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归去来(3)

李大同

作者简介：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後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後遭改组。

“盲流”知青

这时我们才发现，十个人里，只有三个人身上带了钱。我是富翁，带了一百元钱，老曹带了一百元钱，另外一人带了三十元钱。其他人竟一分钱没有，因为父母都停发工资了吧。我们只好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然後就打听在哪儿住最便宜。人家告诉我们最便宜的是残疾人开的福利车马店。在黑暗中我们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这个车马店。骡马粪味儿，屎尿交加，扑面而来。一个退伍残疾军人在管事，问：一晚上多少钱？答：一块五；这么贵！有没有便宜的？说：大通铺，一人五角；又问，还有没有更便宜的？说通铺不生火，两角。我们就决定睡那两角的了。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大通铺屋，连玻璃都没有，窗子上的一点破纸还噼哩啪啦地响。当时是零下20几度。我们把所有的被子铺开，靠着墙，一个挨一个地挤，带着皮帽子睡下。

那晚上还是睡着了。但是早晨一起来，满嘴边是冰碴子，因为你一呼气，哈出的气马上就会冻住。第二天，给家里写信报个平安吧，哇，所有的钢笔都冻住了。这儿不能多呆，得赶紧去旗里找安置办。安办的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接待你们的计划指标，不能收。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有介绍信吗？”“没有。”“有什么能证明你们是什么人吗？”“没有。”他们看着我们这些清一色的一米八的大个头儿，不像是知青。只有当时的破学生证，还有北京户口，可以证明我们是北京的。别的任何证明都没有。我们决定，到盟里的安办活动活动。我和另一个人就前往盟里去了。那时去盟里坐卡车要走200多里地，到盟所在地的锡林浩特，我们找到盟安办。他们说：“我们得等下一批指标来了再考虑接待你们，这次安排不了。”我俩一想，这个地方更住不起。赶紧往回返。这回是从东往西走，那天零下38度，6级大风，伙伴身体较弱，让他去车楼里，我就上到了车顶。司机很有经验，用毡子把我裹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毡筒里。但是车开出一百多里後，我觉得所有的冷气都往我的心脏集中，感觉快不行了。旁边是半扇冻牛肉。我当时敲敲牛肉，嘣嘣地；又敲敲自己的心脏，看看是不是也冻成那个样子。後来觉得要冻死了，不行了。用最後一点力气，敲了敲驾驶楼。急刹车！司机问我，怎么了？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瞪着眼看他们，摇了摇头，完全说不了话了。他们一看不好，赶紧把我弄下来，旁边正好有个道班房，进去，给我按摩，喝红糖水，半天才缓过来。还得走啊，司机又把他的羊皮大衣给我裹在毡子里面，接着走。走到夜里才回到阿巴嘎旗。等我们再找到那个车马店时，那帮家伙们，都到那个一人一块五的有火房间里去了。他们说夜里在被子里挤着还行，白天没法呆，大家都穿着棉衣在那儿蹦。说，不行，还得到有火的房间去。小房间，一人一块五，炕上能挤四五个人。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33天的抗战。我们每天从车马店到知青办去磨。到那儿就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你得收我们！”“不收！”“你得收！”他看我们填的表，全是干部子弟。说：“你们肯定是联动的！”我们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反联动的。”後来，还是用毛主席像章打开了缺口。我们发现知青办四个人是两派，我们就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开始孤立那个主任——挖肃派，拿着大像章，把保守派的三个人买通。慢慢地都搞熟了。主任就说，好吧，我们派人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吧。结果知青办专门派了一个人到北京各个学校了解我们的情况：是不是联动分子？是不是反革命？一了解，我们学生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他们就是走了一下形式，顺便旅游一下。真正解决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已经发表了。这是最强大的力量。

李三友他们在北部伊和高勒公社，我们离那有四百多里路呢。所以也没法找他们。等那安办外调的人回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安办另外几个人也被我们买通，同意要我们了。他们决定把我们发配到“阶级斗争最复杂”的牧场去——阿巴嘎旗南部的白音德力格尔牧场。那里，从来没有去过一个知青。为什么说那里阶级斗争最复杂？因为，当时内蒙正在搞挖肃，清查“内人党”，唯有白音德力格尔是保守派占上风，挖不下去。当时去了内蒙的知青，普遍参加了“挖肃”，要表现出是输出革命来了。

