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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归去来(6)
送交者: 芨芨草 2018年10月03日20:35:48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草原归去来(6)

李大同

作者简介: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後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後遭改组。

 

猫头鹰和女尸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屋子的玻璃碎了两块。炕上有两只死猫头鹰,你说不迷信吧,也有点毛骨悚然!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啊!可能是猫头鹰撞碎了玻璃,进来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觉,又有猫头鹰叫„„我拿上枪推上子弹出去一看,木桩子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在叫。连打两天,打下两只,第三天还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冥冥之中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北部一个公社女知青和当地老乡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当时,中央有个26号文件下来,大意思是:迫害知识青年的要严厉打击。其实,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么迫害,是两情相悦。但把这个蒙古青年给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当地没有办法呆了。旗里认为,最干净的、从没有绯闻的地方就是我们白音德力格尔了。这时,旗委副书记、武装部王政委就对我说:大同,能不能让×××到你们那去?我说那怎么行?我们这里怎么能来有这种丑闻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样。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说:大同啊,你得给我这张老脸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说,那好吧。她就搬过来了。

她过来以後才知道,这个女生家里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个女孩儿,属于女中豪杰一类,14岁就到了草原。那时和老乡发生性关系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儿。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里糊涂,怀孕六个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怀孕了。于是事情闹大了。

没有想到,一年以後,这个女孩子淹死了。在我们营地七八里外,有一片湖水。夏天,我们常到这个湖里游泳。当时,我刚参加盟里的一个学习班回来。上边想把我当成後备干部,让我和旗一级的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当我回到我们知青的住房时,她不在,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和老乡一直找到这个湖边,找见了我的枪和她的蓝头巾,但没有人。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事,全内蒙都知道。结果,两三天捞不上人来,後来,北京的潜水队都出动了,38军的侦察排也来了,还是没有捞上来。我每天都在水里潜来潜去,在里面摸。那湖深不见底。当时因为水太冷了,水温高的话一天就能浮上来。结果到了第四天,尸体慢慢浮起来了。当时,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後来,1977年我在旗里的党校,遇到一位干部对我说:你是好人啊。我说:你根据什么说我是好人?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女知青死了以後,我就是调查组的,我调查了你们大队的每一个老乡,所有的老乡,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好人。一句你的坏话都没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解除了对你的怀疑。她後来就埋在我屋前200米远的沙坡底下。你看,先是猫头鹰叫;之後又死了一个人。再往後,我们的狗又半身不遂了,很怪!它是一条能抓狐狸、非常优秀的猎狗。有一天早晨,突然就半身不遂了。我怎么喂它,它都不吃,看都不看一眼饭食,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又一天早晨,我发现狗没了。狗临死之前,会恢复到狼的本性,不死在主人家里,要死在野外。它硬是用两条前腿拖着後腿,翻过我们前面的大沙包,到一个沙坑底下,死在那儿了。我挖了一坑,把它埋了,垒起一座小坟,插了一个木板:写着爱狗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神秘兮兮的事情。我们牧场场部正南面有一个大高坡,高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树,在草原上老远就能看见这棵大树。这棵树在1977年莫名其妙地倒了。这一系列的事叠加起来,你再不信鬼神,心里也打鼓。让我觉得知青在这儿的气数尽了。已经到了第九个年头了。所有的伙伴都走了,新来了一个女的还死了,猫头鹰、狗、树„„我也应该走了。

本来,我是坚决拒绝到旗里当干部的。旗里早就想调我去当干部或当中学校长之类的,我断然拒绝,觉得还是当牧民好。如果我在草原,我只当牧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回,我接受了旗里的调令,先到阿巴嘎旗党校当教员。调令早在1977年初就下来了,我是到1977年底才走。我要培养出合格的会计和出纳才能放心走。我相中了一个马倌儿,上过初中,在当地文化水平就是最高的了。我让他住到我的办公室来,每天教他——收入怎么登,支出怎么登,怎么平衡,怎么计算工分。他和我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到晚打算盘。直到我觉得他懂了。

