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依 娃

1958—1962 史无前例的大饥荒真相，随著杨继绳《墓碑》多种文字的出版，已为文明世界更多人所知，也引起中外学界的重视。依娃女士就是一位不倦的调研者，她的重点是甘肃省。曾往现场采访过上百位现已高龄的幸存者。史料弥足珍贵。她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去全国作现场调查，揭开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真相，以慰数千万饿殍和大规模人吃人的死者的亡魂。  



●作者（右）在甘肃采访上百名大饥荒的见证人。这位老婆婆说，她不怕死人，就怕干部。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知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知道十年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被迫害、死去。但对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数千万农民在没有战争、没有灾荒的年代活活饿死，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今天仍然鲜为人知，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有些人问：「既然饿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没有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万人坑？」「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证据？」甚至有人说「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污蔑。」「是海外反华势力捏造出来的谣传。」

漫长半个世纪过去了，大饥荒死亡者的冤魂还没有得到慰藉，幸存者的心灵还没有得到安抚。没有人认罪，没有纪念碑，没有纪念馆⋯⋯没有官方认可的真相揭露。笔者用两年时间走访当年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之一，饿死一百三十万人口的甘肃省，寻找大饥荒幸存者，采访调研，记录第一手的口述见证。
酒泉夹边沟：右派死亡集中营

夹边沟。地处甘肃酒泉地区的沙漠荒滩之中。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将甘肃省的三千多名右派分子（多是大学教授、报社编辑、中学教师、作家、划家等），遣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们住著地窝子，喝著糊糊饭，在寒冷、劳累、绝望和饥饿之中，有两千多名右派饿死。其中包括中共高干傅作义的弟弟，从美国归国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先生。

在天水市，笔者有幸采访到三位夹边沟幸存者，其中之一是九十高龄的李景沆先生，他是天水一中的老师，也是一位虔城的基督徒，终身侍奉上帝。他是天水一中六位去夹边沟的老师中，唯一活著回来的人。著有《蒙恩历程》一书。



●●作者在甘肃农村采访的几个镜头。上至下：94 岁老奶奶、92 岁老爷爷、一位至今生活困难的孤老婆婆诉苦，令依娃心痛流泪。（依娃）

「我被打成右派后，一九六○年冬天，在酒泉的夹边沟。那时已经饿死了一千多名右派，但是上面还指示，让我们转去高台明水河农场搞春播大战。一无土地，二无水源，三无工具，四无籽种，五无住处，这不是让这些知识份子白白去送死吗？不是集体的屠杀吗？」

两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河，一天只有四两的糊糊汤可喝，他们找草籽找蜥蜴，吃一切能吃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连大小便都走不动到外面解决，只能拉在自己冷冻的床铺上。

三千名右派，最后饿死得只剩下四百多名。因为有时一天就是四、五十个，来不级埋葬，只有拖出去扔在戈壁滩上，让狼吃掉啃掉。有一个邓立之医生的身体被饥饿的右派刮去了屁股上的肉而食。

七十七岁的蒲一叶，当年是天水市团委「黄蜂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因为年轻气盛，给市委领导贴了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他回忆道：「睡在我旁边的姓何，我叫他小何。上海人，大家叫他小上海，他饿的成天呻吟著「妈妈！妈妈！」我劝说「你不要叫了，你妈妈在哪里呀？」他就哭开了，可怜得很，才二十出头嘛。可是到了第二天，我推他，他已经死硬了。被子一裹抬出去就埋掉。我另外一边是一个兰大的法律教授，他就说了一句「把我们的法律健全一下。」就被打成右派，也饿死了。家里还留下四、五个娃娃。我们一个地窝子，刚开始四十多个人，最后饿死得只留下不到十个。我算幸存的，因为妈妈给送吃的，算是活下来了。我害怕人家偷我的馒头乾，晚上就放在头下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