我们出发了。白天坐马车，晚上睡庙里，弄点牛粪一烧，走了三天才到。去了以後呢？我们很快就参加了那个地方的反“挖肃”。我们的场长，叫乌力吉巴雅尔，是老复员军人，被打成“内人党”，让造反派抓到红星大队去拷打。我们天生就是保守派，听了听情况介绍，同情场长，决定一块参加抢场长的行动。于是去红星大队，提着镐头把儿，愣是把老场长抢出来了！我们这帮人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又人高马大的。

那里是个牧场，是内蒙为数不多的公私合营的牧场。原来归大牧主所有，所有牲畜都是他的私产。与城市的公私合营、与资本家达成的赎买协议是一样的，作价以後，每年付他3%本息，三十年付完。实际管理权都已经是公家的了。场长刚回来时，被打得不能动了。但回来後人就安全了，为此，老乡们对我们不错。

这时，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从12月中出来，到收留了我们，到抢出了场长，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回北京休整一下。这时我们还没有分配到大队里。另外有五个人已经去了红星大队，也是北京来的知青“盲流”，有廖平平（廖承志的儿子）、黄小源（黄静波的孩子）等。他们比我们晚到旗里，结果却比我们先下到了队里，他们也使了些“阴谋诡计”，还偷过我们的烟，也曾住在那个福利车马店。

我们回到北京，开始准备正式在草原上安家落户。实际上1969年春天，我们在北京过完了春节，再次回去，才真正进入了草原生活。

初受挫折

我们是把各人家里的书，有价值的全部运走。用大木箱子。其中包括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也包括当时的“内部小说”。其中包括《叶尔绍夫兄弟》、《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等；我们还有全套的《摘译》；也有马恩列斯的书、中外历史的书；还包括传统文化方面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耀邦在团中央时主持编的《中华活页文选》，基本上是古文精品。

如果没有书，我们在草原怎么活啊？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书，人就废了。我记得有一本精装的《堂吉柯德》，被我们看散架了，不知读过多少遍，连人物对话都背下来了。《唐诗三百首》至少背下来二百多首……

我们带的书有多少？两个牛车，专门拉我们的书。在草原游牧，一年搬四次家，换草场，我们这个包，是原来牧主的大包。一次要用八辆牛车才能把我们的家搬走，其中两辆牛车，专门运我们的书。直到我离开草原，还有满满一木箱子书。其它除了不断传阅流失了，就是在没有柴火就要冻死时烧掉了。当然是先从最没有用的书烧起：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第二本烧的是农业科学知识。刚下来时，我们还想用种树啊等农业科学，改变那里的面貌。在草原，实际上不需要这些农业科学知识。

我们下去，和一般知青不一样的是，我们思想上根本不是去接受什么再教育的，我们很狂：我们是要去掌权去的！是要改造那块地方去的。个个认为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管理一个生产队算什么？

我们後来也和李三友他们联系上了。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旗里，但他们公社在旗所在地往北二百多里，我们牧场是旗往南二百多里，我们之间有四百多里地。一个月能通一封信就不错了。别的联系根本不可能有。後来，到七十年代初，我们来了一次远征，四个人骑马去他们那里访问了一次，当时叫“千里北征”。到他们那里,我们骑了三四天。一人骑一匹，牵一匹，换着骑。

下去之後，生活很快就教训了我们。

首先，语言不通，感到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连说吃饭都听不懂，你还想“统治”？下乡前父亲还教过我两句蒙古话，说你会这两句话就饿不死了。结果我发现他们那儿的蒙古话和我们那儿的不一样。我们那吃饭叫：“浩勒亦得”。我父亲打游击地方，是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吃饭叫“布达亦得”。还别说吃饭，刚下分场，第一夜是住在老乡家的蒙古包里。可是，我们长这么大没有男女混居过呀！试想你脑袋旁边就是女主人的脑袋，好家伙！怎么睡得着？还有关于草原上性病的传说，吓死了！简直吓死了！瞪着眼，一夜没有睡着。这方面的事就忽略了吧。

