呢？他在六十多岁还进行诈骗，是否可以说明他从来就不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呢？我看这两个问题我都难以回答，因为我并不了解多少内情。不过我不认为李东民在“文革”之初是怀着投机心理“造反”的。我是“文革”过来的一代人，知道毛泽东在“文革”开始时神一样的地位。全国民众对毛的崇拜到达了病态的程度。李东民，连同当时北京大学界中的“五大领袖”都有着狂热的理想，老百姓也如醉如痴地追随毛泽东。这种宗教狂式的理想给民族造成巨大的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灾难。而这种灾难的可怕后果，我们现在还难以认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