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串聯》告訴你啥是文革

所謂文革其實沒那麼複雜，習二中國所謂的“文革專家、文革學者”全部蝦扯蛋。文化革命作為歷史非常簡單：文化革命不是文化革命，是“武化革命”。

毛澤東的共產黨，通過發動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在全國、全民範圍內進行了一場“人民戰爭”，毛澤東的共產黨趁亂奪權、篡權，把中國變成了“黨軍主義國家”，完成了全國的“軍事化”統治，軍委主席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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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習主席皇帝發布號令：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帶一路如黨章，標誌着中國向世界自由民主制度宣戰，現代版“文革”開啟。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文革從未停止過。

《文革大串聯》二、火車

沒準兒有人會問：您怎麼沒帶“身份證”啊？不是出門講究“伸手要錢”嗎（身份證、手機、鑰匙、錢包）？外行、絕對的外行！那年頭兒，鑰匙用不着，全家六、七口人，住一間半房子，不足30平米；手機更甭提啦，電話都沒打過，只會發電報，按字論價；錢包？十五塊錢用什麼錢包？不過是把錢放在內衣兜兒里而已。

身份證根本就沒聽說過。不過紅袖章比現在的身份證還管用，有了它誰都不敢管！況且，我不是胸前還帶了一個“毛XX”小像章嗎？那東西更管用，當時見了它，三鞠躬的都有！不要說當時，幾年以後，我有一次從外地回北京，帶着個大號主席像章，帽子上還縫了個紅五角星，沒買火車票，照樣兒挺着胸脯進站，一瞪眼，那個檢票員膽子也小了點兒，嚇得直哆嗦，還敢問票？真是的。要說起那次進站，故事多啦，那次，我一個人還不算，帶進三個同學進站，都沒買票……扯遠了。

第一個到車站的是單平。這傢伙一貫積極，號稱“極左”，活動能力極強，尤其辯論和講演的時候，特別有煽動性。曾經只用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在學校附近的一個農村生產大隊（學校在郊區）組織起了“貧下中農造反團”，打倒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奪了“大隊委員會”的權！當然，少不了我們全體“全無敵”戰鬥隊隊員的鼎力支援。為此，我們戰鬥隊的“聲望”提高了很多。單平不知從哪兒也弄了身兒軍裝，挺破，帶布丁，也顯得太大，不過，他腰中扎了一條“軍用皮帶”，顯得挺威風。我還真有點兒嫉妒：“我怎麼就沒想到皮帶呢？早知道，弄根草繩子系上也不錯！”

等了又十幾分鐘，許劍先、劉良志、張玉龍也先後到了。張玉龍真的帶了個120照相機來，掛在脖子上，穿了一身兒暫新的軍裝，他爹不是個軍醫嘛。劉良志穿得一般，他家高知出身，估計沒處弄軍裝去。比較意外的是許劍先，他也沒穿軍裝，後來得知，他爸爸比較小心、謹慎，不讓他太張揚，大概跟受過處分有關。

由於我們做出“串聯”的決定果斷、行動迅速，當時“串聯”的人不算太多，車站上以正常出行的人為主，“紅衛兵”只是少數（後來幾次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我的帶領下（我家就住在附近，情況熟悉），從正門進站口進站，進大廳上二樓，找南行線路候車室，之後再找當日發往廣州的車次。一路上暢通無阻，因為旁人一看就知道是“紅衛兵小將”：軍裝、紅袖章。只是到了候車室，一個車站工作人員主動過來問我們是不是出去串聯的，確認之後告訴我們：串聯的學生單有“進站通道”，不必和旅客一起在候車室等。說着還熱情的直接把我們帶到一樓大廳後面的進站口，指明發往廣州的列車站台號兒才離去。我們幾個連句謝謝都沒說，事後我有點兒後悔，單平安慰我：“別在意，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必那麼溫良恭儉讓！”，主席語錄張口就來。至於車票，想都沒想過，就上了火車。

不過車站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由於我們沒有車票，也沒有固定的座位號兒，上了車，有座位就坐，沒有座位只好站着。因為我們進站早，火車上還沒有幾個人，當即占了靠近門口兒的三人座的兩排相對的座位，相當於一個“包廂”，安頓好之後，商議下一步的“革命工作”。這可全看單平的了，因為他家在河北的一個農村，每年放假都要坐火車回家，對火車上的情況瞭如指掌。我這個司令算白搭，第一次坐火車，新鮮的不得了，當然不知道火車上有什麼“革命工作”可做！單平不愧是宣傳部長，一邊向大家介紹火車上的情況，一邊把該做的、可以做的“革命工作”說了個一清二楚，然後徵求我和大家的意見。情況是這樣的：

火車共有十三節車廂，中間一節是“餐車”，與餐車相鄰的兩節車廂是“臥鋪”車廂。吃飯可以到餐車上吃，但那時有錢人少，餐車往往人不多，大多數是靠列車員送飯，飯是“盒飯”，不過不是現在的“一次行餐具”，而是鋁飯盒兒，吃完了，列車員要回收，洗淨、消毒再用，筷子、勺也一樣。到吃飯時間，列車員推一個細長車廂的小推車，在中間過道上走，有買飯的當場交錢、買飯，三毛錢一份兒。喝的水，也由列車員提着一個裝滿水的大鐵壺，送水，水杯一般自帶，沒有水杯的可以借或用吃飯的飯盒。

另外，列車有個列車廣播室，也在餐車旁邊的一個小“單間”內，一般廣播通知、到站提醒等，很多時間還會廣播音樂、歌曲、相聲、快板兒等節目，因為那時沒有電視機，只有廣播收音機一種宣傳娛樂方式。音樂以前大多是流行的廣東音樂、民歌、小曲兒等，當時當然都是革命歌曲。在火車頭的後方是煤箱和駕駛室、司爐室。

因此我們可以和應該做的“革命工作”有以下幾種：1、幫助列車員送水、買飯（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2、到廣播室，廣播革命聲音（隨身帶的革命傳單，像什麼五、一六通知、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人民日報社論、十六條等等，當然少不了毛XX語錄；3、到駕駛室參觀，看工人階級是怎樣幹革命、做革命工作的，向工人階級學習；4、向所在車廂或臨近車廂的旅客宣講文革精神、造反精神、毛XX語錄和著作，主要是“老三篇”；5、教唱“革命歌曲”，曲目有：“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拿起筆，做刀槍”、“紅軍不怕遠征難”、“長征組歌”中的所有歌曲、“石油工人之歌”……

分工：單平負責宣傳和與列車廣播站聯繫；張玉龍是後勤部長負責聯繫送水、送飯；劉玉良負責教唱革命歌曲，雖然他是對外聯絡部部長，但是嗓子好、唱歌而在全校都有名，他媽還是個小有名氣的歌唱家。許劍先和我最慘，沒什麼特長，他是作戰部長，當時“武鬥”還沒興起，只是負責在辯論會上搶主席台座位等等，我也是啊，空有一身武功，毫無用武之地，名義上是協調工作，其實就是苦力，到最後，就屬我送水送的多，天生受累的命。

會議舉行的差不多了，火車也快開了……正是黃昏時刻，日落西山，滿天晚霞，秋風送爽，只聽火車一聲長鳴“嗚--”，隨着有節奏的車輪撞擊鐵軌接縫的聲音，列車緩緩的開出車站，駛向遙遠的南方……

正是：軍國大事安排定，一心一意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