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归去来(6)

李大同

作者简介：李大同，祖籍陕西，1952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原《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文革前为北京第26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生。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因对当时的运动不理解提出十个问题，被列入团中央的《内参》上报。1968年底，和其他一些“黑帮”子弟独自前往内蒙插队。在10年的插队期间，蒙语一流，担任过大队会计和负责人，甚至荣获了那达慕大会的赛马冠军，深深博得蒙族牧民的喜爱。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後任驻内蒙古记者，学校教育部、科学部主任、高级记者。1995年在报内创立《冰点》时评栏目，翌年起成为报内之品牌栏目。1996年《冰点》被评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专栏”,後遭改组。

猫头鹰和女尸

等我再次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屋子的玻璃碎了两块。炕上有两只死猫头鹰，你说不迷信吧，也有点毛骨悚然！猫头鹰进宅，好事不来啊！可能是猫头鹰撞碎了玻璃，进来出不去了。晚上我躺下睡觉，又有猫头鹰叫„„我拿上枪推上子弹出去一看，木桩子上站着一只猫头鹰在叫。连打两天，打下两只，第三天还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冥冥之中感觉这地方不能呆了。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北部一个公社女知青和当地老乡发生了关系，怀了孕。当时，中央有个26号文件下来，大意思是：迫害知识青年的要严厉打击。其实，这女知青的事，不是什么迫害，是两情相悦。但把这个蒙古青年给抓了起来，判了三年徒刑。女知青在当地没有办法呆了。旗里认为，最干净的、从没有绯闻的地方就是我们白音德力格尔了。这时，旗委副书记、武装部王政委就对我说：“大同，能不能让×××到你们那去？我说那怎么行？我们这里怎么能来有这种丑闻的人？”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怎么样。王政委分管知青工作，说：“大同啊，你得给我这张老脸啊！她在那呆不下去了。”我说，那好吧。她就搬过来了。

她过来以後才知道，这个女生家里很有背景。她父亲是中央某部的一个处长，她的大姑父是林彪的大哥张浩，她的小姑父是原云南省委书记。文革开始时，林彪还派秘书到她们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这个女孩儿，属于女中豪杰一类，14岁就到了草原。那时和老乡发生性关系的，都是不懂人事的女孩儿。草原上的蒙古小伙子剽悍起来，也是很有魅力的。她糊里糊涂，怀孕六个月了都不知道。找她姑姑，才知道怀孕了。于是事情闹大了。

没有想到，一年以後，这个女孩子淹死了。在我们营地七八里外，有一片湖水。夏天，我们常到这个湖里游泳。当时，我刚参加盟里的一个学习班回来。上边想把我当成後备干部，让我和旗一级的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当我回到我们知青的住房时，她不在，一夜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和老乡一直找到这个湖边，找见了我的枪和她的蓝头巾，但没有人。这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一件事，全内蒙都知道。结果，两三天捞不上人来，後来，北京的潜水队都出动了，38军的侦察排也来了，还是没有捞上来。我每天都在水里潜来潜去，在里面摸。那湖深不见底。当时因为水太冷了，水温高的话一天就能浮上来。结果到了第四天，尸体慢慢浮起来了。当时，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後来，1977年我在旗里的党校，遇到一位干部对我说：“你是好人啊。”我说：“你根据什么说我是好人？”他说：“你不知道，那个女知青死了以後，我就是调查组的，我调查了你们大队的每一个老乡，所有的老乡，异口同声地说，你是好人。一句你的坏话都没有。这种事情，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解除了对你的怀疑。”她後来就埋在我屋前200米远的沙坡底下。你看，先是猫头鹰叫；之後又死了一个人。再往後，我们的狗又半身不遂了，很怪！它是一条能抓狐狸、非常优秀的猎狗。有一天早晨，突然就半身不遂了。我怎么喂它，它都不吃，看都不看一眼饭食，就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又一天早晨，我发现狗没了。狗临死之前，会恢复到狼的本性，不死在主人家里，要死在野外。它硬是用两条前腿拖着後腿，翻过我们前面的大沙包，到一个沙坑底下，死在那儿了。我挖了一坑，把它埋了，垒起一座小坟，插了一个木板：写着“爱狗”。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神秘兮兮的事情。我们牧场场部正南面有一个大高坡，高坡上有一棵巨大的树，在草原上老远就能看见这棵大树。这棵树在1977年莫名其妙地倒了。这一系列的事叠加起来，你再不信鬼神，心里也打鼓。让我觉得知青在这儿的气数尽了。已经到了第九个年头了。所有的伙伴都走了，新来了一个女的还死了，猫头鹰、狗、树„„我也应该走了。

