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85弄的门牌是算在江苏路上的。老底子这条弄堂绿茵婆娑，庭院深深。1959年，一场台风把弄堂最末的一堵墙刮倒以后，后面的一条江北棚棚弄堂就突然和花园洋房鼻头碰鼻头。从此285弄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28号有两个人近来常常会被提起，一个是吴征，一个是张子静。

吴征就是杨澜的老公，媒体上见到他，总是一只汤婆子面孔，倒梳油头，八字胡增加了他的商贾气。

吴征小名叫东东，小时候很乖，书也读得好，爸妈是教师，管得也严。吴征爸爸年轻时是个帅哥，头发天然卷，皮肤白皙，像他奶奶。东东长得像妈妈。东东有一个伯伯，弄堂里小孩子有点怕他，他有时候会很奇怪地对着电线杆子站几个小时，下大雨都直直的站在那里。但从来不打人骂人。 

吴征一家住三楼，张子静住一楼，偏西一小间。 

张子静被媒体提起是因为他的姐姐张爱玲。张子静就是他姐姐笔下的脓包弟弟，一个红鼻头瘦老头。 

285弄全部是独立的花园洋房。双号从2到36，再加39、41、43三个单号。文革抄家，几乎只只门牌号头翻箱倒柜。39号有两家的批斗印象深刻，一个是旧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秘书，小学同班女同学的爸爸，洋瓶底眼镜，斗的时候缩得像只虾米，脖子上挂满步枪枪栓，那些绣迹斑斑的东西是从院子里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钟先生，我母亲这样称呼他，老头抽雪茄，困难时期给邻居做衣服，就在花园洋房客厅里，钟先生闷头量、裁，两个白净的老婆婆踏缝纫机。斗钟先生，两个老婆婆是陪斗，站在方凳上，作投降状，一个老太身体有疾，一只手掮不起来。原来她们是一对，是钟先生的大小老婆。 

九十年代，弄堂已经难掩颓相，一天，东东带着一年轻女子回家，弄堂里的人不大在意，后来想起来，那个腔调老好的女子就是杨澜。

二

杨澜第一次到吴征家里去的时候，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刚刚获得楼下的居住权。 

张爱玲把弟弟描述成一个窝囊废，也许加重了他的废物倾向。 

张子静一直在郊区的中学教英文，退休后没有方向，一直也没有女人。后来有心人协助，张爱玲后妈身后的这间十平方多一点点的房子给他栖身。本来的玻璃窗都用报纸糊了起来，一只古董级的黑白电视机，煞发煞发。张子静一件灰灰中式棉袄，抄着一只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换一瓶低价的葡萄酒。 

那时候，已经有张迷来瞻仰28号，有些台湾张迷，由圈内人带着，恍恍惚惚的，走进285弄，以为有什么灵异出现，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还在，一派衰颓。那些人多多少少给了张子静一些钱，让他过得好一点。 

28号这幢房子在285弄里有点不合流，其它小洋房风格显著，细节还可以略观一二，28号就平实许多。方方正正，没有什么凹凸，三楼带坡顶，是吴征家的。这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后来给美国人开私人医院，40年代，陆续有人搬进来。其中包括张爱玲的父亲和后妈。 

我们都叫老太太姑姑，张爱玲将后妈描述成一个恶妇，她的文字力量太大，无以辩驳。其实姑姑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对她用高雅一词，尚觉无力。姑姑极有风度，面容端庄，皮肤是那种几代人过好日子积累下来的白皙。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还冲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一封给她的信，写着“孙用蕃收”，我很纳闷，女人怎么有这样的名字。那是寄卖商店寄来的，说某件裘皮大衣已经出手。 

知道张爱玲和姑姑的关系，是交关年以后的事了。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有一次在朋友家的“派对”上遇到杨澜。 

我问：“侬晓得吴征格小名伐？”

杨澜不假思索回答：“东东呀!”