临走前,老乡们全来送我。这时,我的办公室还在夏营地,老乡们已经搬到冬营地去了。冬营地离夏营地有七八十里路!那天晚上,我们大队所有人家除了看畜群的外,都坐着牛车往大队部来给我送行。冬天啊,男女老少,杀牛宰羊开始炖肉。然後我们大队两个最好的歌手跪在我面前说:大同,原来你让我们给你唱蒙古老歌,我们不敢唱。今天,你点哪一曲,我们就唱哪一曲。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蒙古人唱歌不能坐着,只有跪着才能发声,唱他们的长调。他们整整给我唱了一夜。我是喝一口酒,点一支歌;再一口酒,再点一支。我们的老马倌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啊!他70多岁了,五十年代全内蒙摔跤手第五名啊!袍子都哭湿了。他们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也很心酸,但我知道知青气数已尽。老乡们富裕有钱了;我们赛马赢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会了;接班人培养了;能走的人都走光了,我已经尽到最後责任了。

其实,到了党校也没有什么事做,一年培训一两次公社书记和旗里的局长们。讲毛选五卷,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党校有个很好的图书馆,我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大概到1978年初,内蒙要开自治区团代会,把我借调到那儿去起草报告。

这时,我父亲已经平反了。父亲一平反,他过去的资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中国青年报》要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听说老黄的孩子还在内蒙,怎么办呢?让他拿点作品来,看看能不能当记者?招第一批记者,报社都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後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写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报社一个副总编辑看後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家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我是第一批记者里,惟一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考察就进来了。

我开始当内蒙古记者站记者,干了两年後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後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大体经历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总的来说,我们草原知青,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一群人,保持了一种状态。不颓废,总是有生活的热情。在一种异族文化内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并能够施展抱负,还有不间断地阅读。当然後来回北京後,我也参加了自学高考,两年後顺利拿到文凭。在报社工作没有文凭不行。

 

草原文化再品味

当时决定在草原扎根,在草原也有一段初恋,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可能在草原永远呆下去,我是要走的。我在草原,会适应草原文化,而蒙古姑娘到了北京,会立刻枯萎。後来那个姑娘失恋後,人比黄花瘦。做出这个决定後,我也不敢去她们家了。她也是一个上海孤儿,但不是最初房东家的那个姑娘。

她叫琪琪格。别的上海姑娘连同肤色都被同化了,根本看不出是汉族人。唯独这个姑娘完整地保留了江浙一带人的肤色,一点都没能变,白白净净的,永远吹不红。我们知青开始曾恶作剧,告诉她:你爹你妈都在上海。她就呸、呸!地恼我们,根本不相信。时间久了,她信了。相信以後,开始拼命地学汉文,而且不愿意穿袍子了,喜欢汉人衣着打扮,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高级的香皂和雪花膏。人一旦有了民族归属感,她会下意识地改变做派。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段很美的初恋。我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她是铁姑娘队队长。我们有一段时间建草库仑,日夜在一起,感觉很美好,夜里两人在月光下骑马徜徉„„当她已经完全投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可能娶她,我肯定是要走的。我没想到能在草原呆十年,太久了。原来想能呆四五年就不错了。如果我不是和牧民有这种交情,根本是呆不住的。

我给他们当家的时候是他们生活最好的时候,蒸蒸日上。当时我们已是经济收入最好的分场。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牧区,没有多少可学的。但我也是先进知青的代表,去过大寨。担任分场主任以上的知青,组织到大寨参观过。我属于被自治区培养的干部苗子,当时还找不到像我这样蒙汉兼备的苗子。上完盟里的学习班後,还要到自治区的学习班去。

但是在那地方,汉族永远不能担任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有些人,在汉族区长大,一句蒙语不会,但他是蒙族,就能当一把手;你一口流利的蒙语,也永远只能当二把手。二把手基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

蒙古族的文化,除了赛马、摔跤,还体现在所有的器物上。也可以说是马具文化,比如,马绊。马晚上要吃草,你不能让它走远了,就设计出一种马绊。让两条前腿和一条後腿被绊在一起。可以走着吃草,但不能走很远。

