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毛泽东（钱理群在政治大学文学院的讲演摘要）

　　前几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曾透露：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反右后期说：“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他有两种可能，不是顾全大局、不说话，或者就是被关起来，但还是会写。”

　　实际上周海婴还提到了一个叫做杨继云的鲁迅研究专家，和鲁迅本人关系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顾许广平和周海婴的。在四九年以后，他一直没有写关于鲁迅的任何回忆。后来他透露，“我最想回忆的人就是鲁迅”，“鲁迅曾经和我讨论过，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权后，鲁迅对新政权和自我命运的分析。但这个是不能公布的， 所以没有写出来。”鲁迅对共产党掌权后的自我命运，是有相当且细致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鲁迅去世后，李济也有一个回忆录，他就谈到了，鲁迅曾和这个冯雪峰(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联络人，也是鲁迅相当器重的学生)说：将来革命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冯雪峰连忙说不会不会。1934年四月三十号，他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面说：如果有天旧社会崩溃了，我将有一天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鲁迅为什么生前就有如此预感？他和毛泽东之间冥冥中有个对话。在当代中国最了解毛泽东的是鲁迅；最了解鲁迅的，也是毛泽东。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两个历史人物。

  毛泽东开始思考鲁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时，鲁迅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一九三一年，毛因为党内斗争失势，非常郁闷，他曾说过“那时连一个鬼也不上我家的门。”在极度的孤独寂寞中，他读了许多书，也读了鲁迅的书。失意困顿的人最了解鲁迅。毛泽东那种心境下一读，他即把鲁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冯雪峰回忆，毛泽东到他家来，说今天我们不谈别的、专谈鲁迅。冯雪峰就说，有一个日本人说过：全中国懂得中国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还有半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后来，有共产党人要把鲁迅抢救出上海，让他到苏区当教育委员，毛泽东也反对。毛说，还是让他留在党外作用大一点。毛泽东也曾说，我们是不可以给鲁迅出题目让他作文章的。

　　冯雪峰又是个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来，又迅速跑到鲁迅家里，聊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睡觉。

　　许广平常常听到两人间的对话，冯雪峰说“先生，做这个”鲁迅说，不行。冯雪峰再劝、又劝，最后鲁迅就说，好吧!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鲁迅在那个时候对共产党的看法。

  冯雪峰曾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了现在中国人而流血奋斗者，我都引为同志。”

　　这段话非常值得着墨，鲁迅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人或集体政党的标准：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够能反抗那些妨碍中国人生存的黑暗势力？你是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脚踏实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事情。

　　鲁迅当时是一个非常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知识分子，所以他认为共产党是反抗这种专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脚踏实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鲁迅认可共产党，还有一个理由：他个人的理想。

　　有一个在苏联革命初期在苏联待过的中国工人写过见闻录，鲁迅为这书写序，序中说“这是一个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几万万的群众涌现出来，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鲁迅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肯定。

　　当然，我们可以说鲁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判断有误，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当中，唯独苏联经济还在保持高速成长，那时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都纷纷倾向于苏联。

　　在此背景下，鲁迅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认可，一个层面是建立在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生存而努力奋斗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认可社会主义。

　　鲁迅还有更大一特点：虽然认同共产党、但他又有怀疑主义思想；一方面认可、一方面又再观察。这和其它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不像他们一旦坚信不疑、就不再怀疑。

　　经过这样的观察，他很快发现问题：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产党提出要搞统一战线，于是在文学上有个提法：国防文学。

　　鲁迅并不反对抗日的统一战线，但是他担心，在爱国的旗号下、过分强调对抗日本的气氛下，会不会反过来损害工农利益、认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因此他提出另一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从今天来看这两个口号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共产党说，我提了这个口号，你不能再提另一个，你必须决对服从。

　　如此，鲁迅就和上海党组织起了冲突。有个共产党员说：你这是要破坏统一战线！如果你不听从指挥，我们要对你“实际解决”。

　　鲁迅一听勃然大怒，问他：什么是实际解决？是要充军呢？还是要杀头呢！鲁迅他会说：我支持你，但这也是出于我的独立判断和选择。这个不能妥协。因此他才说，革命成功之后，共产党第一个要杀的，是他自己。