“小辰光我一直捋伊头。” 

“是伐？”和所有正宗上海小姑娘一样，杨澜将“是”的发音拖得长长的，在“伐”上收拢。 

捋头大概就两三次，我有一点点夸张。 

文革一开始，285弄立刻涌进来许多劳动人民。抢房子，有的轧在汽车间里。有些人极其猥琐，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话来理解，就是留下，余下，节约的意思。“挺半泡”每个月的水费电费都是一度，抠门得吓死你。给他这个绰号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只放半泡，还可以“挺半泡”。 

从那时候起258弄败的速度加快了。张爱玲的后妈——姑姑的院子28号也开始搬进搬出，来的比走的都要恶。

姑姑的身体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来越少。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早先，姑姑的房间虽挤，家私都是吃价钱的老货，座钟、照相架子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要甩新天地T8几条横马路。有一个时候抄家物资寄卖商店都消化不掉，姑姑的这点东西也三钱不值两钱。 

再后来，在弄堂里碰到姑姑，我不敢认她了，她已经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上敷着怪怪的东西，用一点点余光看人。手里的士滴克依然是老货。她叫了我的小名，“你认不得姑姑了。”她说。

“认得认得，姑姑你好吗？”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讲的还是标标准准的北京话，非常标准，不是那种胡同串子的京腔，偶尔带几分苏州音。她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像一只断脚蟹，也没有人扶着。 

她死在86年，后来才知道，姑姑的父亲孙宝琦做过民国外交部长、总理。她嫁給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已经30多岁了，抽鸦片，不育。张廷重当时还有19处不动产，金元券时候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来，到住进285弄28号，几乎光光了。

28号的这间房子里，死过三个人，张爱玲拉爸爸，张爱玲拉后妈，张爱玲拉弟弟。

三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死在这间房间里，小时候隐约有一点印象。

那是1957年某日，周围的人突然神色怪异，小孩子挤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挤在前面的人说：“死掉了，死掉了。”又有人说：“看，看，给死人换衣裳了！”屋里传来声音：“压一压，压一压，让肚皮里东西吐出来。”安静了一阵，突然只听得“大脚疯”娘姨拍手拍脚大叫起来：“老爷升天了！老爷升天了！”张廷重的确气绝了。

《色.戒》拍竣，张爱玲家庭的陈年往事大概也会被人捞起来讲讲。

“大脚疯”娘姨是湖州人，喜欢用篦子沾水，将鬏髻梳得溜光，她得丝虫病，一条腿很粗，人家不敢当面叫她“大脚疯”，只是暗叫。后来收尸的三轮摩托开来，旁边的车斗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个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却挥霍掉许许多多钱的人，就这样走掉了。“大脚疯”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仪式。

“大脚疯”帮佣的另外一家住二楼，周围都叫这家的老头“舅公”。舅公非常喳喳呼呼，还算是居民小组长。有时候会指责谁家的阴沟塞住了，谁家的厨房有蟑螂屎。

28号人家不少，舅公住在吴征家和姑姑家中间。他雇了“大脚疯”当娘姨，“大脚疯”帮姑姑做，算是兼职。

28号还有一个奶妈，记不得谁家雇的胖胖乡下女人。一天，舅公站在洗衣服的奶妈后面，伸手摸她的乳房，令小孩子看不懂的是，这种下作坯动作，奶妈居然是非常陶醉的样子。一直到20多岁，我才明白奶妈为什么这样陶醉。

此时，吴征尚未出世，更大的事件也尚未降临。

文革一来，285弄不少人家被扫地出门，混乱开始了，愚园路一带传来许多名人自杀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传说东东的奶奶自杀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时东东的奶奶尚在中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个头不高，鼻梁生挺，皮肤白皙，说话轻声轻气。好像听说一直在医院上班，又听说是吃“来沙尔”自杀的。

