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行政系統、市場系統與理念系統的衝突

讓我們先來看一個極富戲劇性、同時也極富象徵意義的場面：1925年，在西藏拉薩的一條非常狹窄的胡同里，兩名行政系統的警察和兩名理念系統的喇嘛迎面相遇了。胡同過窄，雙方誰也不肯讓路讓對方先過去，於是衝突發生。先是相互謾罵，然後撕打，最後是體力占優的警察把兩個喇嘛抓捕帶走。結果拉薩的全體喇嘛都不幹了，官司最終到了最高層，後以西藏當時的最高領導達賴喇嘛逮捕並懲罰了警察一方而了結。（參見《喇嘛王國的覆滅》86頁）

    實際上，行政系統與理念系統之間的鬥爭，從文明社會剛產生的初期起，就已經出現了。在早期文明史中，大量存在的行政軍事首領和巫師僧侶集團的衝突就屬於這種性質。有時候，這種衝突又以新政權與舊風俗之間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在中華文明的早期，蚩尤打敗了九黎，就馬上派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大臣（行政系統）去進行“絕天地通”的運動，堅決查禁九黎的“舊風俗”，不許那些原先的尸祝和女巫（理念系統）繼續替神靈代言（參見《中國的傳統》58頁）。

不過，行政系統與理念系統之間的鬥爭，最典型的依然要屬我們大家所熟知的西歐中世紀時期羅馬基督教會與各地世俗國家政權之間的長期鬥爭，例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五世與教皇卡利克斯圖斯二世在“授職權”上的激烈衝突。這種鬥爭一開始是教會占優勢，隨後是長期的拉鋸戰，最後是世俗國家政權占優勢了（其最具象徵性的事件莫過於拿破崙抓過基督教皇手中的王冠自己戴上）。

    在中國的歷史上，雖不是很常見，但也出現過行政系統和理念系統之間的劇烈衝突。除了我們所熟知的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外，還有著名的“三武滅佛”，這也是行政系統對理念系統中逐漸坐大的一派的鎮壓。再比如明成祖朱棣對方孝儒的夷滅十族，也是行政系統對理念系統主流派別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鎮壓。而當代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反右”，也是行政系統對理念系統的一次壓制。另外，從廣義上說，中國曆朝歷代政府與民間宗教之間的衝突，也大多屬於行政系統與理念系統之間的衝突，如清政府對白蓮教的鎮壓等。

除了這種明顯的、直接的對立、抗衡之外，行政系統和理念系統的對立也大量地、經常性地表現在各種各樣的法律訴訟上面。這方面比較典型的當屬20世紀60年代後期發生在美國的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案”。一方面政府以保守機密為理由，堅決不允許公布這些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文件，另一方面是新聞媒介機構堅決要公布這些文件（它們已通過某個渠道得到了這批文件）。行政的規則是安全保密，理念的規則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最後訴諸法律，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結果行政系統敗訴，而理念系統獲勝。

當然，行政系統和理念系統的衝突也經常以“革命”或“民族獨立”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1789—1893）。由於某種歷史的機緣，長期受到啟蒙思潮影響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大批從法國各地流入巴黎尋求生計的無業貧民結合在了一起，從而構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借着三級會議召開的契機，在那些思想精英的號召領導下，這股強大的力量推翻了舊的行政王朝。但很快，理念系統內部固有的特徵開始顯現出來，各種思想觀點之間的分歧變得水火不相容。一批又一批的剛上台不久的革命者們馬上就被後來的更革命的革命者們所推翻，而且也像前國王和貴族那樣被送上斷頭台。一直到職業軍人拿破崙（新行政系統）上台，這種理念系統內部的互相殘殺才結束。

在當代，也有這種以“革命”方式表現出來的行政系統和理念系統之間的衝突。比較典型的如20世紀70年代伊朗發生的由宗教領袖霍梅尼所領導的伊斯蘭革命，與當時巴列維領導的世俗行政系統對抗，結果是理念系統取得了勝利，巴列維政權被推翻，國王巴列維本人也流亡海外。以“民族獨立”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理念系統和行政系統之間的衝突，較典型的當屬20世紀40年代的印度獨立運動。在這場大規模衝突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理念系統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論派別的特點：非暴力不合作的信念。

