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查了一下，此文數年前曾在萬維被轉發過。可如今在六四三十周年到來之前，重溫文中所述有關六四悲劇的來龍去脈，有着特別的意義。有助於人們進一步看清，近來萬維上一些疑是紅宣部豢養放出的惡犬們故意歪曲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醜惡嘴臉。

“人民的兒子”——鄧小平

作者：朱長超

（節選）

二.小平，一手製造了六四悲劇

   六四事件，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大的慘劇，也是世界現代史上少見的慘案。這個事件的慘烈在於，幾十萬鋼鐵之師進攻手無寸鐵的示威的學生，在小平同志“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的命令下，使千百個學生市民慘死在槍口、慘死在坦克的履帶下。這個事件，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影響之大，隨着歷史的發展將日益顯現。

   六四事件，對於中國發展的進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場槍指揮黨的醜劇，再一次將主張理性和平地處理六四事件的總書記趕下台，並且一直將他軟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離開了人間，才不得不結束對總書記的軟禁生涯，踐踏黨章，踐踏國法，莫此為甚，在現代政治史上開創了一項新的吉尼斯記錄。

   六四事件後，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完全終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嚴重地惡化了中國社會的社會道德，腐敗分子彈冠相慶，從此，中國官場的腐敗如雨後春筍，如原上野草，陳希同，陳良宇，成克實，一群接着一群，一薦接着一薦，一代接着一代。大有燎原之勢。

   六四事件後，有一次李鵬同志接見海外人士，對方問及為什麼發生流血事件時，誠實的李鵬同志回答說，是因為中國沒有準備橡皮子彈。這真是絕妙的回答，是世界新聞史上的一次最誠實、最富有智慧的回答。

   但是，又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偉大的中國“沒有橡皮子彈”呢？李鵬總理沒有說。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橡膠不夠，因此才沒有生產橡皮子彈，才只好用真槍實彈！這得怪膠農不好，如果有了足夠多的橡膠，我們就可以用橡膠子彈打學生，橡膠子彈打不死人，它只是與大學生們玩玩遊戲，嚇唬他們一下；但也許是我們生產這種子彈的技術不夠，我們沒有及時地掌握生產橡皮子彈的技術。如果這樣，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應該負起六四殺死無辜市民和學生的責任來。由於你們的研究不及時，製造橡皮子彈的技術未過關，才迫使小平同志用真的子彈代替橡皮子彈，才造成了學生和市民的真實的死亡，影響了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形象。宋代的理學家們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對於八九六四事件來說，學生死亡事小，黨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鵬同志的回答似乎與小平同志的思想有距離。小平同志說，“我知道，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現在來更好，因為我們這些老同志還在，”他還說，他們這些老人有經驗，可以幫助處理學生們的事件。他是擔心他們這些老同志死光了，風波又來了，那就麻煩了。

因此，六四的悲劇，不是如李鵬同志所說的是橡膠子彈來不及製造的問題，而是鄧小平需要這樣的事件來威攝中國人的問題，不是如李鵬所說的是不得已而為之，而是有意製造這樣的事件，內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鎮壓自由化分子，並且是有意用這種殘忍的辦法來威攝天下、維持穩定。

   正如一位老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說的，“殺他個二十萬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萬學生，我有三百萬軍隊。”小平同志的指導思想其實也是這樣的。

   早在此次學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說，“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話來翻譯，那就是要敢於流血，不怕屠殺。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又一次說，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可見，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製造釀成的。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他的歷史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罷免不當。

   六四學潮的一個起因，是胡耀邦同志去世後人們對他的悼念。人們對他的悼念又是起因於他生前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對他的不當批判。悼念活動又遭到了鄧小平的壓制，壓制引起了抗議活動。抗議一步步升級，最終引起了天安門事件。

   胡耀邦曾經是黨的總書記，他發起了真理問題的大討論，大刀闊斧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幾十年中產生的無數冤民，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對學生和知識界採取比較寬鬆的政策。他逐步進行政治改革的方針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不是中央委員的鄧小平卻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認為胡應對一九八七年學潮負有責任。

   一九八七年，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家裡召開了決定黨的最高領導下台的會議，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員的老顧問們批判和罷免總書記胡耀邦。這樣做顯然是不符合黨章的，也不符合民意。