后来邻居回忆说，东东的奶奶早就有思想准备，走之前一家一家人家去关照，以后借打电话不要客气，来就是了。当时有私人电话的人家不多，吴家有，挂在二楼通向三楼的楼梯口。

四

如果你现在到江苏路靠近愚园路去找285弄，先看到的是两栋高层“畅园”，2号线地铁站出口就在畅园脚下，绕开畅园，才能找到弄堂入口。畅园是开发商和权力机构勾结的杰作，借修地铁之名，一下子将30年代留下的五、六组连体别墅和多栋独立大洋房拆得精光。

四十年前，街道另一头，市三女中的娇小姐们转眼翻脸，成为英姿飒爽红卫兵，就在如今畅园门口冲进285弄，2号门牌里一对资产老夫妻当场吓坍，晚上便一命呜呼。

大字报开始刷上墙体，谁轧姘头谁走私黄金，写的人都像“包打听”。给东东奶奶的大字报贴在28号花园里，所用字眼尽管污浊，旁观者看得多了也不觉得特别耸动，但是对于当事人，特别是有教养讲体面的，绝对致人死地。

现在想起来，这些大字报并非红卫兵所为，许许多多的所谓材料肯定是成年人抛出来的。像东东奶奶这种举止娴雅，态度矜持，见过市面的女人，说不定单位里有几个妒忌者、吃豆腐不着者，或是当年低级别的仇富者，乘机“以革命的名义”敲你一记。

东东奶奶是1968年8月5日走的。死前被人隔离毒打，是岳阳医院的革委会造反派弄她。晚辈非常克制，一点动静都看不出来。

因为领袖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弄堂的水井里也跳下去一个人，第二天，打水的人发觉吊桶老是沉不下去，才看到了尸首，跳下去的是沈家阿伯，镇宁路的一户人家。他怎么跑到这里来寻死的，我一直不明白，也许这是周围唯一能够找得到的开着的水井。后弄堂自杀的还有电影《51号兵站》里扮演黄元龙的邓楠，邓楠是黄胡子北方壮汉，经常看到他拿着钢钟镬子到弄堂口买生煎，几乎隔天就去。后来再没有看到邓楠买生煎，说他自杀了。

关于东东奶奶的经历，是过了快三十年，吴征出名以后，我查找资料才知道的。

东东奶奶叫爱伦，30年代沪上名医杨妙成的妻子，苏州人。育一子名杨之光，就是后来把国画人物画出“外光派”效果的广州美院副院长。六十年代的作品《女矿工》蜚声画坛。

1935年，爱伦与杨妙成有隙，遂与知名大律师吴凯声结婚，吴凯声即吴征的爷爷，留法法学博士。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得一辆汽车。与上海滩各种势力都有交往，帮中共廖承志、陈赓等都办过案子，暗中与周恩来交往频繁。

吴凯声与爱伦育有三子，其中一即为吴立岚——吴征的父亲。吴立岚与民国名人邵洵美之女邵阳结婚，即为吴征母亲。

据《吴凯声博士传》介绍，汪精卫早就赏识吴凯声的外交才能，加上他又是当时上海红得发紫的大律师，为了壮大声势，决定邀吴凯声任汪伪政权的外交次长。而吴凯声得到国民党秘密指令，决定潜入汪伪政权的中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枪毙了陈公博后，不分清红皂白地将吴凯声投进了监狱。吴公馆一大群曾经前呼后拥的仆人被遣散了，爱伦则带着她与吴凯声所生的吴立峰、吴立岚、吴互岗三个男孩子，用自己的积蓄，在江苏路买了一幢上海闻人虞洽卿早年住过的花园洋房，与吴凯声脱离关系，过起自己的日子来。

后来，我才明白，当年的大字报有汉奸小老婆字眼，即指此事。

关于吴凯声的晚年，有报道说：1989年12月11日，吴凯声90大寿，设寿堂寿宴于静安寺，来宾中包括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芬、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石巴和、法国外贸部驻北京代表罗曼以及上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

