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听朋友讲过几段《林强海峡》。

前些日子有同学在坛子里提起文革中的手抄本，想起了《林强海峡》。

在网上查询，找到《林强海峡》一书，读了一遍，和我听到的不一样。也许这就是听说书和读话本的区别。

还记得当年听过的几段。

“文革初期，东北有几个省级干部不明不白地死了，当地警察认为是他杀，但是破不了案。

中央对这个事情很重视。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林强去调查。

周总理特地把林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直接告诉林强，而且特意强调为了安全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然后问林强有什么要求。

林强说，要一个无论任何地方都可以进去的特别通行证、一支无声手枪和一个斯大林烟斗。

什么是斯大林烟斗？

斯大林烟斗就是烟锅的后面和侧面镶嵌着反射性极好的金属片的烟斗，抽烟人在使用烟斗时同时能看到后面和侧面的情况。据说斯大林总怀疑有人暗杀他，就设计出这种烟斗，可以随时查看周围的情况。所以名为斯大林烟斗。

林强领了这三样东西，就到北京站坐火车奔赴东北。

林强装扮成一个老农民，坐在车厢里，嘴里总是叼着烟斗。

一路无事。

火车过了沈阳，已经是深夜了，车厢里的乘客们都昏昏欲睡。

林强忽然从烟斗的反光板上发现他座位的斜后方的座位上坐着两个军人，一胖一瘦。

那两个军人的衣服看似有些不合体，好像不是本人的衣服，风纪扣也没扣上。

文革时军人都受到尊重，军人也很注重自己的仪表。

那两个军人的眼睛都朝向林强坐的方向，不时地低声交谈几句。

林强觉察出有些异常。他不声不响地站起身，向车尾的方向走去。

从烟斗的反光板上林强看见那两个军人也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跟在林强后面。

那时的火车不管是客车还是货车，车尾都挂着一辆守车，里面有一个值班员。

林强走到最后一节客车厢的后面的门前，站住，透过玻璃向外看。外面漆黑一片。

林强用眼睛的余光看见那两个军人站在车厢中段，有点犹豫。

林强突然一把拉开车门，同时回头看了一眼，看见两个军人慌慌张张地向他跑来。

在两个军人离他还有三、四米的时候，林强一纵身跳下了火车。

跳下火车后他马上回头看，那两个军人也随着跳了下来。

林强一转身，抓住了擦身而过的守车的后车门的栏杆，纵身跳上守车。

蹲在守车上往回看，看见那两个军人还在四处查找林强的踪迹。

林强轻轻地推开守车后车门，看见一个值班的老员工躺在床上睡着了。

林强蹑手蹑脚地穿过守车车厢，走到前门，轻轻地拉开门，走到守车和客车厢相连的通道上，回身关上门，然后走进车厢，找了个空座位坐下。

第二天早晨，林强平安到达哈尔滨。

……”

结尾也和网上的小说不一样：林强在台湾完成任务后，偷了国军的一架战斗机，返回大陆。在飞到台湾海峡上空时，遇到雷暴，飞机被闪电击中，坠进大海，机毁人亡。知道林强其人的在中央只有少数几个人，在这个极小的范围内从此把台湾海峡称为林强海峡。

如小说结尾所说，大陆派了几百架轰炸机炸毁了那个潜水艇基地。那时中国有没有几百架轰炸机还得再说呢。

网上把这篇小说称为《中国第一间谍》。第一不第一要看在哪个范围里说，而且间谍、特工做过的事情很少有外泄，所以谁是第一间谍没有标准。从小说的情节看，林强应该是一个高级特工。间谍一般是指在敌对方领域长期潜伏、窃取重要情报的人。按小说里所说，林强身高一米八，是个帅哥，这一点就不符合当间谍的标准。一个好间谍的形象应该是普普通通、走进人群里就再也找不到、如同一滴水汇入大海。所以我以为还是《林强海峡》这个书名更合适。

