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六）：战斗在钓鱼台和白色恐怖

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付组长的职务之后不久，江青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只是坚持每星期至少两次去中南海见毛主席。

　　面对着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毛主席和江青考虑得很多很多。
　　毛主席对江青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现在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要做的第二件大事。你跟随我东征西战，吃了不少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总算完成了赶走日本、打败蒋介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你和我一样，是不愿意不能够去自己享清福的，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这可就更难了。”毛主席猛抽了几口烟，停顿了好长时间。江青知道他要有重大的决定跟自己谈，于是说：“润之，我们这一生是彻底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你有什么想法？我听你的。”毛主席狠了狠心，接着说：“你必须和我分开来住，时髦的话叫‘分居’。夫妻分居有各种原因，大多是感情不和，而我们恰恰相反，是思想感情太一致了，情感太亲密了，要完成的革命事业又太密切重大了，所以不得不必须分开来住，这样才有利于我放手去做第二件大事。”江青怔了一下，尽管她对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已经考虑得很多，但还没有想到必须和毛主席“分居”的问题，甚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要知道他们可是相濡以沫三十年的恩爱夫妻啊！毛主席循循善诱地开导她：“你想，你将要担任极其重要的直接领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在中央机构参与决策，需要独当一面，我们整天在一起有利吗？你再想，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要有杀头、坐牢、离婚的准备，不分居能行吗？”江青还是不情愿地说：“这些道理你一说我都懂，目前的形势我也看得很清楚，但我最担心你的身体，不能朝夕相处在你身边照顾，我实在不放心。”毛主席爽朗地说：“这你大可放心，我的自我感觉还好，能吃能睡，我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你那套保健法我也不能都照办，再说，中央已安排得很周到，何须我们个人挂心？倒是你应该多注意，身体一直不太好，千万不要累坏了，不要象个拼命三郎一样。我是既离不开你也舍不得你呢！”江青被毛主席的话感动得快要流泪了，毛主席安慰地说：“这只是工作的需要，你住到钓鱼台，随时可以回来，我们还是在一起的，这不是更有益吗？”
　　对于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跟子女们都打了招呼。李讷大学毕业后分到《解放军报》，吃住在报社里，她是父母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拥护者；李敏，从小跟着江青长大，本来关系很好，自从江青参与了解放后几次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触动了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利益，惹恼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李敏就成了他们挑拨拉拢的对象，与后母江青的关系已不那么融洽了；毛岸青仍住在医院，媳妇邵华也加入了反对江青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列，有时甚至站在江青的对立面；只有侄儿毛远新与江青感情深厚，像母子一样亲近，完全接受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立场、观点、认识，与江青一致，当听说伯母要搬到钓鱼台去住，将要担任重要的革命领导工作时，从心里高兴、支持，认为这是伯父伯母处理家庭关系与革命工作的英明决策。
　　绿树浓荫掩映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因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一九五八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五十年代末开始，讨伐现代修正主义的写作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些载入共产主义史册的、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雄文，就是在这里脱稿，然后经毛主席亲自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后发出去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了几座办公楼。

　　江青住的11号楼，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心脏，一些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文件在这里制定。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大多都有自己的家庭或住处可去，只有江青全天候地在这里工作和战斗；同时，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是毛主席的妻子，能直接聆听伟大领袖的指示，所以大家也乐意到江青的住处聚集，商讨问题；再加上江青坦率真诚、热情好客，始终保持朴素谦恭的本色，正如她对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所说：“你们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召之即来。我愿意和你们永远战斗在一起。”这是江青的真心话，但做到并不容易。由于阶级斗争复杂，钓鱼台也和中央其他机关一样，戒备森严，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进入，虽然江青一再要求警卫人员不要阻挡她的客人，但有时也难以做到。更何况，江青日夜在忙，看大量的材料，随时要给毛主席、党中央提供决策意见，天天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碰头研究情况，分析斗争形势，从而指导当前的运动，时间实在是不够用的，革命群众要求经常和她见面，她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江青已经快五十三周岁了，日夜的操劳和疾病的折磨，已损害了她不少健康。但她属于那种永远保持革命朝气、干起革命工作就不要命的人，一投入革命斗争，她就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她白皙的脸上泛着红光，极富情感的神色，让人一接触就感到亲切，受到鼓舞，获得力量；乌黑的眼睛戴着一付近视镜，目光炯炯有神，再加上满头好发，浓密乌亮，平常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完全不象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倒似一位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她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壁上挂着毛主席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一进去，就让人自然亲切，无拘无束。但她的革命思想，革命作风，革命精神，又使简陋的办公室永远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历史的车轮已转过了不平凡的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相继垮台，钻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两面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揪了出来。神州大地万马奔腾，“打倒刘、邓、陶”的呼声响彻云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搅得天地翻覆、人仰马翻。
