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树武是我初中的音乐老师。

柳老师很多地方与众不同。首先她的阅历。她是长沙人，50年代初作为志愿军的文艺兵去过朝鲜战场，据说当年她才十一二岁，应该是入朝志愿军中年龄最小的。从朝鲜回来，她在南京军区歌舞团呆过很久，直到70年代初退伍。她怎么到芷江来的，我不得而知。应该是想回湖南老家当老师，但她没有文凭，所以长沙没有地方接受。而当时我爸爸正做芷江中学校长，正赶上邓小平复出，抓教学质量。文革开始后，教师不是被发配回家，就是挨整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死的死了，老的老了。大学也关门多年，很多年都没有毕业生。各个学校都急缺老师。爸爸顶着各种压力，不管有没有政治问题，只要有才干，一律启用。也破格录用像柳树武老师有能力，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反正柳老师来到芷江中学做了音乐老师。

柳老师出身文艺兵，自然是一个美人胚子。虽然不再年轻，但长得很白净，身材很好，保养得不错，走出来仍然很出众。柳树武似乎不像是女性的名字，尤其这个“武”字很难想象是她父母取的。很可能是父母给取的是“柳树舞”，她从军以后把“舞”改成了“武”的，当然这只是猜测。但长期的军旅生活，她有军人雷厉风行的风格，走路快，说话风风火火，倒很符合这个“武”字。

柳老师没有读过大学，但她的音乐素养，舞蹈水平都很高，而且非常热爱教学。年纪大了都会想当老师，把自己的本领教给年轻人。柳老师应该也是这样的原因来到芷江的，不然不会到芷江这样的边远地方来教书。

除了小文艺兵的出身，柳老师身上散发的浓浓的舞台艺术气质。从小在艺术团体的熏陶，让她举手投足不由自主地带有舞蹈表演的味道，神采飞扬的表情。那是一个很封闭，很古板的年代。灰色中山装，正襟危坐，不拘言笑，是社会标准的衣着与表情。柳老师衣服穿得很有个性，也比较艳丽，有时还围上一条漂亮的围巾。这在当时绝对是非常大胆的做法，让大家惊奇的同时，也让很多人不适应，不舒服。

大学已经开始恢复招生，但只是招工农兵学员，录取标准主要还是看家庭出身，政治表现，文化基础并不重要。不过中小学却开始全面抓教学质量，考试成绩成为考察老师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成果的重要指标。芷江当年还举行过全县统考，以检查各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教师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学生也开始学习真正的知识。

芷江中学当年是有芷江一中，与芷江二中合并而成。我们初中一年级有九个班，每个班有五十多人。全校四个年级，二十几个班，柳老师是唯一的音乐老师。每个班一周一次音乐课，所以柳老师每天的课都安排得满满的。

音乐课是专门的音乐教室，远离学校住校区，在学校边上教师厨房那栋平房最靠围墙，要走大半个校园才能到。我们五十几个人，总是把教室挤得满满的。

柳老师总是早就等在那里，笑眯眯地欢迎着大家。她的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她给我们讲音乐基础知识，怎么识简谱。她用风琴领着我们练习发音，就像现在很多合唱团联系发声那样，口中不时喊着拍子，弹着风琴。当年很难听到动听的音乐，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的音乐课。她的课没有人迟到，没有人讲小声话，没有人打瞌睡。所有的同学都坐得笔挺，因为柳老师说，这样才有利于发声。在柳老师的引导下，大家每次都像是在音乐的海洋里遨游了一次，来了一场音乐沐浴，洗净了脑子里的所有负面的杂念，让人升起一种崇高感。而柳老师总是充满激情，受她的感染，大家都敢于放开嗓子唱，而且很有感情。