   在鄧小平看來，他是第二代領導的頭，他喜歡誰，就指定誰，不喜歡誰，就讓誰下台。然而，中國共產黨中央畢竟不是鄧家。罷免總書記是黨中央的事情，不是鄧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哪有什麼道理在你鄧家的客廳里召開，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鄧小平和薄一波們，有什麼資格對總書記說三道四？有什麼資格提出動議，參加意見？但是，在鄧小平薄一波等老人們的壓力下，胡耀邦黯然下台，二年後去世。全國人民自發地哀悼他，為他鳴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紀念活動，這正是民心黨心的反映。

   本來，鄧小平不是中央委員，無權干預黨中央書記的人選，更無權讓黨的總書記下台，但是，鄧小平自以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領導的頭，這反映了他的獨裁作風，違反了黨心民心，當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滿。

   六四事件開始起因於對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於鄧小平的太上皇作風，起因於對胡耀邦總書記罷免的程序不當，處理不當。如果實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事件的。

第二，這次事件開始後，鄧小平定性不當，激發了矛盾，擴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後，學生們先是參加悼念，離開了平靜的書桌，上街集會靜坐，此時，只要疏導、對話，完全可以平和地解決。而集會靜坐，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也是天賦的權利，是社會中的正常現象，沒有必要看得那麼嚴重。鄧小平本來不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只是軍隊的領導人，國家的事，由國家領導來管理；黨的事，由黨的領導來管理，年紀大了，而且沒有黨和國家的職務，你管好軍隊就是了。你卻越俎代庖，在家裡召開會議，定性學生的合法活動是動亂。動亂是大事，有秋後算賬的危險。他在家裡說的這一番激化矛盾的話被寫成了社論，四二六社論一發表，成了學生的動員令，激發了更大的示威遊行。遊行的規模更大，人數更多，情緒也更加激昂。

   從客觀的意義上說，本來，學潮已經快要熄火了，小平同志卻拿起芭蕉扇搧了兩下，一下把火搧旺了，變得難以控制。他實在是有責任的。

第三，他拒絕趙紫陽提出的理性和對話基礎上解決事件的正確方針，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斷惡化，學生和政府的情緒不斷對立

   鄧小平發表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時，趙紫陽正在朝鮮訪問。訪問回來後，他認為解決學潮要在法制、理性、對話的基礎上予以解決。而4•26社論不利於學潮的解決。在與費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民主黨派的一些人士也認為四二六社論定性不當，對解決學潮不利。

   座談會後，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說一句 ‘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里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張良編：《六四真相》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志。當晚，閻明復同志見過楊尚昆同志後告訴趙說，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這說明，鄧小平認為學潮是動亂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剛愎自用的，即使錯了，他也不會承認。就如他製造的56萬右派分子的偉大實踐直到他死也認為是正確的、必要的一樣。

   五月十八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為了能轉這個彎子，他表示由自己來承擔責任，要求向天下人說明，426社論雖然他當時在朝鮮訪問，國內是傳給他的，他是看過的，也是同意的。趙紫陽主動以國家社稷為念，主動要求承擔責任，平息學生情緒，理性處理學潮，本來這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仍然被鄧小平拒絕了。這樣，理性和平的解決學潮的路，再一次被鄧小平堵塞了。

第四，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總書記的正確意見，執意派軍隊進京，進行戒嚴，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決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劇是開了槍，死了人。並且造成了大規模的流血。而開槍殺人又與軍隊進城有關。本來，軍隊的責職是抵禦外來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更不是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的。就是如後來成為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也一再聲明，軍隊進城不是針對學生的，不是針對市民的，而是保護學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當的，軍隊入城就直接釀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來，天安門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決。在決定是否派軍隊的黨中央常委會上，趙紫陽和胡啟立反對，李鵬、姚依林支持，喬石中立。結果是二比二。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常委未能取得多數意見，應該由政治局討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政治局委員17人，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決定黨國大事。派專機接外地委員來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國是，更是題中之義。但是，最後由鄧小平一個人決定，調動軍隊，入城戒嚴。槍再一次指揮了黨，手握軍權的鄧小平，再一次決定了黨和國家的命運。