我们第一次长虱子时，也吓傻了！人身上怎么能长这东西呢？人家告诉我用两手指甲一掐，“叭”就掐死了。我第一次掐时，浑身起鸡皮疙瘩，掐不下去，害怕，呕心。是别人帮我掐死的。後来一回到北京，就把所有的衣服放到蒸笼里蒸。第二天，虱子就没有了。我们回去告诉老乡说：我们回到北京就没有虱子了。老乡根本不相信！说天底下可能有没虱子的人吗？他们认为虱子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後来我们有了自己的营地，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知青当时每人有一百多元的安置费嘛。我们六个男生的钱可以买八个“哈那”（侧墙）的大蒙古包。我们去以後，因为是春天，哪儿有什么羊肉啊！我们就是到场部买些小米、面，没有肉。牧民一年也杀不了几只羊。开始牧民们从心里是很歧视我们的。他们也欢迎你，那时因为怕毛泽东，而一旦你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就没有人理你了。他们把我们当成内蒙曾经有过的盲流一样看待。那些盲流是困难时期闯口外，干那些蒙古族牧民不干的杂活、苦活、累活的人。汉人在牧民那里是低人一等甚至低人两等的。

但我们借着政治的余威，下去第二天，就跟他们的说，我们要放牛放羊。是毛主席让我们来的！我们得靠放牛放羊挣工分，吃饭啊。他们不敢不给。他们从最近的、离我们约一里地的羊群中，给我们分了一半羊群过来；又从离我们更近的牛群里，给我们分了一半牛群过来。我们可高兴啦！放牛放羊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跟着它们屁股後面走嘛？每一头牛身上刷了一道红漆，标志着是我们的了。我和一哥儿们放牛，走着走着，牛就没了。它们又回到原来的牛群去了，根本不理我们。不给我们马，我们追不上嘛。羊就更别说了，我们当中，三个人放着一群羊，白天还拢住了，到了晚上，下夜，出问题了。羊在夜里是要卧到它们拉屎撒尿有味的地方，而我们这里是生草地，它们怎么会卧呢？它们一叫，一里外原来的羊群也叫，它们就开始往那儿冲。我们把裤腰带解下来了，抽啊，打啊，羊群把我们撞得七倒八歪，天黑啊！一会儿一只都没有了。这就是牧民第一次收拾我们。

哥儿几个全儍了，一天牛羊都放不成，还好意思向人家要吗？还有可怕的事呢！一出去就转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蒙古包在那儿。我第一天，在草原撒了泡尿就转了向。草原很平，走啊，走啊，有了坡，觉得人家看不见了，才敢方便。可回去时，怎么蒙古包看不见了呢？找不回去了！有一天，我出去方便一下，回来走了二十多里地，天都黑了，还找不回去。是牧民们打着手电把我找回去的。迷路是很可怕的，有了指北针也没有用，要看地形。

後来我们就商量怎么办。我说，这样下去永无出头之日。蒙古老乡们的生产、生活技能，我们一点都没有，生存技能低于一个五六岁的草原上的孩子。我提议，咱们不能在一起住了，一人插到一个牧民家里去。首先掌握语言，然後掌握生产技能。

我们和一般知青不同的是，这是我们选择来的。选择来的和分配来的不一样。我们无怨无悔，什么坎都得迈过去。谁让你选择了这块地方？如果是强迫来的，也许你会怨天尤人，低沉、颓废……。干部子弟还有点不同，深受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影响。越是艰苦，反倒越有一种亢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精神状态。受了一通折磨後，我们决定，必须先掌握蒙古人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技能，包括语言，我们才能统治这块地方。当时脑子里真用了“统治”这两字啊。

我是毫不犹豫地走了。只有两三个人不愿意下到老乡蒙古包里，

女生不敢，千金小姐，住到男女不分的蒙古包里，不可想象。有两个男的也不愿意到牧民家去生活，就去了配种站。我们雅干西勒分场是全内蒙的改良畜试点。羊是改良羊；牛是荷兰红改良牛；马都是顿河、卡巴金种马。当初最富的大队是红星大队，我们表示，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是冲着好马来的。顿河是中挽马，卡巴金是高纯血，比蒙古马可高大、漂亮多了！

我下到的蒙古包，男主人曾经当过土匪，有一个老伴，还有一个他们领养的上海女儿。1960年代困难时期，从上海运来很多孤儿，让牧民们领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