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进入广州日报。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传媒实操机构或者企业的新闻学博士。之后我参与了中国第一家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筹划和组建，同时也是报业集团实践的核心人物，当时报业集团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

因为站在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原因，我比同行们看得更远、更深。我把自己在报业集团实践中的一些东西写成了文章。因为我在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实践的真切性和我中国稀有的新闻学博士的头衔，全国各地的新闻核心刊物都抢着刊发。

1998年，我出版了自己的一本学术专著《中国报纸广告一百年》。我在复旦的博士导师说，这是中国广告学史上的第一本专著。新闻学行内的人称我是著名的权威、专家，有些复旦的学弟学妹们还把我说的很神。一些大学的新闻学院要聘请我当所谓客座教授，我诚惶诚恐，自己都觉得当教授实在是太年轻了，可别人倒觉得，你如果不接受，就是傲慢，不给面子。

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明白，这一切所谓成就，仅仅是因为我站在了一个特定的位置上，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仿佛是电梯把人带到了瞭望塔的最高峰，换谁来都几乎一样的。我只是一头风口上的猪。

后来，为了报业集团推广的需要，我被当做报社的一面旗帜，几乎是无缘无故的给了我很多省级市级的荣誉，包括广州市十佳青年、广东省跨世纪人才、梯队干部。全国名校的很多博士硕士被吸引广州日报来，两年间竟有三四十人之多。一些关于我的传闻也传得神乎其神，等我后来听到的时候自己都都吓了一大跳。

其实，作为当事人，我在报社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因为不愿意参与其中，已经被边缘化了。迅速膨胀起来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对利益的抢夺，变成了一个血肉横飞的战场，没有神，只有怪兽。

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我，而且积累了更多更好的工作经验，但是，我却只能每天坐在资料室的窗边看风景，没有任何人觉得我的头上有什么“神”的光环，我从一面旗帜变成了一枝花瓶。

作为当事人，遇到被迫坐冷板凳的尴尬，谁都会觉得难受的。但是十多年以后，我真心的感谢那些怪兽们，摘去了我头上的光环，让我可以以一个“人”的心态和身份来到加拿大，平静的落地、生根、发芽，存活了下来。

我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你，任何人头上的光环，一定是他背后的操纵者，套在他脖子上的狗链子。这个操纵者，可以是有形的的，可以是无形的，但是本质都一样，就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