   派軍隊到北京，是由鄧小平一手作出的決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鄧家開了個常委會議。鄧小平不是常委，連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參加了在他家召開的中常委會議。楊尚昆也參加了。

   趙紫陽在匯報情況時，鄧很不耐煩。最後，鄧小平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以上引自趙紫陽回憶錄）並且由鄧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戒嚴事宜。

   在派軍隊戒嚴問題上，並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是，鄧雖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卻是最高決策者，並且一意孤行，拒絕各種正確的聲音。就在鄧家召開的中常委上，趙紫陽提出，派軍隊可能會對國家和黨造成嚴重的後果，請慎重討論。

   鄧小平表示，就這樣決定了。趙紫陽表示，他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

   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

   可見，派軍隊進城決定，主要是由鄧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絕了趙紫陽等人再三反對的情況下作出的。這次會議之後，全國有許多老同志，向中央發信，表示反對軍隊進城，要求中央正確對待學生，採取協商對話的辦法解決學潮。出於對黨和國家負責的精神，也希望鄧小平在歷史最後的關頭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趙紫陽摘錄了部分信件給鄧小平，希望他能認真考慮廣大幹部的意見，為事件的解決作再後的努力。信是這樣的：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但鄧未作答覆，決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見，鄧小平對這個歷史事件，是要負最主要的責任的。到了這一步，仍然存在通過人大進行解決的一絲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鑑於目前的嚴重局面，建議萬里同志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五月二十一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志，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覆。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但仍然是黨的總書記，他同意發電報，要萬里同志提前回國，商量國是。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復同志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只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這也不失為最後的辦法，也是趙紫陽為理性、平和地解決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採納，萬里回國後，也被鄧小平阻於上海。萬里喪失了自由，只有表態支持鄧小平的軍管決定後，才獲准回到北京。

      據說，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是否來北京，怎樣表態，都在鄧小平的控制之下。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人民的權力，在小平同志面前，是多麼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多麼地富有中國特色啊！中國人民幽默地說，人大代表們只是“啃啃雞腿拍拍手”，說得是多麼地逼真啊！

第五，最後由鄧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在六四凌晨軍隊會師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的意思很明白：格殺無論

   最後的軍隊進逼天安門的命令是由鄧小平和楊尚昆下的。

   趙紫陽拒絕軍隊入城。據有關報道，38軍軍長徐勤先接到帶兵進城的時候，他詢問軍委有關部門，進軍天安門的命令，是否有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答覆有鄧的簽字；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簽字，答覆有楊的簽字；又問，有沒有總書記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答覆說沒有他的簽字。後來徐勤先認為只有軍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黨的總書記都簽了字，他才能執行進軍的命令。

   可見，進軍令是鄧小平和楊尚昆簽發的。

   而所謂的不惜代價，就是可以開槍，可以掃射，可以射殺任何認為影響進軍天安門的人們。甚至可以掃射住在自己的住宅里的人們，因為有不少人在家裡被打死；甚至可以掃射搶救傷員的醫務工作者，因為有不少醫生在搶救中被打死。

   無論是悲劇還是慘劇，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釀成的。小平同志在錯誤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結果。中華許多優秀的兒女成了槍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國現代化陷入了專制化的泥淖，鄧小平則使自己成了歷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門事件中，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不是反革命，他們的靜坐是就是反革命暴亂。如果是反革命暴亂，那是暴力是否過份的問題，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亂，是人民行施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那就是對人民行施暴力的問題，那是違憲的行為。一個黨的軍委主席未經全國人大授權，有沒有權力派兵實行戒嚴？這又是一個問題。後者暫且不說，先說天安門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亂？

   第一，從北京全城參與的情況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亂。反革命部是一小撮。北京城裡當時參加遊行、支持學生的有數百萬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麼多人參加反革命暴亂。

   第二，從軍民魚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亂。據報道，軍隊進城的時候，天氣炎熱，北京城裡的男女老少一方面向部隊同志說明真相，勸阻解放軍不要入城，一面給他們送水送糧送毛巾，世界上那有這樣的反革命，那有這樣的暴徒？

   第三，從軍隊死亡情況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亂。

   據參加事件的軍官吳仁華着文說，軍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軍炮兵部隊有幾個戰士在翠微路不幸翻軍，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奪去了六個戰士的生命。這是戒嚴過程中的不幸事件。

