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串联》告诉你啥是文革

所谓文革其实没那么复杂，习二中国所谓的“文革专家、文革学者”全部虾扯蛋。文化革命作为历史非常简单：文化革命不是文化革命，是“武化革命”。

毛泽东的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全民范围内进行了一场“人民战争”，毛泽东的共产党趁乱夺权、篡权，把中国变成了“党军主义国家”，完成了全国的“军事化”统治，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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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习主席皇帝发布号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如党章，标志着中国向世界自由民主制度宣战，现代版“文革”开启。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革从未停止过。

《文革大串联》二、火车

没准儿有人会问：您怎么没带“身份证”啊？不是出门讲究“伸手要钱”吗（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外行、绝对的外行！那年头儿，钥匙用不着，全家六、七口人，住一间半房子，不足30平米；手机更甭提啦，电话都没打过，只会发电报，按字论价；钱包？十五块钱用什么钱包？不过是把钱放在内衣兜儿里而已。

身份证根本就没听说过。不过红袖章比现在的身份证还管用，有了它谁都不敢管！况且，我不是胸前还带了一个“毛XX”小像章吗？那东西更管用，当时见了它，三鞠躬的都有！不要说当时，几年以后，我有一次从外地回北京，带着个大号主席像章，帽子上还缝了个红五角星，没买火车票，照样儿挺着胸脯进站，一瞪眼，那个检票员胆子也小了点儿，吓得直哆嗦，还敢问票？真是的。要说起那次进站，故事多啦，那次，我一个人还不算，带进三个同学进站，都没买票……扯远了。

第一个到车站的是单平。这家伙一贯积极，号称“极左”，活动能力极强，尤其辩论和讲演的时候，特别有煽动性。曾经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农村生产大队（学校在郊区）组织起了“贫下中农造反团”，打倒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夺了“大队委员会”的权！当然，少不了我们全体“全无敌”战斗队队员的鼎力支援。为此，我们战斗队的“声望”提高了很多。单平不知从哪儿也弄了身儿军装，挺破，带布丁，也显得太大，不过，他腰中扎了一条“军用皮带”，显得挺威风。我还真有点儿嫉妒：“我怎么就没想到皮带呢？早知道，弄根草绳子系上也不错！”

等了又十几分钟，许剑先、刘良志、张玉龙也先后到了。张玉龙真的带了个120照相机来，挂在脖子上，穿了一身儿暂新的军装，他爹不是个军医嘛。刘良志穿得一般，他家高知出身，估计没处弄军装去。比较意外的是许剑先，他也没穿军装，后来得知，他爸爸比较小心、谨慎，不让他太张扬，大概跟受过处分有关。

由于我们做出“串联”的决定果断、行动迅速，当时“串联”的人不算太多，车站上以正常出行的人为主，“红卫兵”只是少数（后来几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我的带领下（我家就住在附近，情况熟悉），从正门进站口进站，进大厅上二楼，找南行线路候车室，之后再找当日发往广州的车次。一路上畅通无阻，因为旁人一看就知道是“红卫兵小将”：军装、红袖章。只是到了候车室，一个车站工作人员主动过来问我们是不是出去串联的，确认之后告诉我们：串联的学生单有“进站通道”，不必和旅客一起在候车室等。说着还热情的直接把我们带到一楼大厅后面的进站口，指明发往广州的列车站台号儿才离去。我们几个连句谢谢都没说，事后我有点儿后悔，单平安慰我：“别在意，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必那么温良恭俭让！”，主席语录张口就来。至于车票，想都没想过，就上了火车。

不过车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由于我们没有车票，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号儿，上了车，有座位就坐，没有座位只好站着。因为我们进站早，火车上还没有几个人，当即占了靠近门口儿的三人座的两排相对的座位，相当于一个“包厢”，安顿好之后，商议下一步的“革命工作”。这可全看单平的了，因为他家在河北的一个农村，每年放假都要坐火车回家，对火车上的情况了如指掌。我这个司令算白搭，第一次坐火车，新鲜的不得了，当然不知道火车上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做！单平不愧是宣传部长，一边向大家介绍火车上的情况，一边把该做的、可以做的“革命工作”说了个一清二楚，然后征求我和大家的意见。情况是这样的：

火车共有十三节车厢，中间一节是“餐车”，与餐车相邻的两节车厢是“卧铺”车厢。吃饭可以到餐车上吃，但那时有钱人少，餐车往往人不多，大多数是靠列车员送饭，饭是“盒饭”，不过不是现在的“一次行餐具”，而是铝饭盒儿，吃完了，列车员要回收，洗净、消毒再用，筷子、勺也一样。到吃饭时间，列车员推一个细长车厢的小推车，在中间过道上走，有买饭的当场交钱、买饭，三毛钱一份儿。喝的水，也由列车员提着一个装满水的大铁壶，送水，水杯一般自带，没有水杯的可以借或用吃饭的饭盒。

另外，列车有个列车广播室，也在餐车旁边的一个小“单间”内，一般广播通知、到站提醒等，很多时间还会广播音乐、歌曲、相声、快板儿等节目，因为那时没有电视机，只有广播收音机一种宣传娱乐方式。音乐以前大多是流行的广东音乐、民歌、小曲儿等，当时当然都是革命歌曲。在火车头的后方是煤箱和驾驶室、司炉室。

因此我们可以和应该做的“革命工作”有以下几种：1、帮助列车员送水、买饭（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2、到广播室，广播革命声音（随身带的革命传单，像什么五、一六通知、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社论、十六条等等，当然少不了毛XX语录；3、到驾驶室参观，看工人阶级是怎样干革命、做革命工作的，向工人阶级学习；4、向所在车厢或临近车厢的旅客宣讲文革精神、造反精神、毛XX语录和著作，主要是“老三篇”；5、教唱“革命歌曲”，曲目有：“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拿起笔，做刀枪”、“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中的所有歌曲、“石油工人之歌”……

分工：单平负责宣传和与列车广播站联系；张玉龙是后勤部长负责联系送水、送饭；刘玉良负责教唱革命歌曲，虽然他是对外联络部部长，但是嗓子好、唱歌而在全校都有名，他妈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歌唱家。许剑先和我最惨，没什么特长，他是作战部长，当时“武斗”还没兴起，只是负责在辩论会上抢主席台座位等等，我也是啊，空有一身武功，毫无用武之地，名义上是协调工作，其实就是苦力，到最后，就属我送水送的多，天生受累的命。

会议举行的差不多了，火车也快开了……正是黄昏时刻，日落西山，满天晚霞，秋风送爽，只听火车一声长鸣“呜--”，随着有节奏的车轮撞击铁轨接缝的声音，列车缓缓的开出车站，驶向遥远的南方……

正是：军国大事安排定，一心一意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