记得她教给我们的第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旭日升东方，

万里迎朝阳。

五洲四海齐欢呼，

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

这是一首当时的红歌，也是一首有些难度的歌。柳老师花了半个学期教这首歌，很多难点都反复讲解，反复练习，直到大家整齐流畅地唱出这首歌。

除了上课，她还负责带学校文宣队。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赶到学校，带文宣队的同学压腿，做形体锻炼。下午放了学，带学生排练节目，唱歌跳舞。所有的训练都很正规，在她的带领下，学校文宣队的水平迅速提高，很快成为县里文艺演出，比赛中的佼佼者，为学校争了很多荣誉。芷江中学的柳树武老师在芷江城里无人不晓。

柳老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成绩，和吃苦精神让学生，老师们敬佩。

但是她的那种文艺味，有表演味的说话，和一些夸张的表情让一些人不舒服。所以爸爸那里常常有人来诉说柳老师的不是，认为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娇气太严重。

让问题变得更严重是每年的支农。当年春插，双抢时，中学的学生和老师都要去附近的农村支农，就是帮助农民插秧，割稻。柳老师一辈子都在舞台上，讲台上度过，从没有下过农田。田埂上的泥巴路又湿又滑，赤脚走在上面很容易滑倒，能走到田头不滑倒就很艰巨。细皮嫩肉的脚要往烂泥巴里踩对她更是巨大的挑战。这些她还能咬着牙去做，即使很狼狈。但她最受不了的是水田里的蚂蝗，那种两寸长的黑色软体动物，总是悄悄地贴上人的腿，一经发现，它已经吸得很牢了。这就把她吓得花容失色，惊慌失措。要把蚂蝗拔下来不但非常难，而且蚂蝗能分泌一种抗凝固剂让血液失去凝固作用，即使拔下了蚂蝗，伤口处的血会流很久才能停止。

舞台上身手灵活的柳老师在农田里什么也做不好。而对蚂蝗的恐惧更是让她不顾老师尊严，大声惨叫，在田里乱串，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凶杀案。四周的农民和学生都会很惊奇地看着她。

后来她下水田干脆穿上一双高筒靴子，以防蚂蝗。但高筒靴子在很深的泥巴里走不动，踩下去容易，但拔出来就难了。常常是脚拨出了来，靴子却陷在泥里出不来。本来穿高筒靴子下水田在芷江就闻所未闻，加上高筒靴子根本不合适水田。虽然不会受蚂蝗叮咬，但她也在水田里寸步难行。最后只好放弃不穿，改穿长尼龙袜。这也是芷江人从未见过的举动。

除了农民，大部分城里人都或多或少的怕蚂蝗，但像柳老师如此反应的前无古人。很多老师看不惯，周围的学生和农民也都很诧异。

不断有老师来找做校长的爸爸，说柳老师的行为时典型的资产阶级小姐做派，在农民和学生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完全不配做一个人民教师。有人说要给予处分，甚至终止她的老师资格。

出生农民的爸爸当然不会认可柳老师的过度反应，但他从来就是看大局，加上很爱才，当年就是因为看上了柳老师的才干才让她来做老师的。他了解知识分子，尤其是搞文艺女性的大多都有点娇气，有时候会大惊小怪很正常。他让提意见的人在他面前畅所欲言，不为柳老师辩护，不火上浇油。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自己心里有数，对柳老师没有处分，没有批评。

毕竟支农很短暂，大部分时间还是教学。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慢慢淡忘了对柳老师的意见，而柳老师的教学成绩也逐渐显现出来，学生喜欢她，越来越多老师也肯定她的成绩。柳老师后来也比较注意穿着，虽然仍然很独特，但比原来要朴素了。慢慢地没有人再来抱怨她了。

柳老师曾经提议过我加入她的文宣队，我想她应该不是很当真，加上我当年喜欢体育，也自认为没有什么文娱细胞，也就没有去。后来我考生大学，她碰到我总是赞美有加，那是真心的。

80年代，柳老师调到益阳去了。

我有次坐车从长沙去常德，经过益阳的时候，看见她正带着学生在街上走。离得比较远，车又快，没法打招呼。那是我最后看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