　　鲁迅常能从事件中提炼概念：称这些共产党领袖是奴隶总管、革命工头。鲁迅认为，这些人一旦掌权，他就可能反过来奴隶别人。这个就形成他对共产党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权了就要奴役别人。

　　冯雪峰曾给鲁迅带去了一阙毛的诗词。鲁迅一看，哈哈大笑说，毛泽东这首诗有山大王的气概。冯雪峰又把此话传到毛处，毛一听也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庆问他：你还写诗嘛？毛泽东说，现在没什么心情写。我以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是土匪了。毛泽东还说过，我是小学教员，但我没上过大学。我上过绿林大学。

　　鲁迅怎么看这个山大王、绿林好汉？这就涉及到鲁迅的一个经验：20年代，现代评论派和鲁迅论战，当时英美派的绅士称鲁迅为学匪。鲁迅答曰：说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么样呢？他曾说，绿林书屋东壁下。

　　他对绿林的认可，可说是因为鲁迅对来自民间，对于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气的人，都是认可的。但我们不要夸大他的认同，他是有非常严峻的批判的。他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就说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们其实是农民革命军，是农民起义。而他们的最大问题，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过皇帝瘾。他不是要根本结束封建统治，鲁迅其实清楚看到：共产党的革命就是农民造反。

　　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就懂了，鲁迅对共党的基本判断就是，实际上是农民造反，要当皇帝，彼可取而代之。这是鲁迅对毛与共产党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说 “你来了，我要逃亡”。

　　那么鲁迅就陷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为了要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参与反抗社会运动，而且唯一反抗国民党的独裁力量，就是共产党。他不能不支持共产党。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人们从不同的意义和原因不能忘掉鲁迅，包括毛泽东。毛泽东还是要紧紧地抓住鲁迅，毛泽东在鲁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他做了两个判断：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把鲁迅说成这样，是最不符合鲁的意愿的。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说人们都把孔夫子当成敲门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被历代的统治者捧起来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才刚死，就被毛泽东给捧起来了。

　　为什么毛要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呢？毛泽东内心有个情结：表示了自己想当圣人的愿望。他说，中国有两种人，豪杰和圣人。前者是在某一领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圣人，是要影响人的思想、成为人的精神导师的人。而毛泽东就是又要当豪杰又要当圣人，且更深的是想要当圣人。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他不可能当圣人，他只好先把鲁迅抬出来，他看出了鲁迅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巨大思想影响力。

　　第二点，再论鲁迅的演讲里，毛泽东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产党对鲁迅评价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鲁迅看成党的同路人、党的朋友，不会把鲁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泽东就说，鲁迅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显然就是要把鲁迅的旗帜拿到党的手里。

  毛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信仰。这个话是对的。毛泽东从个人来说，他对鲁迅的认识还是深刻的，还把鲁迅给纳入了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这种民族情绪！这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特质。我至今，我也这么认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当然，毛又在这里把鲁迅英雄化，但若说鲁迅是文化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么毛泽东的潜台词是，谁是全面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显然是毛泽东他自己。毛一方面举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子、一方面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子，瞬间赢得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同情。

　　但毛泽东自己也知道，高举鲁迅旗帜是有风险的，因为鲁迅的批判锋芒是很彻底的，这种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战开始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中，他们许多人是鲁迅的及门弟子。延安当时也成立了鲁迅文艺学院，开会时也要专门为鲁迅默哀。但是知识分子一旦接受了鲁迅，就会把他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实味。

　　他是深受鲁迅影响一作家。他就用鲁迅的思想来观察延安，于是就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并且用鲁迅的方法来批判，写了个《野百合花》，结果遭难。他强调，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把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应该勇敢正视社会和心灵的黑暗，特别是他还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王实味发出号召“我们要用硬骨头精神来对抗我们的上司！”

　　毛泽东则批判说，今天还是要用鲁迅的笔法，要分清敌我。对敌人可以用鲁迅杂文笔法；对人民、尤其对人民政权用杂文笔法，那就是人民的敌人，要剥夺他自由民主的权力。最后王实味被杀害了。当时鲁迅在延安的学生们，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说：我回头是岸。但王实味迎头冲撞。用我的话来说，他随着鲁迅而远行。