几年前，吴凯声逝世，吴征与杨澜在报纸上刊登讣告，用词简约，称“无疾而终”。

五

江苏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长的一竖通向江苏路和愚园路，短的一横通向镇宁路。长短线条的交叉处就是28号，张爱玲的后妈、吴征一家就曾经在此居住。木兄拍的一张照片，将弄堂的短线条全部收于镜中，尽头正对28号，那种宁静和安逸，仿佛按动了Replay键，突然回到从前。不少人来寻踪，拍张爱玲相关的画面，包括淳子的《张爱玲地图》，这些描述285弄的文字和照片大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而木兄只是逸笔草草按下快门，居然抓住了魂魄。

据房产档案记载，这一排小洋房建于1925年，50年代还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块空地，连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种菜，甚至有人养羊。因为是一条死弄堂，洋房的枪篱笆非常低矮，也没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园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邮递员、送鱼虫的乡下人，几乎看不到。周围有数株大桑树，届时桑子满头，紫得发黑，又大又甜。在桑树底下，曾经出现过蛇，我亲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笼子将一条蛇抓走了。

28号数过来，30、32、34、36就五个门牌号码。居民除了像张爱玲后妈、吴征奶奶以外，还住着资本家、教师、中学校长、新闻记者等等。

50年代中期一场台风，将弄堂最后一堵墙刮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风夹着一声巨响，房子也抖动起来。第二天，我看到后门以外一地碎砖，仿佛大幕拉开，看到的是我并不熟悉的场景。后面的人住得这样破，这样烂，还有草顶的房子。那些人试探着到花园洋房弄堂来张望。以后，他们的孩子有些成为我的同学。

我的这些同学聪明透顶，常常使我自惭形秽。他们会创作一种“回文”，让人上当。比如：“纸头乱糟糟”，倒读变成了“招招卵头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读成为“爸爸的卵子大”。他们会让女老师倒读，在得手以后全体哈哈大笑。不过这批人大都没有逃脱4050的下岗命运，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辈好到那里去。木兄的某张照片拍到了一点点后弄堂，已经比当年好得多了。

58年的时候，弄堂有些不对劲了，舅公带着一帮子人来拆所有建筑上的铁器，铁门、钢窗上的铁栅栏、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铁栅栏移门几个大汉都扛不动，用氧气瓶烧，好不容易拆下来。据说是拿到上钢厂去炼钢了，我只知道上钢厂是在很远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那里来的人也开始炼钢，挖一个坑，砌什么高炉，就在花园洋房旁边生火，穷烧，后来停了，一堆乱砖不了了之。每家还要贡献一种粉，就是将沙锅捣碎，捣成粉末，交到舅公那里去，说是国家炼钢要的。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摸奶妈乳房的舅公是可以和响应号召的舅公融为一体的。其实，舅公所干的一切，是不拿一分钱的。

六

最近过愚园路江苏路，热闹啊。热闹得有仓皇之感，谁都马不停蹄。

当年的热闹是一阵一阵的。炼钢的事说没就没了，花园洋房周围开始建工厂，我一直不清楚柯庆施之类对花园洋房是否有着强烈的仇恨心理。工厂就盖在花园洋房旁边，车床对着家里的客堂间，搪瓷厂的烟囱在你家的头上天天撒着煤粉。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大杨浦某个地方，这是60年代愚园路上海西区最最上流社会的社区发生的事情。

285弄弄口正对着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一边是基督教惠慕堂，车床搬进去，教堂里行车吊车戳天戳地。我的同学就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离特务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一直很自卑，从来没有开心过。

当时傅雷家和惠慕堂之间还有一间很小的理发店，我班上一个女生，头发黄黄，有点营养不良的顾丽娟就住在里面。有一天顾丽娟被派出所叫去，回来以后所有女生都用非常异样的眼睛看她，有些暗暗的在传话。原来顾丽娟投靠的是他的亲戚，那个剃头匠动起了还没有发育的小姑娘的脑筋，而且弄得蛮“结棍”的。派出所让小姑娘去指认，结果那个剃头匠判了刑。顾丽娟没有多久就转学了。

