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实的艺术—评两部电视剧中有关知青的描述

马昌海

自1980年延续了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以来，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非常之多，但在很多方面却仍显不足，甚至背离了史实。比如在电视剧《知青》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就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45集电视剧《知青》（梁晓声编剧，张新建执导，山东影视集团2012年首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电视剧《知青》的第一集，一开始就是知青们冒着大雨从闷罐车里跳下来大喊大叫：“北大荒，我们来了！”当年有几个知青是坐着闷罐车去下乡的？事实上，有很多来自江南的69届小知青到达北大荒连队驻地时，都哭喊着不下车，也不肯卸下行李。有人甚至殴打从原先学校送他们来北大荒的老师和工宣队员，认为是上当受了骗。我们是1968年8月19日半夜到锡林郭勒草原公社的，早上醒来看到那两排破旧凄凉的土坯房，一个女生不禁嚎啕大哭。大家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没有兴奋的。有一批知青1969年刚到北大荒时赶上国庆节，集体收听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实况转播。上午10点钟，当东方红的乐曲响起时，数百名16岁的北京知青一起放声大哭。

电视剧《知青》始终昂扬着知青们初到农村时的激情及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对在常年累月无休无止艰苦劳作的煎熬下尚不得温饱而带来的深感前途无望，思想沉沦、精神苦闷却只字未提。

我们应该从群体的基本状况，理性地去看待知青在这场运动中的真正苦难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能无视历史的背景和千万个孩子被高层和集体的意志奴役了近20年的实际状况！更不能违背残酷的客观事实，抹杀应尊重人权、人性的前提。知青的苦难并非来自于我们自身的脆弱，而是超出我们权利范围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只有这样的反思和内省，才能起到对今天社会的补救和医治作用。试图以集体主义精神，以所谓的人性温暖，以做我们曾经那样的好人，是十分可笑的。想以此来缓解一些人的某种消沉心理，实际上却是在延缓和阻碍知识和思想的进步。

我们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金钱至上，权力腐败，诚信缺失等等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播下的恶果。电视剧《知青》让年轻的一代对剧中兄弟姐妹般的知青友谊产生了一种向往，苦难都冲淡在那些浓浓的所谓与“农民的抱团温暖中。”并且把专制对人权人性的践踏，对青春的摧残和毁灭归结为个人的不幸，而没有明确指出社会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倒退。

知青的苦难在40多年後的今天来看，除了个人的自我发展受阻，还导致了生存状态和竞争的不公平性，引发了正直品质和个人道德水平的普遍下降，尤其是对法律的藐视，人人自危而不敢说真话。

2、电视剧《知青》写了黑龙江、陕北、内蒙古及山东知青的生活片段。其中有关内蒙古草原知青的描绘离现实生活太远了：下了马随手一扔也不栓，人靠近其右侧时马也不躲？建设兵团的女知青敢集体在野外洗澡？这种“伤风败俗”之举不会在当地蒙古族老乡中引起轩然大波？有的河里尽是牲畜的排泄物，又黑又臭，能洗澡吗。内蒙古建设兵团的汉族女知青居然还是传奇般的摔跤能手，敢把小伙子塞上嘴捆绑吊起来，最後还成了恋人？草原上的马会自己跑回临时游牧点的家而不回马群？

汉族女知青策马救“小地包”的细节，更是远离了生活的真实：在草原上，马鞭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装饰品，人们在策马奔驰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用马鞭（如果是遇上连打都不跑的“肉”马，不断用鞭子抽也不管事）。通常，骑手只要嘴里轻轻发出一声“秋”，或脚跟轻轻一磕，甚至只须稍微抖动一下缰绳，快马就会飞奔起来。只有大车老板子才会挥舞着长鞭不停地喊“驾”（车老板驾驭马车的四种口令之一），而骑手们是从来不喊“驾”的。当那个女知青不停地挥鞭上前，再用手抓住拖着“小地包”的奔马时，她手里的马鞭竟然神奇般地消失了。也不知道她是抓住了光马的什么部位，居然能够迫使奔马停下来？然後，这个野蛮女友竟然丢下脖子上还留有套马杆的那匹马，就纵马扬长而去了？

