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毛澤東（錢理群在政治大學文學院的講演摘要）

　　前幾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曾透露：毛澤東曾經在1957年反右後期說：“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有兩種可能，不是顧全大局、不說話，或者就是被關起來，但還是會寫。”

　　實際上周海嬰還提到了一個叫做楊繼雲的魯迅研究專家，和魯迅本人關係也非常密切，也一直照顧許廣平和周海嬰的。在四九年以後，他一直沒有寫關於魯迅的任何回憶。後來他透露，“我最想回憶的人就是魯迅”，“魯迅曾經和我討論過，有一天中共掌握政權後，魯迅對新政權和自我命運的分析。但這個是不能公布的， 所以沒有寫出來。”魯迅對共產黨掌權後的自我命運，是有相當且細緻的思考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魯迅去世後，李濟也有一個回憶錄，他就談到了，魯迅曾和這個馮雪峰(中國共產黨和魯迅的聯絡人，也是魯迅相當器重的學生)說：將來革命勝利後，我要第一個逃跑。因為你們第一個要殺我。馮雪峰連忙說不會不會。1934年四月三十號，他給曹聚仁的一封信裡面說：如果有天舊社會崩潰了，我將有一天要穿着紅背心在上海掃馬路。

　　魯迅為什麼生前就有如此預感？他和毛澤東之間冥冥中有個對話。在當代中國最了解毛澤東的是魯迅；最了解魯迅的，也是毛澤東。這是二十世紀中國不可迴避的兩個歷史人物。

  毛澤東開始思考魯迅大概是在1934年，那時，魯迅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一九三一年，毛因為黨內鬥爭失勢，非常鬱悶，他曾說過“那時連一個鬼也不上我家的門。”在極度的孤獨寂寞中，他讀了許多書，也讀了魯迅的書。失意困頓的人最了解魯迅。毛澤東那種心境下一讀，他即把魯迅看作知音。

　　有一天，馮雪峰迴憶，毛澤東到他家來，說今天我們不談別的、專談魯迅。馮雪峰就說，有一個日本人說過：全中國懂得中國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蔣介石、一個魯迅，還有半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

　　後來，有共產黨人要把魯迅搶救出上海，讓他到蘇區當教育委員，毛澤東也反對。毛說，還是讓他留在黨外作用大一點。毛澤東也曾說，我們是不可以給魯迅出題目讓他作文章的。

　　馮雪峰又是個革命者，常常一早出去革命，晚上一回來，又迅速跑到魯迅家裡，聊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睡覺。

　　許廣平常常聽到兩人間的對話，馮雪峰說“先生，做這個”魯迅說，不行。馮雪峰再勸、又勸，最後魯迅就說，好吧!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魯迅在那個時候對共產黨的看法。

  馮雪峰曾為魯迅寫過一篇文章：《答托派的信》，信里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了現在中國人而流血奮鬥者，我都引為同志。”

　　這段話非常值得着墨，魯迅提出了一個衡量個人或集體政黨的標準：

　　其一，是看你是不是夠能反抗那些妨礙中國人生存的黑暗勢力？你是反抗黑暗、還是助長黑暗？

　　第二，你能不能腳踏實地的作一些改善中國人生存狀態的事情。

　　魯迅當時是一個非常激烈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知識分子，所以他認為共產黨是反抗這種專政的一股力量、而且腳踏實地的在做一些事情。　　

  30年代魯迅認可共產黨，還有一個理由：他個人的理想。

　　有一個在蘇聯革命初期在蘇聯待過的中國工人寫過見聞錄，魯迅為這書寫序，序中說“這是一個促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幾萬萬的群眾湧現出來，自己做支配自己地位的人。”魯迅表示了對社會主義的肯定。

　　當然，我們可以說魯迅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判斷有誤，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當中，唯獨蘇聯經濟還在保持高速成長，那時全世界的很多左翼知識分子都紛紛傾向於蘇聯。

　　在此背景下，魯迅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認可，一個層面是建立在認定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生存而努力奮鬥的；另一個層面就是認可社會主義。

　　魯迅還有更大一特點：雖然認同共產黨、但他又有懷疑主義思想；一方面認可、一方面又再觀察。這和其它左翼知識分子不一樣，不像他們一旦堅信不疑、就不再懷疑。

　　經過這樣的觀察，他很快發現問題：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共產黨提出要搞統一戰線，於是在文學上有個提法：國防文學。

　　魯迅並不反對抗日的統一戰線，但是他擔心，在愛國的旗號下、過分強調對抗日本的氣氛下，會不會反過來損害工農利益、認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因此他提出另一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從今天來看這兩個口號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共產黨說，我提了這個口號，你不能再提另一個，你必須決對服從。

　　如此，魯迅就和上海黨組織起了衝突。有個共產黨員說：你這是要破壞統一戰線！如果你不聽從指揮，我們要對你“實際解決”。

　　魯迅一聽勃然大怒，問他：什麼是實際解決？是要充軍呢？還是要殺頭呢！魯迅他會說：我支持你，但這也是出於我的獨立判斷和選擇。這個不能妥協。因此他才說，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第一個要殺的，是他自己。