我把这篇小说转在下面，请没有读过的同学看一看。

为了方便同学们阅读，我把原小说中的错字、白字改过来了，不通顺的句子理顺了，重复的部分删除了。我容易吗？呵呵。

《林强海峡》1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成了永远的秘密，以至于使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终生无所成就遗憾至死。本文所叙的故事本来也会被深埋于历史的铁柜里，永远不为人知.....
公元一九六六年，长江边上这个城市正处在多雨的季节，江水猛涨着，但比起人们情绪的鼓胀，都差得很远。海关钟楼的大钟在一片阴沉沉的低垂乌云中孤寂、悲凉地响着。正是黎明前，四处没有什么响动，但这种宁静却隐藏着令人不安的恐怖，似乎哪里随时会猛烈地炸响。虽然一阵又一阵的雨水冲刷着整座城市，但空气依然飘荡着墨汁的臭味和江浆糊的腐酸味，时而还会有淡淡血腥从很深很深的小巷中隐隐地散发出来，增添着使人难以理解的惶惑。
震惊世界的“红八月”运动正还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如地震般剧烈地向一切有人烟的地方波及，像瘟疫一样地给生活降下愚昧的灾祸，这座四通八达的枢纽城市当然不能幸免，甚至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一座被法国梧桐树肥大厚实的绿叶遮蔽起来的二层红砖小楼刚刚经历一个不眠之夜，尖厉的哭泣，愤愤的哭喊，不屈的斥责声不断传出，夹杂着皮带抽打肉体的声音。直到东方出现了惨淡的灰白色，这一切才停息下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带走了恐怖和暴力。
这座决非普通市民能拥有的院落对于街坊邻居们来讲一直是个难解的谜。它宁静、优雅，却门庭冷落。里面住着一位年近四十的妇人，由于长期不参加体力劳动，深居简出，保养得像只有三十来岁。她神情显得忧郁而痛苦，不苟言笑，待人虽十分客气，却又使人觉得跟她始终隔膜很大，无法看到她内心深处，她身边有一子一女，都刚至少年，也和母亲一样沉默寡言，甚至对老师和同学也是如此。这个家庭极少客人，几乎见不到串门的，也没听说有亲戚来访，似乎他们都躲避了整个世界。但是，逢年过节，却必有乘坐豪华轿车的人登门拜访，有点经验的邻居从车型可以推测出乘车人的地位不在省长以下。久而久之，人们对这一家当然产生了许多猜测，但没有任何一人能肯定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
有人到居民委员会打探过，但没有结果。于是，在这动乱年代，穿着绿军装，戴着鲜红袖章，对整个宇宙都好奇的年轻人要来揭开这秘密了。他们的年龄使他们对此充满了信心。年轻人是在傍晚时分破门而入的，一进来就喝令主人交代自己隐秘的、不为人知的历史，否则将不客气。母子三人，还有一个年老的保姆面对宽大的皮带、凶狠的拳头，除了惊愕、委屈之外，没有回答出一句满足年轻人好奇心的语言，他们只是不断重复着：“党和人民了解我们一家。”年轻人失望了，而这失望则带来了令人心酸的悲剧性后果。这样的后果在那个时代委实太司空见惯了，给中国的历史留下了一笔耻辱。
年老的保姆忍受不了残酷的毒打和泯灭自尊的羞辱，悄悄爬到后院，在一棵还没长大的法国梧桐树上吊死了。那个美丽的女主人不知被哪个人的哪一拳哪一脚击中要害，在黎明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前，她什么话也没来得及留下。一对十四、五岁的兄妹被打昏在地，整座小楼被洗劫，连几块花圃都被挖了开来。
除了收缴到一些华丽的衣服和资产阶级作家写的小说，毫无其他收获。年轻人带着困倦和茫然的神情走出了小院，随即紧紧皮带，用凉水抹了一把脸，又精神抖擞地冲向一座资本家的花岗岩大厦，他们期待在那里会有所作为。

小院陷入了往日的静谧之中，梧桐密密的枝叶挡蔽住了外面的嘈杂，但也使院子里更加死气沉沉。

不知过了多久，兄妹两人先后醒来，曙光已经透过窗帘，昏暗地洒在他们身上。哥哥擦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又小心的帮妹妹抹净鲜血，给她换上件外衣，扶着她，艰难地挪动步履，爬上楼去。妈妈是在卧室里被审讯的。推开卧室的门，里面无声无息，他们母亲横躺在地毯上，嘴角有一丝血痕，已经停止了呼吸。兄妹两已经懂事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安宁的温暖的家为什么会遭到这样悲惨的结局，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自己的家为什么总处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在他们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总是告诉他们：“爸爸出远门了，过元旦就会回来。”但是，一个又一个元旦过去了，爸爸从没有回来过。

他们也和好奇的街坊邻居们一样胡乱猜想过自己的爸爸和自己的家庭，然而同样没有结果。他们用各种方法问过妈妈，妈妈有时欣慰的笑，有时哀伤的哭，可始终没有明确答复。此时，妈妈被毒打而死，他们内心一阵发冷，几乎同时闪过一个这样的念头：自己的爸爸是个死去的、或者逃到外国去的大坏蛋！因为无论从报纸、广播和贴满城的传单看，红卫兵小将横扫的都是牛鬼蛇神。

他们浑身一软，趴在妈妈已经没有热气的身躯上，不敢悲嚎，只是伤心地小声啜泣，把委屈和绝望倾泻出来。突然，妹妹发现母亲被扯断衣扣的胸房间，露出一个闪光的东西。她本能的分开母亲的衣襟，看见一个金属链拴在母亲内衣的小环上，链头有把小巧精致的钥匙，插在母亲两个乳峰的凹陷处。她解下这把珍藏的钥匙，望着同样迷惑不解的哥哥发愣。

家里的所有的箱、柜、桌都被砸开了，甚至连木楼梯和天花板都被撬下来几块，这把钥匙究竟是开哪一把锁的呢？

终于，妹妹隐隐约约想起来什么。她爬起来，站在已被掀乱了被褥的软床前，使劲掀着软垫。见她没有力气，哥哥忙帮她一块掀，软垫滑落到地上，露出平平的床板。妹妹用手指使劲一按，一块板翘了起来，露出一个钥匙孔。她用那把钥匙一插，正好进去，再一拧，一个盖子翻开了，下面是一个很漂亮的木盒子。

哥哥万分惊讶地看着妹。妹妹告诉他：“有一天我感冒了，发烧，妈妈就让我和她一起睡。半夜时，我突然听见响声，睁开眼，就看见妈妈这样打开这个木盖，拿出小盒，盒里是一本书，妈妈看了几乎一夜，天快亮时，我又醒了，才见妈妈把书放回去。”

“你为什么第二天没问妈妈？”哥哥问。

“我见妈妈满脸泪水，怕再问她又会伤心。你们男孩子就不知道心疼人。”妹妹哭起来。

哥哥不想解释，迫不及待地打开木盒子，先看到的是一枚很大的金质奖章，上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级战斗英雄勋章。勋章下面是本厚厚的、羊皮面的本子，打开封皮，里面是用毛笔精心写下的蝇头小楷，记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一生。

兄妹俩强忍住悲哀，一口气读了下去。于是，一件本来应该成为永久秘密的事件被人知晓了，并将被永久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