   二十四集團軍有一戰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時間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後身亡。他的死，也與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無關。

   三十九軍政治部少校宣傳幹事於景祿換了便裝，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可能是想拍攝解放軍進軍天安門的全程錄像。但是，子彈沒有長眼睛，進軍天安門部隊戰士射出的子彈打中了於景祿，他中彈身亡。他中彈後由群眾抬着送到了醫院，不治而亡。還有幾位，也是在混亂中因各種原因死亡。

   吳仁華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隊，被六萬群眾圍在中間，群眾把十一個受傷的有病的官兵送到醫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是不會如此關心部隊官兵的身體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髮無傷。可見，天安門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亂，鄧小平實在是師出無名，開槍無名。

   後來，由小平同志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嚴肅的事實，不再像小平同志那樣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了。他倆都只是說，是六四風波了，既不稱暴亂，又不稱反革命，而只稱風波。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反革命暴亂”的罪名是根本莫須有的，對人民的屠殺是毫無理由的。

   歷史是一面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讓我們通過歷史的比較，來看看歷史人物處理類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小平同志與毛澤東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堅決鎮壓的態度遠遠超過毛澤東。

   鄧小平經歷過兩次天安門事件，對這兩次事件的態度迥然不同。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鳴的，而對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則是仇恨的，堅決鎮壓的。這兩次不同事件的鎮壓者，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態度與毛澤東的態度相比，鄧比毛更加殘酷，更加無情。其鎮壓的力度和嗜血性，鄧小平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更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馮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領袖。

   1976年清明，相當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文革的不滿，表達到四人幫和毛澤東本人的不滿。毛澤東知道，天安門事件對周恩來的悼念，其矛頭是對着他的。

   後來，悼念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發生了群眾掀汽車等事件。毛澤東發了火，說，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門，三是燒了汽車，說這是反革命性質的。他下令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群眾。但是，當時沒有發過一槍一彈，也沒有調動過一輛坦克。不是毛主席調不動坦克，毛主席像鄧小平一樣，也是中央軍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調動軍隊的，有能力比鄧小平調動更多的軍隊，他沒有調動，他不需要軍隊。在對外戰爭中，才需要動用軍隊呢。民眾在天安門廣場發點牢騷，是用不着荷槍實彈的軍人來介入的。四五運動中，毛澤東壓根兒沒有想到要動用野戰軍。

   同樣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就嚴厲多了。開始只有少數學生遊行，鄧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為動亂，大有秋後算賬的架勢。後來，學生不買他的賬，他不僅派了幾十萬野戰部隊，而且下達了“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廣場的命令。結果，在“不惜一切代價”的號令下，坦克碾過了年輕的身軀，槍口掃射了學生、居民、救援者甚至醫務工作者。

   小平曾經有句名言，“不怕流血”，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屠殺的潛台詞。結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兩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 年的春夏之間，春城無處不飛花，京城無處不流血。小平同志在向他選中的第四代領導人談話的時候，自稱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說自己“冒失地”到法國去，“ 冒失地”在百色發動起義，“冒失地”挺進大別山，這次又“冒失地”下令軍隊進北京，下令挺進天安門。在不怕青年學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說話，不怕歷史公正的審判這一點上，鄧小平超過了毛澤東，毛澤東相形見絀了。

   為什麼兩個類似的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如此不同呢？

   這是因為，四五事件，學生們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鄧運動的不滿，天安門事件對他有同情的一面，他處境不良，有學生同情他，對他是有利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他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學生對他戀棧專權是有批評的，他不面壁思過，反而認為矛頭是對準他的。當聽到陳希同政治局委員向他報告學生遊行有批評他的口號時，他就勃然變色。他老人家的權威是絕對不能挑戰的。因此，他對後一個天安門事件，採取的是堅決鎮壓的方針。

