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理念系統的狀態及其影響因素

在文明社會中，一般來說，理念系統往往呈現出三種主要的狀態。第一種狀態是，在整個理念系統中，存在着大致勢均力敵的眾多理論體系，例如有幾十種甚至幾百種理論體系存在。第二種狀態為，在整個理念系統中，存在着幾種主要的理論體系，而其它的所有弱小的理論都處於從屬的地位。第三種狀態是，在整個理念系統中，存在一種強勢的理論體系，它占據着主導地位，而其它所有的理論體系都處於配角地位。

顯然，如果整個理念系統處於第一種狀態中，那麼，這個理念系統的整體就是十分分散的，力量並不強大。如果理念系統處於第二種狀態下，則理念系統的力量比較適中，既不十分強大，也不十分弱小。而在第三種狀態下，整個理念系統的力量就是集中的，因而力量就十分強大。而從理念系統內部各定律、法則的均衡角度來考察，則顯然，第二種狀態的理念系統較理想。因為第一種狀態的理念系統選擇起來較難，成本太高，甚至讓人無所適從；而第三種狀態則有悖於多項備選的定律。

那麼，在一個存在着眾多理論體系的理念系統中，某個理論體系是否強大，是否能占據主導地位，又取決於什麼呢？

簡單來說，一個理論體系是否有力量，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它取決於該理論體系自身的特點，即，該理論體系所能解釋的已知現象是多是少，所預測的成功率是大是小；其理論體系本身是簡單還是複雜，容易明白還是不容易明白。（註：至於某個理論的真理性是多還是少，在人類文明社會的早期並不起主要作用。）這一點不難理解。如果一個理論體系自身就漏洞百出，前後矛盾，不符合人們基本的思維習慣和思維邏輯；或者它所預測的事實總也出現不了，根據它來指導行動總是導致災難，那麼，自然，這樣的理論就無法強大起來，甚至無法長期存在下去，更不用說要在整個理念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了。同樣，如果一個理論雖然本身是正確的，但其表述得過於複雜深奧，令人看不明白，那麼，這個理論無論多么正確，它也是發揮不了強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也許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某個理論體系是否有巨大的力量，能否對人們產生巨大的影響，主要取決於該理論體系所解釋的現象、所回答的問題、所預測的未來、所提出的指導建議，是否恰好滿足了絕大多數人當時的需求。如果某個理論體系恰恰迎合了當時人們的普遍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那麼，即使其本身有一定的缺陷，人們也不會去注意，更不會去計較。而如果某個理論體系本身完美無缺，甚或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如果它不能滿足人們眼下的即時緊迫需求，甚至恰好和人們當下的緊迫需求相矛盾，那麼它在當時也不能發展壯大起來，更談不上能在當時具有多大的力量了（我們可以回憶一下階序選擇原理）。例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就符合了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俄國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絕大多數人的需求，因而具有了壓倒一切的力量。再比如，凱恩斯的理論符合了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時美國大多數人的需求，而納粹的理論則符合了二三十年代德國大多數人的需求，因而都具有了強大的力量。

最後，某個理論體系所具有或所能利用的傳播手段（傳媒工具）如何，也會對它的發展擴散產生巨大的影響，並進而影響到它對人們產生的力量。[注⑥]。顯而易見，無論一個理論體系看上去多么正確、多麼通俗易懂，也無論它在多麼大的程度上恰恰滿足了人們當時的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但只要這個理論體系沒有傳播的手段，不具備傳媒工具，那麼這個理論體系也只能“養在深閨人未識”，無法在社會上產生強大的實際力量。與此相反，如果某個理論體系本身很糟，也未能完全滿足人們當前的需求，但只要它掌握了強大的傳播手段（輿論工具），甚至能把謊言重複一千遍，那麼它就能產生強大的力量。例如德國納粹時期的種族主義理論以及中國“文革”四人幫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當然，如果某個理論體系和其它理論體系同樣出色，同時它又受到了在社會中占強勢地位的某個社會組織系統（行政、市場或風俗系統）在傳播手段上的大力支持，那麼它就必然會成為在理念系統中占據超強勢地位的理論體系。進一步地，一個在世界諸文明中占據強勢地位的文明，該文明理念系統中的強勢理論也將在世界諸多理念系統中占據強勢地位，成為權力話語，因為它有着比其它弱小文明強大得多的傳播手段（甚至它的語言也將成為強勢語言，例如英語）。再回想一下，我們曾說過“多元並存”和“控制傳播”這兩條理念規則的具體實現，實際上都是通過對傳媒工具加以控制和操縱來進行的。因為某個理論是否是真理，是否滿足了人們當下的物質需求和心理需求，這兩點是不易控制的，但物質性的傳媒手段是完全可以實際有效控制的。