两个黑龙江知青到草原数日，是如何神奇般地学会了驯服烈马？这两个人只是临时去买马，是从哪里弄来的蒙古袍子穿上了，他们穿的那种夹袍子一件要用36尺棉布，在那个年代，他们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布票？

在草原上也有插队和建设兵团的根本区别，生活状态迥然不同。如一年四季的饮用水问题；几年都不能洗个热水澡，浑身都是虱子。冬天在蒙古包里睡觉须戴着棉帽，醒来只见被口的白霜。一年四季做饭只有盐、牛羊肉和小米、面粉，没有葱姜蒜、辣椒、胡椒、桂皮、花椒大料，酱油醋等任何一种调料。因为根本没有卖的，从家带来的很快就用光了。更没有一点蔬菜水果，连一点咸菜都是稀罕之物。燃料主要靠辛辛苦苦地漫山遍野找干牛粪储存起来，夏季大雨瓢泼，冬季白雪覆盖，到哪里去找干牛粪。夏季到处是成群的苍蝇；冬季在旷野零下30°的呼啸寒风中解手……想打个电话都要奔波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家里的来信也常常要一两个月才能收到。

南方山乡和水网地带及亚热带丛林知青的生活状态及劳动环境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叶辛的《蹉跎岁月》，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张暖忻的《青春祭》，孔捷生的《大林莽》以及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作品，对此都有过一些描绘。

在电视剧《知青》中，不熟悉知青的演员表演也有点夸张失真，经常没头没脑大喊大叫的，可能会让年轻人误以为当年的人都是这样神经兮兮的；服装也过于整洁华丽，经常穿帮出错。有些对白也脱离现实明显超前了：比如居然敢在1969年公开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才到北大荒一年多，就能认识到齐勇弟弟的死是“一场历史的悲剧了”？七连的指导员在1969年也能觉悟到这是“派性害死人了”？

3、像《知青》剧中那个陕北小山村的知青们，主动放弃回城、参军、上大学的机会，坚守在农村和农民一起艰苦奋斗，是极为罕见的，根本不具备普遍性。如果让观众误认为在那个年代通过知青与农民的努力，就可以根本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後面貌，那岂不成了对文革岁月的美化？

4、文革中各地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过程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潜规则，还出过“白卷英雄”张铁生。有些人虽被基层群众高票推荐过，结果却被别人顶了。电视剧《知青》的描述显然没有反映出“推荐”上大学这一过程的全貌。

5、与下乡知青一代同龄的，还有更大数量的生长于农村的回乡知青。自从1955年党和政府把“广阔天地”划给他们“大有作为”之後，“回乡”便成了没能上中学或大学後的唯一出路。不论是文革前还是和文革中，回乡知青都远远多于城市下乡知青。估计至少是城市知青人数的一倍，约三千万到四千万。

1958年1月9日，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未经批准离开原住地的农民称为“盲流”，政府有权逮捕并劳教。从此，农民只能被束缚在田地里刨食，成为依附于土地的新时代贱民。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种族隔离和阶级压迫。

自1958年实行的户籍制度和而後的招工制度、粮油布棉的定量供给制度和旅店的身份介绍信制度，更是堵死了绝大部分农村青年合法滞留城市的可能性。毛泽东的指示和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分割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造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化”城乡社会结构，把农村青年的农家出身政策性地化为他们天生的缺陷，迫使他们以农村生活为永远的归宿。

与下乡的知青一代相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艰辛与愤懑。对下乡知青来说，城市生活是他们理所当然预期的生活方式，下放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人生；但对于回乡知青，务农是他们被强加的命运，而城市生活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梦。同样是在农村，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的心理创伤却迥然不同。

