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初

  網上看到署名“一段不亞於納粹的種族屠殺史，孩子的娛樂就是比賽數屍體”的文章，一看是說辛亥革命之初漢人對滿人進行屠殺的。在我記憶里，讀辛亥革命那段歷史，似乎沒提到過這種殺戮。仔細想想，真要是有，也合乎邏輯；遠的不說，太平天國戰亂，西北的回亂等，不都有着敵對陣營之間極其殘酷的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嘛。老實講，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不講究人權的。再說，孫中山為推翻滿清王朝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成分的。下面我將網上看到的資料摘編如下。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着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滿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儘管這些人在10月10日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裡，四大滿姓家族(扎、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滿人們的屍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軍政府槍斃，很少倖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後，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後，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

  武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熊秉坤曾回憶說，12日的反滿暴力達到了頂峰，那天的殺戮是如此的駭人聽聞，以至於一百多名紳商聯合起來，一致要求湖北軍政府阻止其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滿人，但軍政府卻以軍事需要為藉口而拒絕了，直到漢口的11名外國領事出面干涉後，軍政府才於13日下令停止這種殺戮。儘管他們心裡並不願意，但出於外交上的考慮，列強在這場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於14日來到武昌，他“發現到處都是滿人屍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後估計有四五百名滿人在起義後的頭三天被殺，由於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屍體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滿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不過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滿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如果旗兵被殺是因為他們具有潛在危險的話，那麼殺害婦孺似乎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在路康樂的《滿與漢》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一個將要被殺害的滿人婦女可憐地哀求：‘我們是無罪的，我們也憎恨我們的祖先，因為他們虐待漢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殺死我們這些沒用的婦女和孩子，你們能得到什麼呢？為什麼不釋放我們以顯示你們的寬宏大量呢？’士兵們雖然有所觸動，但不敢回應，還是將她們殺死了。”

  在這場風暴中，滿人婦女的境遇十分糟糕，因為她們的頭髮、服飾和漢人女子有較大的差別。更要命的是，即使這些可以改扮，但她們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滿人女子不纏足，她們原本引以為為自豪的天足，這時卻成了危險的來源。

  相比而言，武昌起義中被殺的滿人並不算多，最嚴重的是陝西省西安市。西安的滿人大概有2萬多人，他們住的城鎮城牆很高，防禦堅固。在革命軍攻打了一天一夜後，西安滿城終於被攻破，革命士兵如潮水般的從南面和西面湧入，並將城內的所有居民視為敵人加以殺戮，據一位名叫J.C.凱特的英國傳教士事後的調查，“無論長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樣被殺……房子被燒光搶光，那些希望躲過這場風暴的人最終也被迫暴露。革命軍在一堵矮牆後，放了一把無情的大火，把韃靼城焚燒殆盡。那些試圖逃出來進入漢城的人，一出現在大門，就被砍倒在地。兩名新軍的年輕軍官後來回顧時承認：‘沒有必要殺死這麼多滿人士兵及其家屬。’”

　　殺戮極其殘酷而且徹底。據凱特的記錄：“當滿人發現抵抗徒勞無益，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請求革命軍放他們一條生路。當他們跪下時，他們就被打死了。有時，整整一排都被射殺。在一個門口，十到二十人的一排滿人就這樣被無情的殺死了。”

　　三天后，革命軍下令停止屠殺，據凱特的估計，滿人死亡的人數“不下萬人，他們為了避免更悲慘的命運，要麼被殺死，要麼自殺”，換句話說，至少有一半的滿人被殺。整個滿城也被搶劫一空，而存活下來的人，有錢人被敲詐，小女孩被綁到富人家做婢女，年輕的婦女則被迫成為窮苦漢人士兵的妻子，其他的人都被驅逐出西安。

  傳教士李提摩太在《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說，“1911年10月22日，陝西省首府西安爆發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萬五千名滿族人(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都被屠殺”。據事後屠殺者的回憶，攻破西安滿城後，各戰鬥隊伍分成若干小隊在城內逐巷逐院的進行搜索，在此其間，一些士兵和領隊官殺死了一些不必要殺死的旗兵和家屬。