    最後，行政系統和理念系統之間的衝突，也會以社會運動或社會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歐美在20世紀60年代爆發的大規模的校園學生運動，就是政府和理念系統之間的一次較大規模的衝突，甚至最終不得不以政府命令國民警衛隊（軍隊）開槍的方式結束。

    需要說明的是，理念系統在有些情況下是以一個有組織的、甚至是武裝組織的形式出現的，例如八九世紀興起的伊斯蘭運動（阿拉伯軍隊）和20世紀初葉興起的馬克思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軍隊）。在這些情況下，一般來說，在它們最終奪取政權之前，我們仍把它們當做理念系統來看待，並把它們和原有政權的衝突看做是理念系統和行政系統之間的衝突。當它們奪取政權之後，則視具體情況的不同，或者繼續把它們看作是理念系統，如伊斯蘭運動；或者是把它們看作一個新生的行政系統，如共產主義運動。

我們再來看一下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之間的衝突。在此之前，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市場規則和理念規則之間的差異。首先，兩者之間似乎有極大的相同之處，例如，在整個理念系統內部，各個不同的理論體系之間講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自由競爭；而在整個市場系統內部，各個不同的商家之間也講究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再比如，任何一個理論體系都尋求解釋儘可能多的已知現象，以爭取到儘可能多的信仰者；任何一個商家也尋求生產出功能儘可能多的產品，以滿足儘可能多的不同顧客的需要。整個理念系統排斥統一意志，整個市場系統也排斥統一指揮。在理念系統內，誰創造發明的理論，榮譽權就歸於誰，在市場系統內，誰生產出來的東西，所有權就歸誰（相比之下，在行政系統內，不管誰創造的理論，不管誰生產出的東西，榮譽都統統歸最高的共同意志，所有權都統統歸國家），等等。

但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理念系統和市場系統之間，還是有潛在的衝突的。例如，如果某個理論體系在整個理念系統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而該理論體系自身的邏輯結論又是反對市場系統的（不論該理論的邏輯結論本身是對還是錯），那麼，顯然，兩者之間就會產生極大的衝突。尤其是，當整個文明社會因某種原因陷入了巨大的動盪之中時，當社會上占絕大多數的底層民眾無法生存下去時，當某種應運而生能滿足人們強烈的心理補償需求的理論體系出現並占據了主導地位時，理念系統就往往會和市場系統發生更激烈的衝突，甚至也會達到水火不兼容的地步。因為，在這種危難時刻，一方面，危難中誕生的理念系統的主流大都具有“均貧富”、“劫富濟貧”、“共產”的色彩；另一方面，根據我們前面的討論，在危難時刻，整個社會往往就會要求行政系統“挺身而出”，收拾殘局（而這也正是行政系統的特長），而贊成這樣做的理論體系往往也會占上風。總之，在這種生死存亡之秋，理念系統往往會和行政系統（若舊行政系統已腐朽、則和新出生的行政系統）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自私自利”的市場系統。

但更多的是，理念系統與市場系統之間的衝突，往往是以理念系統中的某一個非主流理論體系和市場系統發生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當代比較著名的例子，如，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環境保護理論，當它剛一出現時，就和市場系統中的某一部分廠商產生了激烈的衝突。不僅環保理論本身遭到了該部分市場系統的圍攻，而且，著名的《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女作者，也遭到了市場系統僱傭的文人們的人身攻擊。幸虧這個剛露頭的環保理念引起了政府的重視，得到了行政系統的幫助，才避免了被扼殺的命運。

當然，歷史上也有理念系統錯而市場系統對的時候。例如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大量的具有市場理念(非基督教)的文人學者們寫了大量的文藝作品,諷刺基督教會的教士們的虛偽生活方式（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談》）。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僅僅是理念系統內部不同理論派別之間的衝突，但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市場系統在和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基督教理念系統做鬥爭。

    此外還有行政系統和風俗系統間的鬥爭，例如古羅馬時期，愷撒和元老院之間的鬥爭，愷撒代表了新生的逐漸強大起來的行政系統，元老院代表了部落民主風俗系統。雖然愷撒被殺，但最終他的部將還是推翻了元老院，新生的行政系統戰勝了風俗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