文革前的回乡知青中有过吕玉兰、邢燕子、董加耕等全国闻名的典型模范。几千万回乡知青被融入广袤的乡村大地後，如今似乎已被人遗忘。多年前路遥的作品《人生》，对当时回乡知青的际遇有过生动具体地描述。但近年来鲜见有哪部作品对人数更多的回乡知青的坎坷命运有过更具体的描述。在长达45集的电视剧《知青》中，只出现过山东海边的那个女烈属的寥寥镜头。

对于农村青年来说，除了极少的招工提干及升学的机会外，参军几乎是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如作家莫言、阎连科及军事专家张召忠教授等等。

二、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吴子牛执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央视制作）对知青大返城未做出全面真实地描述。

1978年底至1979年，由云南知青要求返城的风波引发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

1、缘起：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十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1978年10月和11月两次给邓小平写信，质疑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严重弊端，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上万知青签名声援支持。云南知青开始酝酿和谋划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1978年11月11日，橄榄坝农场上海女知青瞿玲仙因难产身亡，结果演变成了一场“知青要回城！”的请愿。上万知青组成的罢工抗议队伍涌向景洪州所在地，沿途又不断有知青加入。浩浩荡荡的请愿队伍很快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州政府以物质手段发动起漫山遍野的农民：“凡活捉一个知青并送交政府部门的，给予加倍的工分奖励”，于是，上万知青请愿队伍在短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见邓贤：《中国知青梦》）。

12月7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决定组建“赴京请愿代表团”。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12月9日中午，因州委的一再拖延推诿，对知青的要求不予以明确答复，“请愿筹备总组”遂发出了《罢工宣言》。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认定建设兵团知青作为已经就业的全民所有制国营农场工人，不再属于知青回城的范围。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

2、请愿：12月19日，西双版纳知青首批请愿团的北上经费在路途中的小镇通关驿站神秘丢失，到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却不得要领。丁惠民在《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一文中说：“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据说当时公安部门回答：只要你们不去北京，这笔钱以後一定会找回来还给你们的。我想，所谓公安便衣偷钱的传闻就起源于此吧。”22日和24日，首批知青请愿团在昆明火车站两次强行登车，与铁路公安人员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接着请愿团集体卧轨，致使西南大动脉瘫痪，上万旅客滞留。26日，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向知青们转达“国务院已同意云南知青派人去北京”的指示，然後率先命令车站的戒严部队撤离。在赵凡保证不追究卧轨知青的责任後，知青们撤离了火车站。

12月23日，第二批北上请愿的知青“暗度陈仓”绕开昆明，从一个小站读书铺登上了开往成都的190次特快列车，12月27日中午辗转来到了北京，随後到天安门广场静坐。晚上7点，国家农垦总局在接到国务院知青办的电话後，将这28名知青接到了万寿路农林部招待所。28日下午，请愿团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三份致华主席、邓副主席的联名信、《告全国人民书》，版纳知青诗抄、漫画。

12月30日，国家农垦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国家劳动总局、团中央在请愿团驻地召开会议，知青代表们阐述了对《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的意见和建议，表示只要承认上访合法和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他们即电令复工。国家农垦总局经请示国务院後，同意了云南知青的复工条件。12月31日深夜，请愿团给西双版纳各农场发出《复工电报》，却遭到了很多知青的抵制。

1979年1月4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知青代表，说你们此次得以顺利来京请愿，对毛主席“声东击西”的战术学的不错吗！但在而後的谈话中却厉声斥责。在座的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也严厉批评知青们请愿上访的闹事行为。知青代表不敢据理力争，更无人反驳。下午，王震将知青代表的《请愿书》呈送邓小平。接着，王震将军为了缓和一下情绪，两次邀请知青们到家里看内部放映的美国影片《巴顿将军》，被知青代表们所婉拒。第三次因秘书说要转达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指示，知青们才决定前往。