　　中国向何处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如何发展？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带领广大坚定的革命左派，正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条不紊地、紧张激烈地、艰难曲折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战役。

　　江青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马上告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领导人，并立即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汇报。
　　毛主席正兴致勃勃地大声念《文汇报》1月6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中的话：“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主席啊，上海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江青为了报告好消息，顾不得以往的习惯，一进来便打断了毛主席的情绪，把几份文件高兴地摆在他面前。往常，江青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毛主席不喜欢。但这一次他（她）们都例外了。毛主席仍饶有兴趣地指着《文汇报》说：“你看这篇社论，给造反派下了恰当的定义。我看你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一大领袖。”“你这么讲，我可是不胜荣幸之至了。”江青亲昵地回答。
　　毛主席直起腰，从椅子里站起来：“还是春桥、文元有气魄。他们一下子就把工人阶级抓住了，这支队伍抓得好。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发起，工人运动诞生在上海，这都是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央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他们。”
　　于是，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毛主席口授的编者按；1月10日，毛主席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和《紧急通告》后，立即批示：“此件很好。请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请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席批示以后，又亲自给江青打电话，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现在形势大好，要乘胜追击，不给党内走资派留下喘息的机会。”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二十多个与会者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有的对当前的运动不理解，对眼前发生的状况惴惴不安；有的听说革命造反派要夺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的权，满心都是牢骚；更有一直支持刘邓路线、竭力维护官僚垄断集团既得利益的人，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只有几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兴高采烈，对上海出现的这么声势浩大的壮举感到欢欣鼓舞。
　　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首先发难：“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关系特别亲密，谭震林一心要保他。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谭震林是步步紧逼。
　　“这要看具体内容。”陈伯达说：“目前的上海市委还在继续工作嘛。”
　　周恩来很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谭震林仍不依不饶。
　　周恩来生气地说：“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说：“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杀，但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是共产党内既得利益集团顽固维护者，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这个人一贯忽左忽右，一切以小集团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当年刮共产风、浮夸风他是最大的罪魁，1958年，就是他把山东小麦150亿斤的指标一下子提到400亿斤，他给山东的干部出主意，强迫农民加班加点地干活，大搞男女分居，并村拆房。他跟那些搞浮夸的干部说：“如果计划没完成，你那个小麦还是200斤，那么你明年非得再种不可，搞好这个工作的关键，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只要是白旗就要给他拔掉，斗争、批判要从严，处理可以宽一些，有的开除党籍，有的降级降职，斗争一定要从严。这件事对山东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不搞这一条，你怎么能搞三千斤、五千斤、一万斤呢？不能的。”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以后他又转到刘邓路线一边，积极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分管的农林口制定文件，打倒一切，火烧司局长以上所有干部，甚至提出“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也要烧！”现在面临着夺权斗争，他受一些人怂恿，跳起来打头阵。
　　谭震林听了江青的话，反而更来劲了：“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并没有生气，心平气和地说：“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已变得蛮不讲理。
　　江青耐着性子解释：“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刀真枪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明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要蹦起来，还想闹下去，这时工作人员报告“毛主席来了。”他才不敢吱声。