本来，我是坚决拒绝到旗里当干部的。旗里早就想调我去当干部或当中学校长之类的，我断然拒绝，觉得还是当牧民好。如果我在草原，我只当牧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回，我接受了旗里的调令，先到阿巴嘎旗党校当教员。调令早在1977年初就下来了，我是到1977年底才走。我要培养出合格的会计和出纳才能放心走。我相中了一个马倌儿，上过初中，在当地文化水平就是最高的了。我让他住到我的办公室来，每天教他——收入怎么登，支出怎么登，怎么平衡，怎么计算工分。他和我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到晚打算盘。直到我觉得他懂了。

临走前，老乡们全来送我。这时，我的办公室还在夏营地，老乡们已经搬到冬营地去了。冬营地离夏营地有七八十里路！那天晚上，我们大队所有人家除了看畜群的外，都坐着牛车往大队部来给我送行。冬天啊，男女老少，杀牛宰羊开始炖肉。然後我们大队两个最好的歌手跪在我面前说：“大同，原来你让我们给你唱蒙古老歌，我们不敢唱。今天，你点哪一曲，我们就唱哪一曲。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蒙古人唱歌不能坐着，只有跪着才能发声，唱他们的长调。他们整整给我唱了一夜。我是喝一口酒，点一支歌；再一口酒，再点一支。我们的老马倌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啊！他70多岁了，五十年代全内蒙摔跤手第五名啊！袍子都哭湿了。他们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我也很心酸，但我知道知青气数已尽。老乡们富裕有钱了；我们赛马赢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会了；接班人培养了；能走的人都走光了，我已经尽到最後责任了。

其实，到了党校也没有什么事做，一年培训一两次公社书记和旗里的局长们。讲毛选五卷，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党校有个很好的图书馆，我一天到晚就是读书。大概到1978年初，内蒙要开自治区团代会，把我借调到那儿去起草报告。

这时，我父亲已经平反了。父亲一平反，他过去的资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中国青年报》要复刊，要招收第一批记者。听说老黄的孩子还在内蒙，怎么办呢？让他拿点作品来，看看能不能当记者？招第一批记者，报社都是三个人去考察：记者部主任、人事部主任、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每一个记者，当面考察，所有的作品都要拿来。我呢？没有在报上发表过一个铅字，没有上过几年学。後来他们问我：有没有写成文字的东西让我们看一看？我告诉他们：有一本《赛马日记》。另外有给家里人写的信。那时，给家里人写信经常讨论局势，一写就是上万字。我说只有这些。他们说拿来看看。报社一个副总编辑看後说：“很好。《赛马日记》证明文字功力很强，家信证明思想非常解放。”结果，一纸调令就发下去了。我是第一批记者里，惟一一个没有经过任何考察就进来了。

我开始当内蒙古记者站记者，干了两年後提升为机动记者，然後当编辑、编辑部主任。大体经历就是这样一个脉络。总的来说，我们草原知青，是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一群人，保持了一种状态。不颓废，总是有生活的热情。在一种异族文化内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并能够施展抱负，还有不间断地阅读。当然後来回北京後，我也参加了自学高考，两年後顺利拿到文凭。在报社工作没有文凭不行。

草原文化再品味

当时决定在草原扎根，在草原也有一段初恋，但最终我放弃了。因为我认识到我不可能在草原永远呆下去，我是要走的。我在草原，会适应草原文化，而蒙古姑娘到了北京，会立刻枯萎。後来那个姑娘失恋後，人比黄花瘦。做出这个决定後，我也不敢去她们家了。她也是一个上海孤儿，但不是最初房东家的那个姑娘。

她叫琪琪格。别的上海姑娘连同肤色都被同化了，根本看不出是汉族人。唯独这个姑娘完整地保留了江浙一带人的肤色，一点都没能变，白白净净的，永远吹不红。我们知青开始曾恶作剧，告诉她：你爹你妈都在上海。她就“呸、呸！”地恼我们，根本不相信。时间久了，她信了。相信以後，开始拼命地学汉文，而且不愿意穿袍子了，喜欢汉人衣着打扮，让我们从北京给她买高级的香皂和雪花膏。人一旦有了民族归属感，她会下意识地改变做派。对我来说，那也是一段很美的初恋。我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她是铁姑娘队队长。我们有一段时间建草库仑，日夜在一起，感觉很美好，夜里两人在月光下骑马徜徉„„当她已经完全投入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可能娶她，我肯定是要走的。我没想到能在草原呆十年，太久了。原来想能呆四五年就不错了。如果我不是和牧民有这种交情，根本是呆不住的。