   同是鎮壓，毛澤東調動的是民兵，鄧小平調動的野戰部隊；毛澤東調動的只有千百人，鄧小平調動了幾十萬大軍；毛澤東使用的是木棍，鄧小平使用的是機槍和坦克。

   兩相比較，毛澤東還是土八路，出手留有餘地，鄧小平則現代化了，準備大規模殺戮。結果也大不相同，毛澤東鎮壓四五事件，沒有死人，只有傷者；鄧小平處理64事件，被槍殺者、坦克碾過者，官方至今諱莫如深，但通過海外報導及各種信息的綜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與華國鋒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小平同志是一意孤行，剛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處理四人幫事件後，華國鋒面臨着處理四五事件的緊迫任務。當年，毛澤東對四五天安門事件定性的時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華國鋒順應了民意，給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關押的人全部獲釋，定罪的全部平反。

   華國鋒作為一個黨和國家的領袖，表現了一種敢於負責、實事求是的精神，一種敢於自我批評的精神，一種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不僅是因為粉碎四人幫，他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的一頁，而且是敢於否定毛主席當年的結論，給全國人民心心牽掛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當然，這個事件的平反，是許多領導和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華國鋒支持平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志對於他所親自鎮壓的天安門事件，堅持不認錯，不平反，並且，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鎮壓。他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判刑七年，對黨的總書記趙紫陽非法關押了多年，並且由他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們一直將趙紫陽關押到死。

    當年，毛澤東對於與他一起在戰場上你死我活地搏鬥的國民黨死犯，可以進行特赦，而鄧小平則把全黨選舉產生的黨的總書記長期關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後，全國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緝、審判、槍斃的高潮，一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參加學潮的許多學生職工，有的不能畢業，有的找不到工作。鄧小平堅持的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實。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四五事件）的發生，他是高興的。對於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為了悼念一個領袖，都是在天安門，都是學生和市民進行和平的集會。然而，對於前者，鄧認為是革命的，後者則是反革命的，不僅是反革命的，還是暴亂性質的。小平同志是個善於察言觀色的人。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他寫信給毛澤東，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華國鋒粉碎四人邦後，鄧小平通過汪東興寫信給華國鋒，稱他為“英明領袖華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鄧小平經由汪東興轉給華國鋒一封信。信上說，“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一旦他掌了權，地位穩固後，他卻宣稱，華國鋒這個人很壞，堅持將他趕下台。華國鋒在小平同志的眼中，一會兒是英明領袖，一會兒是個很壞的人。他實在是個善變的機會主義者。中國古代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因此，也可以說，他是一位俊傑。

   不過，對於他做的事情，他總是一意孤行，從不認錯。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明明錯了，他硬頂着說是必要的，正確的。有三個黨員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大會，被他下令開除出黨。對於六四事件，他也冒着天下之大不諱，說什麼不怕天下人反對，堅持鎮壓是對的，並且無法無天地將黨的總書記隔離到去世。鄧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堅持着他的反右偉績，堅持着他指揮的天安門事件的正確和必要。與華國鋒相比，鄧小平是多麼地剛愎自用、多麼地獨斷專橫、多麼地殘酷無情啊！

   與國家主席楊尚昆相比，鄧堅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亂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楊則在暮年認識到六四事件是黨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張及早平反。

   楊尚昆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中，開始的立場是在理性處理和暴力處理之間擺動，對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在紀念五四的會議上、在亞行會議上提出的理性處理學潮的方針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後，當鄧小平斷然決定軍管時，他倒向了軍權在握的鄧的一邊。並且充當了鄧的鎮壓方針的實際操作者。對於六四事件的流血處理，楊尚昆是有歷史責任的。但是，他一開始就與鄧的暴力鎮壓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後來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後，鄧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對權勢漸大的楊家採取了果斷措施，剝奪了楊家相當一部分權力。這裡面的因素也許很複雜，他可能不希望楊家在軍隊中有太大的權力，過大的權力會挑戰他對軍隊的控制權；可能擔心自己死後楊家過大的軍權不利於樹立黨中央的權威。他自己多次演出過槍指揮黨的劇本，深知有槍就有草頭王的道理，對於軍權強大的楊家不得不有所提防，於是及早採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

   但是，對楊家的薄情，也不排除將楊家作為六四鎮壓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氣洞的心理動機。這與武則天重用酷吏來俊臣又把來俊臣作為替罪羊是一樣的。

   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這從他對曾慶紅和胡錦濤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楊多少可以暗示楊對六四流血事件負有責任，也多少讓六四運動的受害一方出一點怨氣。