七

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经一天世界，铁栅栏拆光了。破汽车放在弄堂里，机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变成汽修厂，安定坊也堆满电动机。洋房的汽车间没有汽车了，办起了生产组，老阿姨在里面糊纸盒。马路上拉劳动车的“大泼势”女人到花园洋房弄堂来找小便的地方，就往绿化后面一蹲。临近省份的饥民开始来弄堂要饭。后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副食品也出问题了，家家在花园里种菜养鸡。以前的太太们见面，总是谈谈麻将台上的手气，现在开口问：“拿屋里的鸡出蛋了伐？”报纸上开始宣传山芋的营养，大米不能全额供应，要部分换成山芋。弄堂开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级里的“猫狗”“小宝”去偷，用铅笔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后，这两人成为职业三只手，先后判刑。

我一直以为，某些人对花园洋房和南京路是极端对立的。当年有一张非常出名的照片，反复刊载，一队军人推着一长串粪车从国际饭店门口走过，意欲何为？当然大有深意。这绝不是本雅明对摄影的论断所可以解释的：“从消逝的东西中看到一种新的美。”粪车和现代商业文明，和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冲撞”，暗示对“人欲”的最后的一次荡涤，就要山雨欲来。

表面上，傅家的花园里，月季花芬芳吐艳，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热衷的事情。其实傅雷的家已经风雨飘摇，傅聪乘出国钢琴比赛，“逃脱了”，这是弄堂里经常被议论的事情。

傅雷是1966年9月3日和太太朱馥梅一道自杀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总是没有忘记。

江苏路285弄口在造新的地铁，傅雷的房子就在对面，再拆的话就要轮到它了，今天它还在。

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女的，叫秦向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里，她家里是军人。WG中，扫地出门的人家房子空关，部队的家属住进去，傅家类似。我乘机进去看看，厨房5-6家人家在用，有点乱，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体面的，留下的料理台、煤气灶老式的，很硬扎。每间房间的门都高畅，很高很厚的深色门套。楼梯沿墙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护壁板。

就是这个楼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给三楼先生的卧室搞卫生，推开门，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气息，朱梅馥用白被单将自己吊在钢窗的横杠上。消息传出去，户籍警察左安民赶来，发现书台上有一个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郑重其事，上面还附有一张纸，写着“此包由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经过请示，包裹被打开，里面有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书写清晰的遗书，这封遗书在一些地方发表过，但不显著，相比《傅雷家书》，影响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党，自己多余以外，还谴责自己教育出一个叛徒。（指傅聪出国未归，最多像王治郅吧）

有两点是提到保姆的：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600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一个小信封装有现钞53.50元，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那天我正好15岁，我要我母亲回忆那天我是怎么过的，她实在想不起来。

9月2日，他们夫妇临走的那天，朱梅馥对阿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据法医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两小时，她看先生服毒后，慢慢剪开被单，打好结，用棉花胎垫好方凳，怕一脚登开时弄出动静，就走了。

他们之前的遭遇，与许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园里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

57年的时候，傅雷已经吃过一次“生活”。他表示，小儿子傅敏还小，否则老早走人了。

傅雷是泰斗，是应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呀！

我看《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时候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于他笔下的“真勇主义”既爱又怕，他纠正了弄堂对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年对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长、友谊、异性、死亡。

八

我本来想再写写弄堂里一些没劲的人，关于谁将4000美金藏在壁炉烟道里，后来又给自己人揭发出来的事情，谁在小菜场偷猪头肉，被人挂着猪头示众的经历。这些都没有说服我将思路从一件事情上移开：搞傅雷，名单是谁拟的，是谁冲在前面，谁押（躲）了后头的。大规模的抄家、批斗肯定是有人组织的，否则连最起码的交通工具也没有。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戴厚英。我在此声明，我没有说戴厚英迫害了谁，她从安徽农村到上海，是作为小钢炮培养的，从反右开始，就对作协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炮。她肯定看到写乌七八糟的书的人住在洋房里，这和她老家的场景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差异可以激起有力的联想和冲动，当联想和冲动被赋予正义感的时候，什么都会发生。我是可怜戴厚英的，我对戴厚英的可怜超过一切作家，超过傅雷。戴厚英在WG成为闻捷专案组组长，她居然爱上了这个“敌人”，