我给他们当家的时候是他们生活最好的时候，蒸蒸日上。当时我们已是经济收入最好的分场。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牧区，没有多少可学的。但我也是先进知青的代表，去过大寨。担任分场主任以上的知青，组织到大寨参观过。我属于被自治区培养的干部苗子，当时还找不到像我这样蒙汉兼备的苗子。上完盟里的学习班後，还要到自治区的学习班去。

但是在那地方，汉族永远不能担任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有些人，在汉族区长大，一句蒙语不会，但他是蒙族，就能当一把手；你一口流利的蒙语，也永远只能当二把手。二把手基本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

蒙古族的文化，除了赛马、摔跤，还体现在所有的器物上。也可以说是马具文化，比如，马绊。马晚上要吃草，你不能让它走远了，就设计出一种马绊。让两条前腿和一条後腿被绊在一起。可以走着吃草，但不能走很远。

马绊是用皮条拧出来的。一开始，我们以为，最好的马绊，做好以後，应该能直直地竖立着。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做的马绊，给马戴上以後，马的蹊部，总会被磨出血。我们特别奇怪，拿我们做的马绊和老乡做的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後来，有一次，一个老牧主到我们包里来喝茶，他叫金巴。原来整个牧场都是他的。他一看我炕桌上的紫檀木算盘，就说：“这是我的。”我心说，这个还乡团，还记着呢！但是牧民们都说，所有牧民的活技，手艺最高的就是这个老金巴。我们对老金巴说：“给你酒喝，你帮我们做一个马绊。”他说：“什么酒？”我们说：“北京二锅头。”草原上的人喝不到这么纯的高度酒，他们喝的都是破薯干酒。他尝了尝：“嗯，好酒！”喝完了，说：“皮条呢？”拿过皮条，往脚上一缠，然後就“欻、欻„„”往手上吐两口唾沫，根本不让人帮就干起来。我们做的时候，还得一个人拽着皮条，另一个人用刀。他干起来就像耍杂戏一样，手在飞快动着。一会儿，一个马绊子做出来了。猛一看，他做的和我们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就问他：“你做的马绊和我们做的马绊，到底有什么区别？他说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我做的嘛”。但是特别怪，用他的马绊，马蹊就是不出血。後来，我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就发现，他的马绊和马腿接触的部位，皮条割得要比我们的窄两毫米。细微之差，就差在这两毫米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文化。

更奇妙的是，我们把马绊涂上油，挂在杆子上，老乡们进来喝茶，抬眼看到这个马绊，就说：“这是金巴做的吧？”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样一个马绊，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金巴做的。他从哪儿看出来的？人家做的就显得高贵、不凡，真让人暗暗称奇。他做的器具是有一种人的气度在其中的，你不能不服气。

他进知青蒙古包都是小心翼翼的。他认为你是汉族，又是北京来的，偶尔看到你这儿没什么人，他才进来喝茶。我们也没有想问他过去的事情，只是想把他的手艺偷下来。让他做马嚼子、绊子，我们看着他怎么做，拿他的做样本和我们的比较，哪儿粗，哪儿打结扣；特别是马绊子前腿分岔处，到底分多少？一把，还是一把半？我们原来没有把握。金巴一来，一按他的做，就弄清楚了。草原的牧主和内地的地主不同，牧主都是劳动能手。因为他有生产资料，劳动技能他们最全。连个牲口毛都没有的，就是二流子。当然“地主”也是被执政党扭曲的概念，很多地主富农也都是劳动能手。

另外那里有一个汗贝喇嘛，也是一个大牧主，阿巴嘎旗原来就叫汗贝庙。汗贝喇嘛一看就雍容华贵，气质不凡。草原上原来的精壮汉子，身高马大、漂亮的都要去当喇嘛，而喇嘛不能成婚，导致人种退化，剩下的都是歪瓜劣枣。共产党来了让喇嘛都还俗，延缓了种族上的危机。原来蒙古族是多么剽悍的民族！後来不行了。

还比如套马。如果让汉族人去套，就比较功利。冲上去，把杆上的套一扬，套在马脖子上，往後一坐，杆子往後一抻，就算是套住了。但是蒙古人不然，他们一定要在飞跑追逐当中甩出最漂亮的弧度来。杆上有一米多长的绳，套马时，一定让绳套兜起来，再往前一送，让它整好套在马嘴上，再一抖，让绳套正好兜在马咽喉处。这才是最漂亮的套马。而且不能用两只手。即使撒了杆子，全场也是一片喝彩。