马绊是用皮条拧出来的。一开始,我们以为,最好的马绊,做好以後,应该能直直地竖立着。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的马绊,给马戴上以後,马的蹊部,总会被磨出血。我们特别奇怪,拿我们做的马绊和老乡做的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後来,有一次,一个老牧主到我们包里来喝茶,他叫金巴。原来整个牧场都是他的。他一看我炕桌上的紫檀木算盘,就说:这是我的。我心说,这个还乡团,还记着呢!但是牧民们都说,所有牧民的活技,手艺最高的就是这个老金巴。我们对老金巴说:给你酒喝,你帮我们做一个马绊。他说:什么酒?我们说:北京二锅头。草原上的人喝不到这么纯的高度酒,他们喝的都是破薯干酒。他尝了尝:嗯,好酒!喝完了,说:皮条呢?拿过皮条,往脚上一缠,然後就欻、欻„„往手上吐两口唾沫,根本不让人帮就干起来。我们做的时候,还得一个人拽着皮条,另一个人用刀。他干起来就像耍杂戏一样,手在飞快动着。一会儿,一个马绊子做出来了。猛一看,他做的和我们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问他:你做的马绊和我们做的马绊,到底有什么区别?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我做的嘛。但是特别怪,用他的马绊,马蹊就是不出血。後来,我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就发现,他的马绊和马腿接触的部位,皮条割得要比我们的窄两毫米。细微之差,就差在这两毫米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文化。

更奇妙的是,我们把马绊涂上油,挂在杆子上,老乡们进来喝茶,抬眼看到这个马绊,就说:这是金巴做的吧?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样一个马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金巴做的。他从哪儿看出来的?人家做的就显得高贵、不凡,真让人暗暗称奇。他做的器具是有一种人的气度在其中的,你不能不服气。

他进知青蒙古包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认为你是汉族,又是北京来的,偶尔看到你这儿没什么人,他才进来喝茶。我们也没有想问他过去的事情,只是想把他的手艺偷下来。让他做马嚼子、绊子,我们看着他怎么做,拿他的做样本和我们的比较,哪儿粗,哪儿打结扣;特别是马绊子前腿分岔处,到底分多少?一把,还是一把半?我们原来没有把握。金巴一来,一按他的做,就弄清楚了。草原的牧主和内地的地主不同,牧主都是劳动能手。因为他有生产资料,劳动技能他们最全。连个牲口毛都没有的,就是二流子。当然地主也是被执政党扭曲的概念,很多地主富农也都是劳动能手。

另外那里有一个汗贝喇嘛,也是一个大牧主,阿巴嘎旗原来就叫汗贝庙。汗贝喇嘛一看就雍容华贵,气质不凡。草原上原来的精壮汉子,身高马大、漂亮的都要去当喇嘛,而喇嘛不能成婚,导致人种退化,剩下的都是歪瓜劣枣。共产党来了让喇嘛都还俗,延缓了种族上的危机。原来蒙古族是多么剽悍的民族!後来不行了。

还比如套马。如果让汉族人去套,就比较功利。冲上去,把杆上的套一扬,套在马脖子上,往後一坐,杆子往後一抻,就算是套住了。但是蒙古人不然,他们一定要在飞跑追逐当中甩出最漂亮的弧度来。杆上有一米多长的绳,套马时,一定让绳套兜起来,再往前一送,让它整好套在马嘴上,再一抖,让绳套正好兜在马咽喉处。这才是最漂亮的套马。而且不能用两只手。即使撒了杆子,全场也是一片喝彩。