   楊尚昆對六四事件看法的轉變的動因，一方面，對六四的處理，楊一開始就與鄧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楊家明顯地成了鄧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後就被鄧擲到了一邊。楊對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楊尚昆在晚年，對六四的流血處理方式是批評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場，也否定了鄧小平的處理方式。他在遺言中曾經說到，六四事件是黨的歷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這個事件必須早日平反。

   他曾說，他年紀大了，可能看不見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將來此案一定會是平反的。不管楊當初有多少過失，至少他最後認識到了當初暴力處理的失當，站到了歷史的正確的一方。而鄧小平則直到他死亡，一直堅持對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對於當年曾經充當過得力的助手的趙紫陽，他始終採取軟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后一直將光緒軟禁在贏台一樣。

   與馮國璋相比，小平同志鎮壓市民和學生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

   五四事件與六四事件有點相似，處理五四事件的是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處理六四事件的是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兩相比較，鄧小平與馮玉璋的處理方式大不一樣。

   五四事件運動時，北京的學生火燒了趙家樓，痛打了曹外長。從法制的角度講，學生中有些人獨犯了民國的法律。五四運動發生後，北大沒有讀過大學的哲學教授梁漱溟就提出，火燒民宅，毆打政府官員，這是觸犯法律的犯法行為。國家不能容忍某些人在革命的口號下違反法律，損害他人和國家的利益。他主張對犯法者懲治。但是，當時的民國總統馮國璋，這個軍人出身的總統，竟沒有對學生採取鎮壓措施。他沒有因此將五四學生運動說成是動亂，沒有說成是暴亂，更沒有說成是反革命暴亂。

   事件後，他派北京市長等人接見學生，勸說他們回校，但是沒有奏效。最後馮國璋親自會見了13個學生代表，並向學生承諾，政府不會做出違背中國利益的事情。他採用的是與學生對話的辦法。雖然，當時中國還沒有人權、對話這樣的概念，而且馮國璋是個粗人，他居然沒有像八九年中國官員那樣竭力迴避對話，更不像鄧小平躲在背後策劃派軍隊戒嚴。他還下令，釋放示威過程中與軍警發生衝突而逮捕的學生。現場一共扣留了三十二個學生，經陳獨秀，蔡元培等呼籲營救，第二天，這些學生全部平安回校，蔡元培率北大師長在門口列隊迎接。馮玉璋更沒有秋後算帳，馮國璋沒有在五四運動後在全國開展大清查，也沒有發表“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能有”的重要演講，沒有下令將參加運動的學生、市民、工人進行開除，判刑，行政處分等懲罰。

   與鄧小平相比，北洋軍出身的馮大總統是多麼地溫和、多麼地慈愛啊！是他沒有軍隊嗎？不是；他知道，國家外患內憂，青年的本意是愛國的，國家沉疴多年，積貧積弱，再也不能自我殘殺、自我摧殘了。

   與北洋政府總理段琪瑞相比，鄧小平對青年生命的看得輕如鴻毛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發生的北京女師大事件，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也很相似。但處理這兩個事件的領導人的態度也大相徑庭。學生生命的份量，在這兩個領導人身上，簡單有天壤之別。

   這一天，北京女師大等院校的學生在總理府前集會遊行，起因似乎是為山東青島問題，總理府衛隊擅自開了槍，死傷多人。魯迅的學生劉和珍、程德群等數十人中彈死亡。事件發生後，北洋政府的國會支持學生，反對對學生開槍；檢察院主持正義，認定遊行是學生的權利，開槍是錯誤的；全國的報紙也大都批評政府。

   總理段琪瑞的態度如何呢？他來到死難者中，對着死難學生長跪不起，向天下人謝罪。雖然不是他下令開的槍，但作為一國總理，他承擔了責任，並且真誠地有負罪感。

   段琪瑞頒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學子熱心愛國，血氣方剛，陡起填膺之憤，意氣所激，遂爾直前。揆其情跡，實有可原，特頒明令，優加慰恤。”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大輩子“不動搖”，直到臨終。

