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新土耳其”

一

  就算美國是惡魔，特朗普是流氓，加征關稅是損招，但在美國宣布對土耳其的鋼鋁產品翻倍加征關稅后里拉的應聲暴跌，還是證明了這個冷冰冰的事實：

  如果埃爾多安真的塑造出一個所謂的“新土耳其”，那麼它一點都不新，或者說，它的確是新的，只不過新在“更脆弱”而已。

  “新土耳其”是土耳其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在2015年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的。

  按照學者的解讀，所謂的“新土耳其”，由三部分組成：強勢民主，活力經濟，積極外交。

  三部分之中，“活力經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目標，哪個地方不是對此夢寐以求？

  不過，對土耳其來說，這的確還是有某種特殊意義，因為直至1980年代，土耳其經濟的半壁江山仍由國有企業占據，缺乏活力，是厄扎爾推行的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才為它注入活力。

  埃爾多安執政以來，繼續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實現了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被譽為“經濟奇蹟”，“經濟活力”可謂是他最大的一張王牌。

二

  但進入2012年之後，這張王牌突然失色：經濟增速大幅放緩，由過去年均6.5%下降至4%以下，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則雙雙飆升，前者至2016年高達11.8%，後者至2016年高達8.5%，是典型的滯脹狀態。

  滯脹的原因，有人歸結為經濟擴張長期過度依賴於外債，有人歸結為制度改革滯後，不一而足。

  但在諸多經濟措施中，埃爾多安對土耳其央行獨立性的破壞，令人印象深刻：為降低通貨膨脹率，各國央行通常會提高利率，但埃爾多安認為高利率恰恰是高通貨膨脹率的根源，要求反其道而行之，繼續維持低利率。

  而這，依據的是伊斯蘭厭惡利息的教義。

  里拉的此次暴跌令人震驚，但其實早在2013年標普就發布報告，將土耳其列入最易受全球貨幣市場衝擊的五個國家之一，是為“脆弱五國”，土耳其年年榜上有名。

  連最引以為豪的“活力經濟”尚且如此，可見這個“新土耳其”，有多少“胡氏吹噓”的成份。

三

  相比之下，“積極外交”是最實打實的。

  挾之前出色的經濟增長之威，又趕上穆斯林兄弟在“阿拉伯之春”中紛紛跌入動盪，埃爾多安這些年來大出風頭，“大國外交”風生水起。

  他底氣十足地推行“一路向東”的外交戰略，改善與伊斯蘭國家關係，強硬對待以色列，在與俄羅斯、美國和歐盟的周旋中毫不示弱，擊落俄羅斯戰機，支持美國死敵伊斯蘭國，與德國互懟，一個閃爍着昔日奧斯曼帝國榮光的土耳其，似乎近在眼前。

  對這個“大國夢”，埃爾多安毫不掩飾。

  2015年1月份，他在總統府迎接到訪的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時，就無懼被外界譏諷為是“馬戲團”，安排16人打扮成古代戰士列隊站在樓梯上，聲稱代表土耳其歷史上16個帝國，最後一個就是盛極一時的奧斯曼帝國。

  然而，“積極外交”的效果，除了滿足他的個人野心之外，一點都不積極。

  它逆轉了土耳其建國以來的親西方傳統，對北約成員國這個身份暴殄天物，持續惡化與歐美關係，無視這一重要事實：二戰之後，誰和美國過不去，誰的日子就不好過。

  美國不是神也不是聖，和它過不去原本也沒什麼了不起。問題是，土耳其還要不要“崛起”，還要不要“復興”？

  要崛起要復興，那就必須學會韜光養晦，學會忍耐妥協，竭盡全力維持與歐美等主流國家的良好關係，因為這影響到的是民眾的“票子”問題。

  而“一路向東”，關繫到的只是領袖的面子，“舍西就東”明擺着就是把民眾當成那個“不惜一切代價”中的“代價”。

  毫無疑問，“積極外交”是“新土耳其”最大的負資產，直接要為此次因被美國加征關稅而引發的重大危機負責。

四

  “強勢民主”同樣是筆負資產。

  得益於凱末爾當年的全盤西化，土耳其共和國一直是伊斯蘭國家中的“例外”，是世俗化與民主化的樣板。

  但是，埃爾多安崛起以來，藉助經濟上賺到的籌碼，在世俗化和民主化上頻頻開倒車，一個被泛突厥泛伊斯蘭迷夢籠罩着的土耳其出現了。

  在反世俗上，他宣稱女性與男性平等違反自然秩序，通過“強姦幼女合法化”法案，重新開辦宗教學校；在個人集權上，通過二次修憲，將實權由總理轉移至總統身上，以先擔任總理再擔任總統的方法，完成了普京需要用“二人轉”才能完成的長期掌權目的，赫然成為“新蘇丹”，被伊斯蘭世界的民眾視為偶像。

  在挫敗2016年的“七月政變”後，他藉機進行大清洗，抓捕大批的軍人、法官、律師、作家和記者，這些群體都是土耳其世俗化的主要捍衛者，鉗制輿論打壓異議者，“強勢民主”的確表現得十分強勢。

  “強勢”的第一個惡果，就是嚴重影響土耳其加入歐盟大計。

  多年來，土耳其一直汲汲以求加入歐盟，但自埃爾多安啟動第二次修憲改變政體以來，包括德國在內的諸多歐盟國家紛紛對提出批評，歐盟也調低了對土耳其入盟可行性的評估，入盟計劃更加遙遙無期。

  第二個惡果，就是在價值觀上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漸行漸遠。

  正是其反世俗化反民主化的舉措，引發軍隊反彈發動政變；挫敗政變後，土耳其一方面指責美國牽涉其中，一方面在國內進行政治大清洗，拘捕一名美國牧師並多次拒絕美國釋放的要求，成為此次美國加征關稅的直接誘因。

五

  可見，“新土耳其”非但不新，還很陳舊，它不過是開倒車的產物。

  歷史上，大凡政治強人，多數患有“喜新”的癖好，熱衷於為自己的時代標新立異，起個帶着個人烙印的名字，不管有沒有明確冠上“新”這個字眼。

  這麼做，表面上是為流芳百世名垂千古，虛榮心驅使而已；實際上，它是個裝着毒酒的新瓶子，在“新”的名義下，突破制度約束完成個人集權。

  埃爾多安的“新土耳其”就是如此。以經濟增長為籌碼，通過迎合民粹思潮鞏固“選舉霸權”，以惡化國家發展的國際環境為代價營造“大國崛起”的虛幻，最終就是破壞民主把國家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2014年，一些追隨者寫了一本宣傳他的小冊子，稱他為“新土耳其之父”，應該是最能擊中他心坎的讚頌。

  而這一切的代價，就是民眾的“新犧牲”：更少的財富，更少的自由。

  因此，面對諸如“新土耳其”這樣的誘人口號，民眾應該做的，不是豎起雙耳，而是睜大雙眼，看清楚政治家在“新”的背後，是順應歷史潮流擁抱普世價值，還是逆反歷史潮流背棄普世價值。

  現在，但願土耳其人能熬過這瓶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