　　王实味这样的结局，正好印证鲁迅的预言：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说，他在反抗旧社会时，文艺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胜利以后、政治家们掌权后，他们就想维持现状，他们不希望继续批判现实。但是作家和文艺家还要继续批判，这时政治家只有压制文学家，甚至杀他的头。如果你要继续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杀害。

　　一九四九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毛泽东的词《沁园春 雪》，我有一解：他说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过就是一时之豪杰。数风流人物，还要看我毛泽东。我要当圣人。当他掌权后就要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毛泽东当圣人的新时代。但是，你已经说鲁迅是圣人了、那怎么能要再出一个呢？

　　毛对鲁迅的认识和操作可盖括为：利用、限制、改造。这其实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个新的鲁迅。

　　怎么改？首先，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和记忆，来建立一个鲁迅和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所谓历史的联系。所以冯雪峰就发表了回忆鲁迅的回忆录。他绘声绘影地说了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鲁迅谈到我党和毛主席，鲁迅面向着窗子、抚着胸口，淡淡地说：我想，我作为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

　　下面，悲剧就发生了：因为这样的话从冯雪峰口里说出来不是这么有说服力，一九五九年，许广平出版了鲁迅回忆录，她说：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是在党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他对党的尊敬是到最高点的，他对毛主席的思想是虚心接受。我想许广平她说这样的话，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许广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鲁迅。

　　第二个办法：从学理上去重新解释、从学术上重新阐释。把鲁迅学说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下。革命民族主义的鲁迅得到的结论，与毛泽东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泽东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鲁迅作品的传播研究和阅读出版，也成为一个政治行为，由党来操办。鲁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党手上，删去了鲁迅很多骂周扬的书信。

　　我们那个时候是把党、毛泽东和鲁迅看成三位一体的，一方面有三位一体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独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们这一代对鲁迅，是有着心里的迷雾和心里的觉醒，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两个运动：先是发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和党的官僚；二方面，又联合党内官僚来打击知识分子。

　　这个过程中，第一阶段时毛泽东极力鼓动鲁迅的造反精神，对大家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第二阶段，到了反右阶段了。毛泽东就在一次和知识分子的谈话中说，鲁迅或者再说话就进监狱；若他顾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这其实也是在跟这些知识分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泽东的一个“好意”。大部分的人确实顾全大局了，毛还说：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还是有的。他们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右派。

  当毛泽东已经到一九六零年，因为大灾荒而很多人对他不满，觉得他应该负责。毛泽东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动作，其实就是后来的文革。那段时间他非常孤独，是高处不胜寒；当时他很孤独寂寞，所以又想到鲁迅。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文革一开始，毛给江青的信里又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独，因为他知道，他在向全中国挑战。鲁迅每到中国历史转折点总被提出来。1966年10月19号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开了一个规模极大的会，郭沫若又做了演讲：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总能喊出他那时代的最强音。他知道，要坚持两条：造反，要服从党的最终领导；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认识。郭沫若把毛泽东的心思揣摩透了。

　　我们在文革时代的年轻人，只能读毛泽东或者读鲁迅。文革时期，鲁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门砖、真正成了打人的石头。因为除了毛著外不能读别的书，大家找出路的时候，只能从鲁迅来找。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因为文革前期的影响，年轻人都在误读鲁迅，但到了后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们开始独立地接受鲁迅。

  “知青”到了农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鲁迅笔下的种种人。他们对鲁迅作品发生了全新的认识。鲁迅的艺术的根、他的灵魂是深深扎在农村的土地上。这个时候再读鲁迅，大家就发现鲁迅跟底层人民的血肉连系。不了解中国农村，实际上是无法真正了解鲁迅的。

　　还有个原因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毛泽东坚信不疑，但现在会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么会成了叛徒？大家开始用怀疑精神和批判现实来看现实的、摆脱了党的鲁迅。总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后期，鲁迅才真正走进了中国要思索的人们的心灵。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林彪同样给毛致命的打击，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独和寂寞。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鲁迅。1971年10月份，毛泽东大病刚好，到武汉视察时说：我劝同志们看鲁迅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