  李約翰在《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中引用英國外交文件稱，西安為革命黨所占據，男女老少約有一二萬人的駐防旗營(滿蒙八旗)實際上被全部消滅，8名外國僑民也在混亂中被殺(這些文件為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根據當地傳教士的報告後發給外相格雷爵士的電報)。李約翰是知名傳教士李佳白之子，也是庚子年使館之圍中年齡最小的外國避難者，當年中外間的血腥殺戮想必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中的濫殺，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事的江湖會黨所造成的。據陝西革命黨人張奚若的回憶，革命後的西安完全被哥老會所控制，就算是革命黨出城也須經會黨首領同意。領導陝西革命的分別為會首張雲山及同盟會張風翽，張雲山混跡兵營多年，後在陝西新軍中開香堂，吸收上千名新軍士兵，勢力很大。但是，會黨是一群騷動不安而極其兇險的烏合之眾，由其充當主力(哪怕是會黨士兵)的革命難免出現各種混亂，其中也不免失控性的殺戮。

  辛亥事變後，廣州滿族宣布和清政府脫離，後人叫“和平易幟”，放下武器、脫掉軍裝、走出八旗軍營，但是激進的黨徒仍然殺害滿族，大量的滿洲人被殺，部分紛紛逃離居住了200 多年的家園，到廣東的鄉下隱名埋姓、改稱漢族，一些人因逃亡廣東順德，自稱關姓漢族，順德籍貫人，直到1980年代才恢復自己的滿族族籍。光緒年間廣州八旗3萬，辛亥事變後就剩1500人了。

  湖北荊州一直以來都是規模較大的旗兵駐防兵營，是滿清控制中國的重兵所在地之一。1911年10月18日晚，唐犧支宣布起義並光復宜昌。為減輕清軍對武昌的壓力，鞏固長江上游地區，唐於1911年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荊州，戰至25日，革命軍先後奪取八嶺山、萬城堤、秘師橋、梅槐橋等外圍陣地，進逼荊州城，對清軍形成包圍之勢，並切斷清軍物資彈藥供應。革命軍對荊州百姓的布告中說：“尚望我父老釋此疑團，處以鎮定，坐看我部指日破城。破城之日，誓當掃盡腥穢，與我父老共登望江亭痛飲一觴，以泄我黃帝子孫二百餘年之積憤，我父老其拭目俟之。”7日革命軍一舉發動總攻將滿城攻破，10日，清軍八旗左副都統恆齡自盡，13日，清八旗將軍連魁被迫投降，因為其曾殺害革命黨人和無辜漢民，革命軍立即將其斬首，棄屍於馬河，1911年12月16日，革命軍唐犧支所部占領荊州城，將駐防荊州滿城2萬5千名旗人殺得只剩三四千人。

  當時杭州、河南等地殺滿人，把砍下的人頭扔進井筒子裡，一個一個的井筒子，填得滿滿的。清帝遜位，民國政府簽字清室優待條件的墨跡未乾，那些會道門組織的革命黨徒就對滿人進行了一場遍及全國的大屠殺。接連殺了好幾天，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制止下停刀。

  據說當時反清的江湖會党進入南京市，看見可疑滿人者就要人數數字“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用江蘇話說成lou，是漢人，不殺。念成（liù）的，是滿人，一刀砍下，人頭落地。京劇藝術家關肅霜(荊州駐防旗人)談到過，她幼年隨父輩在武漢等處跑碼頭賣藝，父親囑咐，切記途中過關卡若有人叫你數數，數到“六”時千萬不可以說“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會從你的京腔聽出你是旗人來就糟啦。

  辛亥革命發起之後，中國文學家沈從文在“辛亥革命的一課”描述了他小時候在家鄉湖南湘西鳳凰縣目睹的辛亥年慘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一二三四計數那一片死屍的數目……”

  當然，也有很少的參與革命的成員對於屠殺滿族很不以為然，當時的革命團體共進會會員郭寄生事後曾經回憶：“我曾在街上親見便衣數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殺旗籍婦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權，挽救危亡，若任意殺戮，甚至婦孺不免。此則暴徒行為，不但為國際上所反對，且必定惹起種族仇恨。” 中國社會黨的創始人江亢虎，也對武昌起義革命軍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對辛亥革命引發的種族屠殺提出了針貶，內容提及：“種族革命，有悖於人道，易失民心，並且與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共和精髓相牴牾；以復仇為義，冤冤相報，本為大謬，也容易引起外人干涉，導致瓜分慘禍。”

  江亢虎將這封信投書上海媒體，誰都不敢刊登；只有“天鐸報”願意幫他刊登。刊出後革命黨軍來函痛罵，“倡邪說以媚滿奴，疑亂軍心，當膺顯戮”，還用“漢奸”、“滿奴”的字眼痛罵江亢虎，只差沒罵他是滿清鬼子跟旗民餘孽，甚至還有人宣稱要用炸彈炸死他。

  有誰覺得這種濫殺無辜簡直是病態？其實對照一下歷史，這種場面可是每每再現的。想想“文革”之初的“紅八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