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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华人时空网都在讨论人性的问题。Pasci 和假巴更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由于基因的不同所带来的人性化也应该有所不同。

所谓人生而善恶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家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宗教上来说，很显然善恶天然，如上帝是本性善良，撒旦本性为恶。善恶又似乎是可以变换的，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难”到底是可以“移”的。这个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观点，就是“后天环境可以改变人性”。

那么，善恶到底是否性本？邪恶是否天然？本性是否可移？

就象经验主义的代表约翰.洛克说的“ No man's knowledge here can go beyond his experience”（ 没有超越经验的认识），我这种人缺乏抽象的理念，只能从经验上判断真理、认识真理、接受真理。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既然都承认人的外观、体力有差别、智力有差别、性格有差别，当然天性也会有差别，而这些差别显然归根到底与组成这个生物体的DNA的差别有关。基因的不同，构造不同，所形成的人就不同。

马力认为善与恶这两个概念不是与生俱来。讨论人性时先入为主提“善和恶的概念本身具有歧义性“，这就陷入“依赖人的利益和立场的概念来讨论纯天然的问题”。应该把人格属性分为动物性(普通动物的性格特征)或非动物性(不同与普通动物的性格特征)。

我与马力有不同的看法。马力所说的“非动物性”显然指的是人性，那么这个不包含动物性的狭义的人性指的就是“从人的利益人的立场上来看”的概念，也就是人基于趋利避害上超越普通动物天然特性上所做出的具有“道德”的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善”念。这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为“人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上的人性固然包含有“动物性”，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让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我门讨论人性必然不可避免“善”与“恶”这样的高等智慧才具有的“人性”特有的道德特征，脱离善恶来讨论人性才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让哲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犯罪学家、社会学家所困惑，想追根到底的是：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类为什么会犯下一些滔天罪恶？是否有邪恶基因？

许多连环杀手的童年充满了虐待和暴力，这些人同时也是受害者，似乎是社会对这些罪恶更富有责任。但是还有很多犯下严重罪行的罪犯有着一个很幸福的成长环境，并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这些人犯罪是否归结为天生的邪恶基因？

布莱恩·马斯特斯（Brian Masters）生于1939年，以有关连环杀手的传记而闻名，包括罗斯玛丽·韦斯特和丹尼斯·尼尔森在内的几个大规模杀人犯。他试图通过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些冷血杀手的行为，不过没有得出个所以然，因为"the essential unknowability of the human mind"。但是，他明确地说这些杀手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完全的陌生人”，只是“走向极端的例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能力犯下这样邪恶的罪行，只要在一定合适的环境之下。例如纳粹时德国，在那种鼓励大屠杀的氛围下 – 每个人都可能犯下可怕的罪行。

许多网友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于布莱恩的结论一定深有体会。

布莱恩只是个作家，一个写手，无法从科学角度去更深入地去证实邪恶基因的普遍性、天然性。

瑞典的科学家却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相信他们已经确定了导致暴力的基因。这一发现表明，人人都有邪恶的基因，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证实了我们都有可能犯罪。

一位叫史蒂夫.彼特的专家写了一本书，叫《黑猩猩悖论：帮助你实现成功，自信和幸福的心智管理》。书中用了意象，认为我们内在有三个部分：黑猩猩（Chimp):即我们内部不受控制的情绪化的孩子；“人”：理性的成年人；计算机：运行我们大部分活动的无意识部分。

这三部分努力协调工作，但经常发生冲突，而且黑猩猩的赢面很大。情绪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控制着我们的决策。最糟糕的是你并不直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其中一个黑猩猩是你不能够完全控制的。

黑猩猩主要通过感情和印象来处理信息，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逻辑，所以黑猩猩的观点往往是非黑即白, 喜欢夸大事实，使用高度夸张的、灾难性的语言，很少考虑其行为的长期后果。同时又非常地敏感，神经质，和偏执, 靠赞美来证实自己的自尊，十二万分讨厌批评。当黑猩猩感到危险时，会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地尽力保护自己。它往往会通过转移责任来达到这个目的。黑猩猩把生活视为一场永不休止的战争！

布莱恩也在后来的采访中一再感叹："我年复一年地想着这个可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能力犯下这样邪恶的罪行）。 虽然我相信自己绝不会在愤怒中举起拳头，或者试图做一些对他人有害的事情，但必须诚实地承认： 我很感激生活在一个让我不太可能干下这些邪恶罪行的国家里。"

“我很感激生活在一个让我不太可能干下这些邪恶罪行的国家里” 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人人都有动物性，有邪恶的基因，社会的责任就是控制这些邪恶的基因的爆发，提供一个“不太可能干下这些邪恶罪行”的环境。

星期天我们一群人到中餐馆庆祝中国新年，酒足饭饱间，大家聊起了最近一段时间最热门的总裁俱乐部性骚扰事件。

伦敦多切斯特酒店总裁俱乐部慈善晚宴清一色男性客人，但130名招待员则纯一色年轻美貌的女孩，并要求身穿统一黑色内衣高跟鞋。可想而知，高尚的慈善募集期间，性骚扰不断。30多年来，每年的晚宴为儿童慈善机构筹集了2000万英镑。事情被揭露后，许多慈善机构要将捐款退回。

在我们的争论中，自然而然分成了两派：男人和女人。

女人：这种慈善晚宴真让人恶心！

男人：小题大做。看那每年2000万的捐款才是重点，是为社会做贡献。至于性骚扰，定义是：只有一方拒绝被强迫的情况下才为骚扰。那些女孩非常清楚她们在干什么，是她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是她们贪图虚荣的结果。如果不愿意完全可以在麦当劳打工。

女人：强迫不仅仅是通过肉体上的暴力，而且也指来自金钱的暴力，权力的暴力，诱惑的暴力。这种俱乐部文化就是造就一种强迫的暴力，应根除诱发男性邪恶基因的环境。

我支持女人的观点。正如布莱恩所说：每个人都有能力犯下这样邪恶的罪行。 我渴望生活在一个让人不太可能干下这些邪恶罪行环境里。

无论你的基因善恶组成如何，最终的人性是自然和后天相结合的产物。剑桥大学心理病理学教授，Simon Baron-Cohen说，遗传学确定人类行为不超过50％。 尽管MAOA基因（单胺氧化酶A，也被称为MAO-A，是一种人体由MAOA基因编码的酶。 ）的其中一个版本增加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但没有任何基因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病态行为。反社会行为的人大多受到强烈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所以创建一个“让人不太可能干下这些邪恶罪行环境”至关重要，无论从法律法规上还是意识形态上。

由此也可见枪支管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