　　毛主席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好，好。”又问大家：“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人员大多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江青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群众发动起来了，上海特别是工人阶级搞起来了，必然要面临着政权问题。如果还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甚至党内走资派再继续掌权，就会给运动泼冷水，以至会夭折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必须先把权夺过来，再继续进行斗批改工作。”“好，说得对，先把权夺过来。”毛主席大手一挥：“马上把贺电发出去！”他又告诉周恩来：“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这次会议之后，谭震林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进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他先是找到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富春等人发牢骚，他不听李富春的规劝，在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的支持下，继续到处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是对江青更咬牙切齿，说江青是“武则天”，挑拨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关系，甚至向林彪写黑信，让林彪用枪杆子对付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更为卑鄙的是他和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密谋，让人做江青女儿李讷的工作，妄想叫李讷出面反对江青。
　　1967年1月初，江青和谭震林还有一次交锋，起因是公安部门抓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处搞打砸抢的反革命组织“联动”的头头。谭震林他们认为是中央文革小组干的，江青是后台。谭震林气势汹汹找到江青：“你们不光整老干部，连他们的子女也不放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江青正色道：“你是说那些‘联动’头头高干子弟吧？他们犯的错误甚至罪行，北京的老百姓哪个不知道！并且他们出问题都是你们这些父母怂恿和支持的。”
　　谭震林指着江青大声说：“你胡说！你拿出证据来。”
　　江青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摆在谭震林面前。谭震林一看，心立刻提到嗓子眼，那一行行字，像一团团火，扑面而来，烧得他抬不起头来：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广大群众所揭发，这时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等人多次在贺龙家开秘密会，贺龙、李井泉、孙志远等都亲自参加，并出谋划策。经常出入贺龙家的还有谭力夫、赖锐锐等。在贺龙家里，设有手摇油印机、打字机、摩托车及大批活动经费，供他们使用。就连贺龙的小汽车，一度也成了刘涛、贺鹏飞的专车。在1966年11月份，贺龙亲口对几个高干子弟说：‘你们跟着小龙没错。’对贺鹏飞说：‘刘少奇检查是被迫的，毛主席的路线是错误的。’‘谁反对刘少奇，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贺龙就对孙志远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拉孩子们一把。’还对他的子女们说：‘你们现在到外边，不要随便说话，注意你们的身份，不要让别人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他积极支持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炮打中央文革。臭名昭著的北航‘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反革命组织所写的‘四向、四致中央文革’等反动传单和大字报，也都出自贺家黑窝。在贺龙等人的操纵下，贺鹏飞、李明清、李黎风等混蛋疯狂到了极点，竟敢提出‘毛泽东老人家让位’。1966年12月16日，还指使‘四野’这个反动组织，广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谭震林并不服输，悻悻地边说边走：“这是捏造！”他告诉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他们：“贺胡子做事不慎，叫武则天抓住了把柄。” 叶剑英说：“这里面肯定有内奸。” 徐向前劝他们：“别埋怨了，只要我们还能掌握军队的工作，就不能让中央文革他们得逞。”陈毅说：“好，老子们等待时机。”
　　自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以来，1月14日，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夺了山西省的党政大权；1月16日，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1月22日在青岛市付市长王效禹的支持下先夺了青岛市的权，接着又夺了山东省的权，……
　　在全国眼花缭乱的夺权浪潮中，毛主席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他对江青说：“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江青说：“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梢去就得了。”毛主席说罢，抽出铅笔，在一份文件的背后写了这么几句话：“林彪同志：要派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这封信的日期是1967年1月21日。
　　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指出：在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决定还未发出，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便知道了内容，他来了精神，马上召集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商量：“这可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大家看怎么办。”叶剑英出谋划策：“此事应该争取林彪的支持，我们就说军队被革命造反派搞乱了，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把军队的指挥系统搞得失灵了，连大军区都受到冲击，全国乱得一塌糊涂，军队不表态不行了。林彪最顾军队的面子，我们抓住这点，搞个军委文件，向那些敢于向我们造反的坏蛋实行镇压，决不手软。”他们一致同意，分头活动，终于1月28日又下达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被党内走资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利用，使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流产，革命造反派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公孙明按：此事之幕后指使者是国际派头头周恩来，非国际派喽罗叶剑英，叶只是阴谋者之一。本文作者为周恩来韙，是其不到之处！文革从头到尾，周恩来都是一个带头在幕后破坏的主角。】