   他下令建立學生紀念碑，表示牢記歷史教訓；他撫恤死難者家屬，並告罪天下，從此終生吃素。他還解散了那一屆政府，表示了對人民和歷史是有擔當的。直到臨終，段琪瑞還談到那次流血事件。雖然不是他的責任，但是段琪瑞還是承擔了歷史的責任。段琪瑞對事件的處理是人道的，他領導的政府對這個事件的發生是敢於承擔責任的。對於這個事件的處理，他比立志要解放全人類的鄧小平同志要崇高得多，負責得多，也人道得多。

   小平同志則不同。他聲明，他不怕流血；他下令，野戰軍入城；他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他到死，沒有表示過一絲一毫的悔意。正如他將百萬人打成右派，從來沒有一絲一毫的悔意一樣。與段琪瑞不同，事件之後，他通緝運動的領導人，全國審判、關押、槍殺、行政處分了一大批人，一時間，全國一片白色恐怖。並且論功行賞，在“不惜一切代價”進軍天安門過程中表現積極的人，一個個彈冠相慶，一個升了官。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段琪瑞是痛惜青年的生命的，而鄧小平漠視生命，不怕流血。女師大事件後，段琪瑞長跪不起，終生吃素，臨終時還念念不忘。為了承擔責任，他辭去總理，解散政府，他對事件是負責的，對國家是負責的，對生命是敬畏的。小平同志則不同，六四事件後，他接見進軍天安門事件有功人員，大家飲酒慶功，按功論賞，一片歡欣氣象。他還發表重要談話，表示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

   段琪瑞這樣的北洋總理，在對學生的殘酷無情方面，怎麼能與鄧小平這樣的軍委主席比擬於萬一呢？一萬個段琪瑞，也不及一個不怕流血的鄧小平啊。

   從鎮壓的血腥性來說，鄧小平超過了沙皇。

   鄧小平鎮壓六四運動的殘酷性，不僅表現於屠殺現場，而且表現於事後的殘酷鎮壓。這方面，他遠遠超過了俄國沙皇對十二月黨人的運動。應該說，十二月黨人這些俄國青年知識分子發起了要求俄國進行政治改革的運動，與北京六四運動不一樣，改革現狀的願望要強烈得多。六四運動沒有政權欲望，只有學生對國家反對腐敗的訴求，只有國民對中國政治清明的良好願望。中國的學生們只是跪着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十二月黨人則要求沙皇改變農民政策，具有強烈的反對沙皇政策的色彩。即使是這樣，沙皇也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鎮壓。一八二五年七月十二日，沙皇下令，將彼斯特爾、雷列耶夫、謝爾蓋•穆拉維約夫、別斯土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處以絞刑。121名起義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鄧小平的處理則要殘忍百倍。他將沒有任何罪責的總書記罷免，並將他軟禁到死；他將同情六四運動的中央委員鮑彤逮捕，當有關方面調查後認為鮑不存在逮捕的理由時，鄧勃然大怒，將報告擲在地上，他認為不需要任何理由。結果，強行判了鮑同七年徒刑。

   鄧又在全國發起了殘酷的鎮壓運動，電視裡每天播送着通緝全國的幾十個學生領袖和知名人士。被判死刑、有期徒刑的人數相當不少。單是大連一個目擊者只是講述了學生死傷現場情況，就被以造謠罪判刑二十年。鄧小平還在全國發起了嚴厲的清查運動。許多人受到各種方式的處分，例如，行政處分。相當多的人因為參加或者同情六四運動，在畢業，工作，職稱，住房等方面加以壓制和刁難。

   中國當局不公布六四後清查的“成果”，被清查的人數其數相當可觀。因為只是筆者小小的一個單位，因六四而被清查的人數甚多，只有文革才可與之相比，處理人數之多，文革也未必超過它。當時，凡在運動中籤過名的，參加過遊行的，說過同情學生的話的，都要一一說清楚。清查中，有的機構解散（世界經濟導報），有的人員坐了牢，有的人員被開除，為數不少的人受到行政記大過之類各種不同的處分，更多的人作了檢查。

   筆者只是在聽到六四流血後寫了“哭愛國同胞血流大地，恨專制暴君無法無天”的對聯，就被行政記大過處分。並受到種種由此而起的附加處分。相比而言，沙皇沒有將鎮壓擴大化，更沒有進行全國性的大清查。與沙皇相比，在對待批評者的鎮壓的廣度和力度上，小平同志比沙皇走得更遠。他實在是比沙皇更大的沙皇。

