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得聞劉曉波之名，是在他讀研究生（師從黃藥眠先生）時提出“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那給人的感覺是故作驚人之語。繼而分析，那不是在回答“中國文學的發展出路”的問題，而是取消問題本身。

後來，劉曉波介入政治。在“六四”後的一次訪談中又有驚人之語，謂中國人難得政治進化，也許是人種問題，解決之道或許是先作“三百年殖民地”。其憤激之情可感，然而，又一次，這不是回答“中國人如何才能爭到自由幸福”的問題，而是取消了問題。

在政治行動上，劉曉波所為可圈可點。

一、“六四”當夜，火藥味臨近，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高台上，說是面迎鋒鏑並不誇張，劉曉波堅決主張不用武力抵抗。這不說明他害怕，因為他當時明確提出：這次運動的結果，如果是“學管”代替了軍管（即用另一種專政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那么正是其最大的失敗。並且，他在廣場上一直堅持到與全體學生一同撤離。

二、提出並做成《零八憲章》。

劉曉波被判罪入獄後，行跡也很清楚。他原未料到自己會被關到罹患絕症，因而是準備在中國恢復自由之身的。臨終前改變初衷，欲爭取與家人一起出國，那是在已經為中國盡完了力、唯一可求者只剩自己（最後一點點）和親人的人身自由之際。這無可非議，值得一切中國人的同情和支持。

為保一黨專制，違法（憲法）將言論者如劉曉波等剝奪自由，要負責任的不只是當時判劉入獄十一年的胡錦濤，其前後任江澤民習近平也不能逃脫其陰惡的罪責。

海外民運（重音越來越落在“海外”而非“民運”二字上面）對劉曉波的態度令人失望。任何人都可以秉持與劉不同的分析、觀點、乃至信念，然而當一位言論者被剝奪了言論自由時，任何人都應該首先主張恢復他的言論權利，而不是急着指摘他做得錯啦或者遠遠不夠云云。海外民運要將重音拉回到“民運”，先要實際表現出你們的理念和願景究竟是什麼。

劉曉波，一位身體力行的言論者，以生命放下了一塊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