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井冈山宁冈古城的日子（7）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但是，领袖是赐予人民政治生命的恩人和慈父。像家庭成员应当顺服父亲绝对权威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地团结在领袖周围，爱戴领袖。人民需要将领袖作为偶像来膜拜，因为只有领袖才能把人民的聪明才智调动和发挥至极致，领袖也乐于通过各种革命运动，使得人民群众热情高涨起来。如果你欲跳出这一”牛顿第四定律”，而得到解脱和自由，你就是背叛集体，或人民。过去，我们的精神偶像是毛主席，如何体现你的成功？投身革命洪流当中，并努力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你就可以掌控人和带领人民奔向共产主义的明天。如今，时移势易，偶像已异化为金权，它可以主宰你的生命线，给你带来今生的骄傲，肉体地享受，眼目的情欲。进入国内，或国外名牌大学，受聘于大公司，赚到大钱转眼供完豪宅，升职追上直升机，结交「富人会所」的朋友，迈进远方「权贵」的田野，你就成为偶像，多有诗意和面子？

1968年宁冈人口只有五万人。当时，宁冈仍在进行三查运动，每天古城镇口都能见挂着牌子的“地、富、反、坏分子”，还有刚刚新鲜出炉的“反共救国军”分子。他们或低头站着，或跪着。我曾亲眼目睹被整人员被老式手摇电话机电击惨叫，直至休克昏迷。

1966-1971年间，宁冈全县有二百余人被整致死，县公安局长（南下干部）也无法幸免，1973年县委书记郭德润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被撤职。而后，县委领导刘少德（也为南下干部）因犯逼供信罪，被判死刑，武装部冯部长的妻子也因涉及武斗而被隔离审查。

下放，无论怎么说，是某种形式的落难，下放干部有缘在一起，本应相互护持。可是，井冈山乃中国革命的摇篮，下放干部正处于革命的烈火之中，激情怎么不会剧烈燃烧？！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没有放松，下放干部之间要防范，彼此监督，导致怀疑伤害，付上人性扭曲为代价？

我们家起初是单独住在”赵下生产队”，遵照下放干部领队者的要求和指示，又搬迁至沃浪生产队一所大房子里集体居住，以便于统一管理。记得每家吃饭前要唱毛语录歌，念“翻身不忘GCD，幸福不忘MZX”。后来，陆续有人被借调离去，生产队也想收回房屋，我们家才又被安置在谢中光家。那个年代，春节期间，省革委会慰问团会将红色革命对联贴在每户上山下乡干部家门前，以示光荣之家，但我们家除外。这无形中向周围老表揭露我们家历史不清白，政治上应被警惕和防范。为此我母亲感觉特别自惭形秽。

我仍记得，刚下放的前二年，有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踏草鞋，常常歇死底里呼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滚一身泥巴”。还有人提出口号，要自力更生，上山砍柴去，停商品粮，停工资，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才能将思想彻底改造好，成为新一代革命新人。虽然，还有不少下放干部散居各村（生产队），山寨，相隔数十里，聚在一起需爬山涉水，但集中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从未间断，要么在公社，要么拉练上黄洋界，或各红色故居革命教育点。

1969年春夏之交，下放干部内有过一场批斗会，拍桌子，摔板凳，咆哮声令人惊心肉跳，我记得被批斗的有，郭生（乐队指挥），沈xx（又叫沈麻子，舞蹈演员，大连人），罪名是，不参加劳动，在镇上晃晃悠悠, 吃吃喝喝，游手好闲，资产阶级思想膨胀。

我年青时在北京念书期间，曾与中央美术学院，和戏剧学院的同乡交往过数年，坦白地说，我思想僵化，与那些“文青”保持应有的距离，我只当是，在沉闷科研后，一种脑力的休息和放松，透一口气。我的同乡非常诧异，“你来戏剧学院玩了几年，没有一点变化，还没下水？”。我理解文艺圈的人，当年省歌舞团的下放演员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当下的所谓“任性”，即革命运动中的那点我行我素，带有享乐主义，“自由奔放的叛逆行为”和“正统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浪漫情怀？

同期挨批斗的还有，夏继贤，刘承儒，罪名为装病，逃避劳动锻炼。1972年，夏继贤因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吐血死于宁冈。刘承儒患有风湿病，无法下水田。多年后，我与母亲在南昌墩子塘菜场偶遇刘承儒，他谈起往事，仍非常气愤，说到某女士极左疯狂行为，他说，简直就是泼妇无赖。

我的胞兄曾说，批斗会时，某负责人问，怎么徐毓琳（我母亲）没来？那时，我外婆非常感恩，因为在当地赤脚医生周成德的请求下，我母亲被古城公社派往井冈山茨坪培训，学习针灸和草药，得以避开风口浪尖，否则，我母亲也难以幸免被揪出去批斗。

在此，我想说明，下放干部领队后来陆续对左的行为有认识和纠正，人间温情逐渐又回升。

尾声

最近，我听说一个故事。海外某同乡会聚会，场面热闹，大家唱红歌，时光恍惚倒流。可以理解，红歌是集体的回忆，是青年时期生活的投射，或像感情的按摩师。

聚会人当中有位长者老李。文革时，他某日在上班途中遭人掳去，掳走他的人自称属于"井冈红旗”革命派, 他失去尊严和自由，经历肉体折磨，独囚苛待，却不知自己犯了甚么罪。然后, 又在局子里被囚10个月，不能联络家人。经历长期蒙眼、饥饿、恐吓, 审讯官最后使出办法：要他先承认写在字条上的片言只语，并在每张字条上划押，把字条收集后重新组合，编织出他「颠覆叛国、特务、西方间谍」等罪行，并告诉他若真的对党忠诚，必须认罪。在重复审讯下，他的脑袋变了，先是怀疑自己，最后竟然相信自己真的犯了那些罪，并认罪伏法，最后判监禁10年。

具有喜剧效果的是, 老李在同乡聚会的酒席上竟碰上当日的审讯官，他叫老李别怪他，说只是按规矩办事而已，只能怪“四人帮”。他还安慰老李：“那都是乾隆朝代的事了”, 然后他给老李夹了块鲍鱼片，又说：“想开些，过去的，都过去了，展望未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已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习主席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梦想。”

文革中有些整过人的，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夏姐1977年才回到南昌。她是下放干部中最后一位离开宁冈古城的，是原江西省歌舞团的女中音演员，她一直单身在宁冈，而丈夫陈生（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在湖南一地质队工作。夏在宁冈时与我们家走得很近。我的母亲回到南昌后，对夏一直很关心，写信鼓励她，一定会回南昌的。同时，母亲去找原省委回城官复原职的干部求情，最终，感动了王姨，她的老公黄生（黄知真秘书）将夏调入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处八一礼堂工作，并且夏的丈夫陈生很快也由湖南调入江西省科技情报研究所。他们夫妇俩十年分居圆满解决。记得有一年我回中国，在南昌遇见赖鹏伯伯，他原是省监委科级下放干部，他认不出来我，“你是谁呀？”我解释很多也无济于事，最后我说“我妈是徐毓琳呀”，赖立刻感慨不已，长吁短叹“多可惜啊，那么年轻就走了，我们过去公费医疗在二附院，大家都会去找她帮忙看专家医生，她不在了，我们看病也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