　　魯迅常能從事件中提煉概念：稱這些共產黨領袖是奴隸總管、革命工頭。魯迅認為，這些人一旦掌權，他就可能反過來奴隸別人。這個就形成他對共產黨的基本看法，今天你反抗奴役、明天你掌權了就要奴役別人。

　　馮雪峰曾給魯迅帶去了一闕毛的詩詞。魯迅一看，哈哈大笑說，毛澤東這首詩有山大王的氣概。馮雪峰又把此話傳到毛處，毛一聽也哈哈大笑說：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有辦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1945年，有人在重慶問他：你還寫詩嘛？毛澤東說，現在沒什麼心情寫。我以前是白面書生，現在是土匪了。毛澤東還說過，我是小學教員，但我沒上過大學。我上過綠林大學。

　　魯迅怎麼看這個山大王、綠林好漢？這就涉及到魯迅的一個經驗：20年代，現代評論派和魯迅論戰，當時英美派的紳士稱魯迅為學匪。魯迅答曰：說我是匪、我就是匪，那又怎麼樣呢？他曾說，綠林書屋東壁下。

　　他對綠林的認可，可說是因為魯迅對來自民間，對於反抗官府、有一股野氣的人，都是認可的。但我們不要誇大他的認同，他是有非常嚴峻的批判的。他曾經說過，中國歷史上就說那些土匪，造反土匪，他們其實是農民革命軍，是農民起義。而他們的最大問題，不是真正想把皇帝推倒，而是自己要過皇帝癮。他不是要根本結束封建統治，魯迅其實清楚看到：共產黨的革命就是農民造反。

　　這裡可以看出來，我們這就懂了，魯迅對共黨的基本判斷就是，實際上是農民造反，要當皇帝，彼可取而代之。這是魯迅對毛與共產黨的基本分析。所以他才說 “你來了，我要逃亡”。

　　那麼魯迅就陷入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作為一個左翼知識分子，他為了要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參與反抗社會運動，而且唯一反抗國民黨的獨裁力量，就是共產黨。他不能不支持共產黨。但是，他又清楚看到了自己的下場。

　　人們從不同的意義和原因不能忘掉魯迅，包括毛澤東。毛澤東還是要緊緊地抓住魯迅，毛澤東在魯迅身上做了三篇文章，很值得研究。他做了兩個判斷：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毛澤東把魯迅說成這樣，是最不符合魯的意願的。魯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論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說人們都把孔夫子當成敲門磚，用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被歷代的統治者捧起來的。他萬萬沒有想到，他才剛死，就被毛澤東給捧起來了。

　　為什麼毛要說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呢？毛澤東內心有個情結：表示了自己想當聖人的願望。他說，中國有兩種人，豪傑和聖人。前者是在某一領域取得非常成就的人；但聖人，是要影響人的思想、成為人的精神導師的人。而毛澤東就是又要當豪傑又要當聖人，且更深的是想要當聖人。但在一九三七年的時候他不可能當聖人，他只好先把魯迅抬出來，他看出了魯迅在知識分子當中的巨大思想影響力。

　　第二點，再論魯迅的演講里，毛澤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這也很有意思。在此之前，共產黨對魯迅評價最高的人是瞿秋白。但即使是他，也只把魯迅看成黨的同路人、黨的朋友，不會把魯迅看成自己人。但是毛澤東就說，魯迅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顯然就是要把魯迅的旗幟拿到黨的手裡。

  毛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貴的信仰。這個話是對的。毛澤東從個人來說，他對魯迅的認識還是深刻的，還把魯迅給納入了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這種民族情緒！這可以看出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特質。我至今，我也這麼認為，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

　　當然，毛又在這裡把魯迅英雄化，但若說魯迅是文化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那麼毛澤東的潛台詞是，誰是全面戰線上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呢？顯然是毛澤東他自己。毛一方面舉起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子、一方面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子，瞬間贏得了很多的知識分子同情。

　　但毛澤東自己也知道，高舉魯迅旗幟是有風險的，因為魯迅的批判鋒芒是很徹底的，這種批判，也是有可能指向自己的。抗戰開始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中，他們許多人是魯迅的及門弟子。延安當時也成立了魯迅文藝學院，開會時也要專門為魯迅默哀。但是知識分子一旦接受了魯迅，就會把他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貫徹到底。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王實味。

　　他是深受魯迅影響一作家。他就用魯迅的思想來觀察延安，於是就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並且用魯迅的方法來批判，寫了個《野百合花》，結果遭難。他強調，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應該把批判精神貫徹到底、應該勇敢正視社會和心靈的黑暗，特別是他還用了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王實味發出號召“我們要用硬骨頭精神來對抗我們的上司！”

　　毛澤東則批判說，今天還是要用魯迅的筆法，要分清敵我。對敵人可以用魯迅雜文筆法；對人民、尤其對人民政權用雜文筆法，那就是人民的敵人，要剝奪他自由民主的權力。最後王實味被殺害了。當時魯迅在延安的學生們，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投降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她說：我回頭是岸。但王實味迎頭衝撞。用我的話來說，他隨着魯迅而遠行。