电影放完後王震与知青们再次谈话，谈话结束时，一个鲁莽的知青突然大喊：王震，你别走！你还没有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两名警卫人员当即将这个冲上前来的知青反扭制服。

王震将军遂回身以拐杖杵地：“想找别扭？你给我小心点 ！”

双方不欢而散。第二天清晨，请愿知青代表们不辞而别，悄然返回云南。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未对这一过程做出全面真实地描述。

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临危受命,赴云南边疆处理知青要求返城的重大事件。赵凡从实际出发，顶着巨大压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地工作，稳定了知青的情绪并多方斡旋，推动了一项重大政策的调整，促成了这一文革遗留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因而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

赵凡对这一历史场景有过详细记载：“知青闹返城是从景洪农场开始的，版纳地区8个农场有3.2万人参加罢工”。“1979年1月8日，临沧地区耿马县勐定农场告急，当时有200多人静坐绝食，一天发出2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国务院调查组前去。……我接到电话後，于当晚8时从景洪出发，连夜急驰勐定农场。从景洪到勐定的公路，跨过许多高山和大河。路况差，夜间行车确实存在危险。但为了‘救火’，也顾不了这许多。我坐车连续走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很疲劳，但总算安全到达了勐定。

1月10日下午4点，我来到农场门前招待所的广场上，当时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据有关人士说，大约1500人。正要安排我讲话，忽然前面的一些青年跪下了，发出一片哭声，後面跟上来的人也都跪下了，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待大家镇定了以後，我作了短暂的讲话：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做工。我能体会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地把你们的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给领导以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也办不成。特别是在这里日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出病，把身体搞坏，将来即使回到城里，什么也干不成。希望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劝告…。”（赵凡：《忆征程》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8月，第214-215页。）

赵凡深感云南知青“闹事”非一日之寒。他以超人的胆识上下斡旋，终于公正而果断地处理了他平生所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实践证明，知青大返城事件的正确处理，已成为高级领导干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典型案例。

在云南知青集体要求回城之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有过实事求是的看法和意见。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要求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予以化解。具体处理云南知青问题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及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等人敢于负责，拿出了切实解决云南知青返城问题的具体方案，进一步促进了问题的最终解决。

3、结局：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六条处理意见：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农场知青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後，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後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农民，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大规模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由中央权威文献部门参与指导的传记片性质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用一个鲁局长替代了赵凡。又用一名北京女知青跪地向这位鲁局长哭诉，希望回家照顾患癌症父亲的一幕，替代了云南省勐定农场的广大知青们以罢工、绝食抗争，在见到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後，集体下跪嚎啕大哭的场景。并回避了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吴向东以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的细节：“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後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随即转身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切开了手腕的动脉血管。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喷涌而出。

电视剧把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领军人物说成是邓小平幕僚的儿子，带头要求回城的也都是北京知青。按照国务院调查组和云南省的报告，当时云南农场共有知青7.5万人，其中上海3.7万人，四川3.2万人，昆明3600人，先前来的8385名北京知青仅剩2900人。

大返城风潮的发起，是成千上万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普通知青，自发地为改变命运而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诉求及抗争，与邓小平幕僚的子弟没有什么关系。大返城是关乎到上千万知青命运的大事件，处理这一事件，不是邓小平一句“让娃娃们回来吧”这么简单。原上海知青周公正在《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一文中说，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新中国是史无前例的。1978年11月对越南的自卫反击开战在即，昆明军区须确保一个有利的出发阵地和稳定通畅的後方保证。云南各农场基本沿着国境线分布，知青的集会、请愿、罢工显然不利南疆战事，“如果在此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社会冲突，就很不利于开展反击战。”这也是促使中央果断迅速下决心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上山下乡在1980年被终结，并非政府主动纠错，而是“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抗争在1979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促使政府最终放弃了这场运动，而且也停止了传统上为其辩护的毛泽东式话语。”其中包括农民的长期消极抵制。（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172-175页。）

1980年，全国仍有15.5万知青下乡。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可以不下乡的，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才就此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