他们的摔跤也令人神迷。我们分场的伦德格曾代表内蒙到外蒙参加比赛。他身高一米八几。他讲起当年他的摔跤，听得我们目眩神迷。

伦德格将近40岁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摔了。这时东乌旗来了一个摔跤手，叫乃登。乃登曾经作为後备苗子选到国家摔跤队，得过全国轻量级冠军。但是他无法忍受城市生活，就跑回到草原。他这个全国冠军摔那达慕还不是小菜一碟？内蒙各地开那达慕大会时，他就戴上十几个马笼头拴在马鞍子上，到处参加比赛。每到一处，肯定拿冠军，奖品是一匹二岁公马。那时，那达慕大会上，经常看着他骑着一匹马，牵着一溜二岁马，咵、咵、咵地过来了，都是他的奖品。1963年，查干诺尔公社（牧场附近）那达慕会期间，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他知道伦德格的厉害：一腿扫过来一般人都得横着出去。我们那儿一个老复员军人叫嘎拉登，是伦德格的助手。他一看乃登牵着五匹马来了，就是已经赢了五个那达慕，摔倒了天下英雄，吓得把马笼头揣到怀里。一个那达慕大会，512个摔跤手，他一路下来要摔倒多少人啊？我问伦德格，你赢了还是输了？他说，你猜。我说，如果纯凭技术，你赢不了他。他说：“对！我是赢在经验上。”他就给我们讲了那次摔跤的经过。那次就是他们俩决冠亚军。

他说乃登也很小心，两个人互相架住以後，以一只脚为轴心，另一只脚慢慢挪动，找对方的破绽，谁也不敢出第一脚。真正的摔跤高手是要借力打力的，永不先出招儿。你一旦先出招，他就会四两拨千斤。伦德格这种传统的摔跤手更是这样，从不主动出招儿。他们开始就是慢慢地走，走了十几分钟，两人都没敢出脚使绊儿。全场屏心静气，都不敢出声。伦德格说，走着走着我看到旁边有一粒豆子大的小石头。我不动声色，继续往那边挪。蒙古摔跤手的靴是平底的，等看到乃登一只脚整好踩在那个小石头上，我“啪”的一脚，闪电般地打过去，乃登脚下一滑，单腿一个膝盖沾了地。他输了！听得我们惊心动魄。

这种文化是让我们折服的。平时，我们体会不到那么细致的东西。後来，每次那达慕会上伦德格是当然的裁判长。有一年让伦德格表演，乃登已经是超级冠军了，他的摔跤服上有80颗银钉，他把自己的摔跤服捧到伦德格面前，意思是，只有伦德格才配穿这套服装。这一切，我们都很欣赏，感到崇高，有一种荣誉感！这就是让我们感动，没让我们绝望的草原。

有一次，我到场部开会，路过一家浩特，连马都没有下，开玩笑地说：“今晚我在你们家吃饭！”结果牧场的会一直开到夜里，我黑灯瞎火地往回赶。一下马，一进那家门，锅上正在咕嘟咕嘟蒸着包子。我路过他们家时，他们家的面条已经切好，要下锅了。一听我说要到他们家吃饭，面条不吃了，当即杀羊。切肉丁，包包子。包子包好了，一家人都不吃，等着大同来。我一进门，就拿酒。这时，你会感到这地方值得呆。他们生怕我走了。即使後来我走不了，也不会绝望。

他们的生活态度是完全听天命的。没有任何追求。我就这样活着，祖辈让我这样活着。除非你给了他新的刺激和引诱。那年，我把对我们最好的牧民老乡老戴请到了北京。我说，老戴你这辈子洗过澡吗？他说没有。我说到北京愿意洗澡吗？他说：“洗，洗。”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我们在东单的一家比较高档的清华池要了单间。单间外面有床，里面有淋浴，也有澡盆。五角钱。老头一进到大屋里，看到大池子里一池赤条条的人，就傻了。他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跌跌撞撞的。我说别紧张，咱们是单间。脱了衣报，胳膊肘上黑嘎贝儿厚厚的，我帮他用丝瓜瓤搓啊，搓啊！所有内衣都让澡堂洗干净熨烫後再拿来，消灭虱子。一辈子没有洗过澡的人洗完以後，舒服死了，红光满面的。

我们带内蒙老乡到故宫、长城、颐和园，所有名胜都去了。连自然博物馆都去了，大开眼界。在草原上，蒙古包门都向东南，一到北京他就晕了，不辨方向，到处都是窗户。有一次在王府井，差点把他丢了。我们还给他专门制作了一个大相册让他带回去，上百张照片呀。据说，老头讲了一年，相册上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实际上，到後来我们已经不认为我们是知青了，而是汉文化的使者。在和蒙古文化较量了一番後，双方握手言和。文化是平等的。你有你永远胜出的地方，我也有我永远胜出的地方。总之，在草原，我们过得还是比较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这段生活决定了我们以後的人生态度——积极、乐观，熬得住，不怕孤独和寂寞。这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