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正趕上十九大，電視節目都是革命題材，有一個是談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我對他們談什麼沒興趣，我比主持人知道得更多。倒是其中一個嘉賓引起我的注意，此人當年演出時是舞台兩側合唱團的，自我介紹是1964年考入人大，後來留校當到了教授。他說一進校輔導員就要他完成一個政治任務，去演出《東方紅》。合唱團是在北京高校里挑的。第一條就是必須出身好的“紅五類”，城裡的必須是“三革子女”（革軍，革干，革烈），農村的就是“三輩貧農”。1964年大學招生，實行“黨的階級路線”，別說“黑五類”，64，65年招的新生除了革乾子女以外，一色兒的“寒門子女”（那會兒叫貧下中農）。內年頭，越窮越神氣，藍棉襖補塊白補丁，大拇指把鞋頂個窟窿伸出來，不是沒新的穿，要得就是內股勁，表現自己保持三輩貧農的艱苦樸素本色，和現在穿名牌一樣，都是為了吸引眼球。學生會團幹部全是這幫人，協助輔導員“內控”出身不好的同學，想整誰整誰，“扣帽子，打棍子”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抓出一個“反動學生”，整出黑材料，入黨提干的機會就來了。文革後期軍宣隊批鬥我的時候，我的“反動言論”從一入學就記錄在案，全都搬出來作為“罪證”，說明這幫子“三輩貧農”學生早已對我實行“監控”。

這個教授1964年從福建窮山溝考進人大，1969年又留校，肯定是個三輩貧農，不然怎麼一進校就交給“政治任務”？這麼好的出身，文革不在“人大三紅”當派頭頭都是屈才，破四舊，斗教授，抄家武鬥，打前鋒的都是64，65級的“貧下中農紅五類”，他肯定沒閒着。人大校長孫映（孫維世的哥哥，烈士孫炳文的兒子，朱德的秘書），就是被造反派組織“人大三紅”迫害死的。1968年畢業分配，三輩貧農出身是留北京的唯一條件，根本不考慮學習成績，人品道德。出身不好的，包括未做結論的幹部子女，全部發配邊遠貧困地區。他64年入學，上了一年半的課，連基礎課都沒上完，不靠出身，怎麼能當教授。 不過比起北大0365級只上了半年課，參加“新北大公社”，跟着聶元梓當武鬥打手，憑貧農出身就當了北大校長的周其鳳，他還差遠了。

看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是至理名言：“人的氣質是不大容易改變的，上幾年大學也無甚效力”。上大學只能學習專業知識，小時候形成的人品道德，素質修養是改變不了的。別看這個人當了一輩子教授，在北京住了53年，可是在台上一進入鏡頭，往那一站，走了幾步，就看出從小沒學過“站如松，走如風，坐如鐘”等登堂入室的規矩，坐沒坐姿，站沒站樣，走路亂晃。風度氣質和我上大學那會的留學歸國，民國期間大學畢業的教授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和他同台的還有《東方紅》的男朗誦林中華，雖然已經80多歲了，依然瀟灑倜儻，風度翩翩，朗誦起來激情洋溢，聲若洪鐘。看來從小成長環境不同，家教不同，氣質風度就是不一樣，後天是學不來的。

現在窮人的孩子抱怨“寒門難出貴子”，其實寒門只是出不了貴族，但是能出高官，教授，而這些高官往往會成為貪官，教授會成為“學霸”（學術惡霸，這才是學霸倆字的最原始意思，現在被用錯了對象）。百分之九十九的落馬貪官認罪書裡有一句相同的話“是黨把我這個農村的苦孩子培養成高級幹部”。他們貪的理由居然是“當農民窮怕了”。從小在“窮斯濫矣”的刁民環境裡長大，有了權，看見錢後，沒法兒不貪，看見女人，不可能不色。現在寒門出身的教授也是越來越多了，看看某些專家教授的名字就知道什麼出身，有文化的家長絕對不會給孩子起“富貴”“獻田”這樣的名字。現在不是寒門出身的教授到成了稀有物種，為什麼？因為寒門出身有改換門庭，升官發財的強烈願望，為了出人頭地是不擇手段的。有的鄉縣中學甚至對高考生提出：“提高一分，踩下千人”的口號。他們上大學不是為了服務社會，建設國家，而是為了“成為人上人”。目的自私了，手段必然卑鄙。現在學術腐敗遠勝官場腐敗，要不然老百姓管教授叫“叫獸”，管專家叫“倆螃蟹打架，專夾”，太生動形象了。一個個貪財好色，潛規矩女生，攀附權貴，學術抄襲作假，勾心鬥角，哪裡還有為人師表，治學敬職的教授樣，給他農村爹娘長臉，給自己撈錢到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