　　王實味這樣的結局，正好印證魯迅的預言：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說，他在反抗舊社會時，文藝家和政治家是一致的。但是革命勝利以後、政治家們掌權後，他們就想維持現狀，他們不希望繼續批判現實。但是作家和文藝家還要繼續批判，這時政治家只有壓制文學家，甚至殺他的頭。如果你要繼續堅持獨立的知識分子的批判理想，你就要被殺害。

　　一九四九年，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毛澤東的詞《沁園春 雪》，我有一解：他說的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過就是一時之豪傑。數風流人物，還要看我毛澤東。我要當聖人。當他掌權後就要進入他夢寐以求的，毛澤東當聖人的新時代。但是，你已經說魯迅是聖人了、那怎麼能要再出一個呢？

　　毛對魯迅的認識和操作可蓋括為：利用、限制、改造。這其實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策略。要改造出一個新的魯迅。

　　怎麼改？首先，是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和記憶，來建立一個魯迅和共產黨與毛澤東的所謂歷史的聯繫。所以馮雪峰就發表了回憶魯迅的回憶錄。他繪聲繪影地說了這麼一個事情：“有一天，在我和魯迅談到我黨和毛主席，魯迅面向着窗子、撫着胸口，淡淡地說：我想，我作為一個小兵，還是勝任的。”

　　下面，悲劇就發生了：因為這樣的話從馮雪峰口裡說出來不是這麼有說服力，一九五九年，許廣平出版了魯迅回憶錄，她說：魯迅在上海時期的工作是在黨的具體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黨的尊敬是到最高點的，他對毛主席的思想是虛心接受。我想許廣平她說這樣的話，也有半被迫、也有半自主的成分。我的理解是，許廣平可能不是真正懂魯迅。

　　第二個辦法：從學理上去重新解釋、從學術上重新闡釋。把魯迅學說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框架下。革命民族主義的魯迅得到的結論，與毛澤東完全一致；有些不合乎毛澤東的，就是他的局限性。魯迅作品的傳播研究和閱讀出版，也成為一個政治行為，由黨來操辦。魯迅全集的出版完全控制在黨手上，刪去了魯迅很多罵周揚的書信。

　　我們那個時候是把黨、毛澤東和魯迅看成三位一體的，一方面有三位一體的崇拜、一方面又被獨立自由反抗的意志所吸引。我們這一代對魯迅，是有着心裡的迷霧和心裡的覺醒，是交織在一起的。

　　一九五七年的毛搞了兩個運動：先是發動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和黨的官僚；二方面，又聯合黨內官僚來打擊知識分子。

　　這個過程中，第一階段時毛澤東極力鼓動魯迅的造反精神，對大家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第二階段，到了反右階段了。毛澤東就在一次和知識分子的談話中說，魯迅或者再說話就進監獄；若他顧全大局，沉默吧，他就安全。這其實也是在跟這些知識分子打招呼，也算是毛澤東的一個“好意”。大部分的人確實顧全大局了，毛還說：至死不變，願意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人，還是有的。他們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右派。

  當毛澤東已經到一九六零年，因為大災荒而很多人對他不滿，覺得他應該負責。毛澤東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動作，其實就是後來的文革。那段時間他非常孤獨，是高處不勝寒；當時他很孤獨寂寞，所以又想到魯迅。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這是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文革一開始，毛給江青的信里又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很孤獨，因為他知道，他在向全中國挑戰。魯迅每到中國歷史轉折點總被提出來。1966年10月19號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就召開了一個規模極大的會，郭沫若又做了演講：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郭沫若是非常敏感的喔，他總能喊出他那時代的最強音。他知道，要堅持兩條：造反，要服從黨的最終領導；造反的目的，是要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認識。郭沫若把毛澤東的心思揣摩透了。

　　我們在文革時代的年輕人，只能讀毛澤東或者讀魯迅。文革時期，魯迅完全被完全地歪曲了，他真正成了敲門磚、真正成了打人的石頭。因為除了毛著外不能讀別的書，大家找出路的時候，只能從魯迅來找。特別是在文革後期。因為文革前期的影響，年輕人都在誤讀魯迅，但到了後期就反映了，主要是人們開始獨立地接受魯迅。

  “知青”到了農村，開始在現實生活中發現了魯迅筆下的種種人。他們對魯迅作品發生了全新的認識。魯迅的藝術的根、他的靈魂是深深扎在農村的土地上。這個時候再讀魯迅，大家就發現魯迅跟底層人民的血肉連繫。不了解中國農村，實際上是無法真正了解魯迅的。

　　還有個原因是林彪事件發生。以前對毛澤東堅信不疑，但現在會想，你指定的接班人怎麼會成了叛徒？大家開始用懷疑精神和批判現實來看現實的、擺脫了黨的魯迅。總而言之，今天只有到文革後期，魯迅才真正走進了中國要思索的人們的心靈。

　　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也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林彪同樣給毛致命的打擊，他再次陷入不可解除的孤獨和寂寞。這一刻，毛再次想起了魯迅。1971年10月份，毛澤東大病剛好，到武漢視察時說：我勸同志們看魯迅的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