他们的摔跤也令人神迷。我们分场的伦德格曾代表内蒙到外蒙参加比赛。他身高一米八几。他讲起当年他的摔跤,听得我们目眩神迷。

伦德格将近40岁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摔了。这时东乌旗来了一个摔跤手,叫乃登。乃登曾经作为後备苗子选到国家摔跤队,得过全国轻量级冠军。但是他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就跑回到草原。他这个全国冠军摔那达慕还不是小菜一碟?内蒙各地开那达慕大会时,他就戴上十几个马笼头拴在马鞍子上,到处参加比赛。每到一处,肯定拿冠军,奖品是一匹二岁公马。那时,那达慕大会上,经常看着他骑着一匹马,牵着一溜二岁马,咵、咵、咵地过来了,都是他的奖品。1963年,查干诺尔公社(牧场附近)那达慕会期间,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他知道伦德格的厉害:一腿扫过来一般人都得横着出去。我们那儿一个老复员军人叫嘎拉登,是伦德格的助手。他一看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就是已经赢了五个那达慕,摔倒了天下英雄,吓得把马笼头揣到怀里。一个那达慕大会,512个摔跤手,他一路下来要摔倒多少人啊?我问伦德格,你赢了还是输了?他说,你猜。我说,如果纯凭技术,你赢不了他。他说:对!我是赢在经验上。他就给我们讲了那次摔跤的经过。那次就是他们俩决冠亚军。

他说乃登也很小心,两个人互相架住以後,以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慢慢挪动,找对方的破绽,谁也不敢出第一脚。真正的摔跤高手是要借力打力的,永不先出招儿。你一旦先出招,他就会四两拨千斤。伦德格这种传统的摔跤手更是这样,从不主动出招儿。他们开始就是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两人都没敢出脚使绊儿。全场屏心静气,都不敢出声。伦德格说,走着走着我看到旁边有一粒豆子大的小石头。我不动声色,继续往那边挪。蒙古摔跤手的靴是平底的,等看到乃登一只脚整好踩在那个小石头上,我的一脚,闪电般地打过去,乃登脚下一滑,单腿一个膝盖沾了地。他输了!听得我们惊心动魄。

这种文化是让我们折服的。平时,我们体会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後来,每次那达慕会上伦德格是当然的裁判长。有一年让伦德格表演,乃登已经是超级冠军了,他的摔跤服上有80颗银钉,他把自己的摔跤服捧到伦德格面前,意思是,只有伦德格才配穿这套服装。这一切,我们都很欣赏,感到崇高,有一种荣誉感!这就是让我们感动,没让我们绝望的草原。

有一次,我到场部开会,路过一家浩特,连马都没有下,开玩笑地说:今晚我在你们家吃饭!结果牧场的会一直开到夜里,我黑灯瞎火地往回赶。一下马,一进那家门,锅上正在咕嘟咕嘟蒸着包子。我路过他们家时,他们家的面条已经切好,要下锅了。一听我说要到他们家吃饭,面条不吃了,当即杀羊。切肉丁,包包子。包子包好了,一家人都不吃,等着大同来。我一进门,就拿酒。这时,你会感到这地方值得呆。他们生怕我走了。即使後来我走不了,也不会绝望。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完全听天命的。没有任何追求。我就这样活着,祖辈让我这样活着。除非你给了他新的刺激和引诱。那年,我把对我们最好的牧民老乡老戴请到了北京。我说,老戴你这辈子洗过澡吗?他说没有。我说到北京愿意洗澡吗?他说:洗,洗。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们在东单的一家比较高档的清华池要了单间。单间外面有床,里面有淋浴,也有澡盆。五角钱。老头一进到大屋里,看到大池子里一池赤条条的人,就傻了。他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跌跌撞撞的。我说别紧张,咱们是单间。脱了衣报,胳膊肘上黑嘎贝儿厚厚的,我帮他用丝瓜瓤搓啊,搓啊!所有内衣都让澡堂洗干净熨烫後再拿来,消灭虱子。一辈子没有洗过澡的人洗完以後,舒服死了,红光满面的。

我们带内蒙老乡到故宫、长城、颐和园,所有名胜都去了。连自然博物馆都去了,大开眼界。在草原上,蒙古包门都向东南,一到北京他就晕了,不辨方向,到处都是窗户。有一次在王府井,差点把他丢了。我们还给他专门制作了一个大相册让他带回去,上百张照片呀。据说,老头讲了一年,相册上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实际上,到後来我们已经不认为我们是知青了,而是汉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较量了一番後,双方握手言和。文化是平等的。你有你永远胜出的地方,我也有我永远胜出的地方。总之,在草原,我们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生活决定了我们以後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熬得住,不怕孤独和寂寞。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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