1971年初，闻捷开煤气自杀，戴厚英突然转变，她变成了弄堂里的人。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上海弄堂寓所被年轻的乡亲所杀，她的头颅与身体被利刃分离。她的侄女也一同被害。我相信那个乡下来的年轻人看到了弄堂的生活，看到了戴厚英有着远远多于他想象的财富（也许只有一点而已），他动了杀机。

九

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后面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同学家里“开小组”（按照老师的编排，几个人一起做作业），那个时候的284弄（安定坊）真安静啊，小洋房之间的树密不透风，微雨，绿得透出油来，忽然飘来植物的气息，介于香与不香之间。涂过柏油的篱笆被开满白花的枝蔓压弯了竹梢，整条弄堂，寂静无人。但是谁知道，就在白花的后面，傅雷在喘息，两年后便自我了断。

近年来，我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看到这样同类的弄堂，我似乎回到了早年的江苏路愚园路。现在，偶尔驾车经过旧地，我真不敢回望已经魂飞魄散的老屋。只有匆匆逃窜。

愚园路往西一点点，1088弄103号，我想讲讲顾圣婴，当时，她的名气远远大于现今的李云迪、郎朗。她也是自我了断，死的日期是1967年2月1日。

下文绝不重复关于批斗、耳光、开煤气的事情，也不讲她父亲顾高地羁押于青海，这些网上都可以查到。

我只讲自己和顾高地偶尔的一次见面，只讲和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的一次见面，以及我弟弟看到的最后的顾圣婴。

傅家和顾家深交，傅雷还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一个小朋友陆小燕因为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的叫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

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付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就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的中心医院急诊室就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了，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阿尼头从小就练小提琴，因为老师是交响乐团的，所以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阿尼头那年16岁，他认出了顾圣婴就睡在担架上。旁边的大人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弟弟回忆起来，顾圣婴面孔雪雪白，头发蹋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付担架就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这就是顾圣婴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接下来的事情，报道里回忆，三具尸体匆匆就烧了，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我掂量过自己，我对顾圣婴的关注和现在粉丝对郎朗李云迪的关注没有本质的区别。

1989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在服刑，因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顾高地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19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顾高地移居在离愚园路不远的兴国路41弄2号303室，与兴国宾馆相对。这是在老洋房之间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层火柴盒，与兴国路的风格有点不合。

推门进入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我怕美女同事做出掩鼻状，刺激老人家，还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手里还抱着一个。他好高的个子，很瘦，属于小头一类，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顾高地目光柔和，话语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归还来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都没有问题，那位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美女问我：“数过他家里几只猫了吗？”

我说没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1990年10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呢，让人产生愚园路上冤魂多的感觉。我想有些事情确实是非常偶然的，也许在中国、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太偶然了。

这里面，有些人，真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我写的这些人，算是知名人物，另有一些人，很平常，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可见文字的记录。愚园路608弄有我的朋友，出色的牙医世家的一员，他亲眼看到对面阳台上老太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岁。说起老太婆着地的声音：“泼”，就像砂锅落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响声。这个“泼”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也印在我的脑子里，无法剔除。

十

我真的不想议论，我喜欢细节的再现和表达。

我和儿子说起过去的遭遇。希望他对于绝对权力、绝对一致、绝对纯粹能够有所警惕。他反感的不是故事，而是我的叙述，“又要讲这些没劲的事情了。”

顾圣婴的故事基本说完了，我弟弟回忆1967年2月1日凌晨所见，还说起，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那年，顾圣婴29岁。

199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50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眼泪，进而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WG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说她失去了女儿。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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