下面我們來考察一下理念系統在整個文明社會中的影響力。除了本節開頭我們所說的理念系統的力量由理念系統自身的狀態（分散還是統一）所決定之外，實際上還有許多外在的因素也能嚴重地影響到整個理念系統在社會中的力量。

例如，我們假設某個理念系統自身近乎是統一的（也就是說在這個理念系統中存在着一個占據主導地位的理論體系），那麼如果這個具有單一理論體系的理念系統和某個行政系統結合起來，變成為意識形態，或者乾脆某個具有單一理論體系的理念系統由於某種機緣，其自身就以准行政的方式組織起來，一身而兼二任，其力量自然就加倍強大（如中國古代和行政系統結合在一起的儒家學說、西方中世紀時准行政化的基督教教會組織、伊斯蘭教崛起時的軍事—宗教集團、近代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各種共產黨武裝組織）。再比如，如果某個具有單一理論體系的理念系統在其宣教傳播時，配合以種種神秘的儀式、種種獨特的程序，且這些儀式和程序的繁簡程度十分恰當（過簡不利對人產生影響，過繁則使人不堪重負），或者乾脆更進一步，該單一理念系統直接或間接地與風俗傳統結合在一起、變成為宗教，或變成為人們新的風俗傳統的一部分，那麼這個理念系統就能對人產生更其巨大的力量。例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均是一身而兼理念系統和風俗系統這兩任，從而形成強大的力量。當然，如果某個單一理念系統恰好符合了當時整個市場系統的發展需求，從而在錢財方面能得到大量的支持，使其具有了更多的研究經費和傳播手段，那麼它的力量無疑也會立即倍增（應用科學往往比純科學，例如哲學和理論數學，在社會上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其道理就在這裡）。最後，如果構成單一理念系統的那個單一理論體系本身就是真理，同時又恰好能滿足人們的當時所需，其自身又具有強大的傳播手段，那麼這個單一的（統一的）理念系統的力量就幾乎是戰無不勝的了。

    最後，尤其在中早期的文明社會，許多偶然的因素也在強烈地影響着整個理念系統或理念系統中某一理論派別的力量。例如在中國的商朝中期，負責占卜預測的僧侶勢力（准理念系統）很強。但有一次當武丁準備征伐土方和鬼方時，僧侶們占卜後的回答是否定的（“師有禍”）。可是武丁最終沒有聽從，而是堅決地進行了對土方和鬼方的戰爭，並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我們可以想象到當時，做出占卜預測的僧侶們將多麼丟面子，其地位和影響力也將一落千丈。同樣可以想象出，如果武丁戰敗了，那麼他的威望及整個行政系統的影響力將急劇下降，而僧侶們的影響力（准理念系統）將大增。總之，這場戰爭的勝負的偶然因素（我們知道，戰爭的勝負偶然性極大）決定了理念系統今後在社會中的強弱與否。再比如，巴黎公社和蘇聯的十月革命均因偶然的機緣（普法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靠城市暴動而取得或暫時或永久的勝利，於是依靠工人階級在主要城市發動起義奪取政權的理論就取得了強勢的地位，以致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走了許多年的彎路才從血的教訓中認識到這個理論在中國行不通，從而改變做法，最終走上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