　　谭震林他们认为时机已到，联合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于2月16日下午，上演了一出“大闹怀仁堂”的丑剧，把反革命“二月逆流”推向高潮，使毛主席搞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拖长。
　　江青首先发现革命造反派受压。

　　这篇长达八千多字的讲话，深刻地反映了江青一系列的思想认识。全文共分三大段，也就是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推心置腹，严于解剖自己，为宽大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打下铺垫。第二层是重点讲“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问题。第三层谈教育子女的问题。江青用心良苦，为讲好这次话，作了充分的准备。她很清楚，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财富，弄不好，也是革命失败的根源。战士是好的，关键是指挥他们的将军。按照马列主义学说，阶级要逐渐消亡，国家也要逐渐消亡，作为国家的柱石——军队也会消亡，消亡的必由之路，就是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骄傲自满，是胜利的军队都存在的弊病；贪图享受，争名争利，是私有制传统势力在军队的客观影响；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是和平环境下腐蚀人民军队的天敌。现在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成败与否，这些解放军的将领们的态度认识是决定因素。所以江青心胸坦荡，情真意切，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把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夫妻关系，都毫无保留地讲出来，起到很好的效果。她说自己的工作是“哨兵、参谋”，自己与毛主席的夫妻关系是严师和学生，是在背后不说别人是非、不乱“交谈社会上的小广播”的正人君子，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的亲密的革命同志。她说自己学习上的一点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她对时间和精力的处理是“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应该说，这种“无知”，不搞权术，不懂阴谋，是江青的长处和优点，是可贵的品德，但也是弱点，身为最高层政治圈内的一员，会成为致命的弱点，因为她缺少谋略。在到处充满尖锐复杂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作为平常人都不可以太单纯，何况江青，既参与了中央的斗争，又是伟人毛泽东的妻子！
　　在这篇讲话中，江青娓娓动听地讲述了《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循循善诱地告诫大家，要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人民大众中的一员，永远支持革命左派，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要立新功，必须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律特点。她回顾了这几年走过的历程，以“在路线斗争上是非清楚，决不不含糊，决不模棱两可；在阶级斗争上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而自豪，表现了江青一贯的秉性和风格，显示了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气度和风范，给了在座的各位将军以有益的启迪和深刻的教育，她那“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头禅、座右铭，激励着人们方向明确、不断前进。同时，她希望培养军队与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的无产阶级感情。她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个人经历：“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真是语重心长，亲切感人。
　　在这篇讲话中，江青以大量的篇幅讲了政治革命、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提出：在“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就腐蚀你。”腐蚀就要变质，变质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变质就是把无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变到资产阶级手中，就会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腐蚀斗争，就是把腐蚀了的政权夺过来，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解放军从左的方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的伟大意义就在这里。这是何等精辟的真知灼见啊！
　　江青在讲话的最后部分现身说法，谈了教育子女问题。当时的形势是，党内走资派不甘心自己受批判、被夺权，极力蒙蔽和操纵高干子弟，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弟，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陈士榘的儿子参加反动组织‘联动’，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他人利用恶毒污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陈士榘不光管儿子，而且和老婆离了婚。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他受到迫害，但自始至终没有向反动势力低头。——引者注）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她劝告“少数同志，太过分了。”“‘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对子女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点务。”“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要把我们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发现自己的孩子有点问题，“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在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文献。
　　“一月革命”风暴，“二月逆流”恶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多事之秋，“革命造反派的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日日夜夜战斗在钓鱼台，为革命人民谱写华章、吹奏凯歌，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将永远铭记她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