   鎮壓的殘忍和規模，遠遠超過了蔣介石。

   鄧小平對待學生和民眾的態度，與被共產黨稱為獨夫民賊的蔣介石相比，又是如何呢？

蔣介石統治大陸的二十二年中，也處理過學生運動。比較大的事件有抗戰前夕發生的北京的一二九運動，有抗戰勝利後中共領導的反飢餓反內戰運動。這兩次運動中，都有大批學生參加。而且，在國民黨看來，背後都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是，蔣介石在處理這些運動中，沒有下令開過一次槍，沒有發射過一粒子彈，沒有一個人死亡。

以一二九運動為例，當時北平學生數千人在北京集會遊行，國民黨政府沒有人下令開槍鎮壓，更沒有實行戒嚴軍管，沒有開進坦克，沒有動刀動槍。只是用高壓水槍向學生噴射。這也是不好的。衝突中，有二三十名學生被捕，不久就被釋放。有一些學生受傷。一二九運動後，北平學生南下，上海學生也到南京聲援，也沒有發生流血事件。更沒有發起全國性的大逮捕、大清查運動。在鎮壓學生和民眾的殘忍性、規模上，小平同志遠遠超過蔣介石。蔣介石遠遠地落在了小平同志的後面。

   六四事件中的鄧小平，也超過了反右時代的自己，超過了1975年時下令向沙甸村開炮的自己=鄧小平自己也是不斷發展的。發展是硬道理，這個道理，對於鄧小平自己，似乎也很適用。他先是用右派分子帽子店鎮壓右派分子，再是運用大炮炮轟沙甸村鎮壓回民，將好端端的回民村莊用大炮夷平。最後，在北京下令用坦克的履帶和機槍向學生開火。他一路走來，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他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鎮壓起來，一次比一次更辣手。六四事件，終於達到了他對待民眾殘忍水平的最高峰。

    六四事件，坦克隆隆，槍聲陣陣，血染大地，古城驚魂。公主墳前，槍彈密密如焰火；木犀地畔，血痕灘灘如春花。即使是解放戰爭，國共雙方，陳兵百萬，也未有如此之流血。

五四運動時，北京青年上街，沒有流過一滴血；

   一二九運動，有催淚瓦斯，有冷水籠頭，但是，沒有動刀槍。一九二六年女師大事件，流了血，但未有如此之流血，而且沒有坦克，沒有機槍。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流了血，但是，沒有用槍，只用棍子，只有受傷，沒有死人。這些事件，與小平同志指揮的六四事件相比，都是小巫見大巫。

   六四事件，不一定是後無來者，至少是前無古人。蘇東坡曾經稱頌年輕有為的周公瑾，“羽扇綸巾，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小平同志也是大手筆，彈指間，三任黨的領導，無論是主席還是總書記，被他輕鬆地趕下台；談笑間，他自如地調動了幾十萬軍隊會師天安門；談笑間，指揮天安門戰役取得了偉大勝利。

學生們這些秀才娃娃，在小平同志親自指揮的鐵軍面前，血流滿地，死傷累累。可惜，小平同志的這一筆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曠世奇功，至今還沒有被中國那些善於寫偉人頌的時髦詩人用濃筆重墨形之於文字。這實在是太可惜了。有一個著名的詩人寫過鄧小平，似乎也沒有用大手筆歌頌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豐功偉績，這實在是抹殺了小平同志一生所做的一件偉大的業績了。

   這一豐功傳績也被他親自挑選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淡化了。本來，小平同志稱六四事件是反革命暴亂，自己是平暴的當代英雄。是他在危難之中，挽救了黨。但是，他的接班人卻淡淡地說，六四是一場風波。風波是個什麼東東呢？風波在魯迅先生的筆下，只是七斤搖船進城，被城裡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剪去了那根他看得重如泰山的辮子。剪掉一根辮子又不痛，又不癢。風波在小說家眼中，只是丈夫收到一個曖昧的手機，妻子與他鬧了點彆扭，撅起了小嘴。將偉大的六四事件，說成如七斤剪辮子、夫妻間誤會那樣的“風波”。這實在是對小平平暴這樣的偉大歷史功績淡化了。小平同志如果地下有知，他會拍案而起，說不定又會想到罷某個人的官了。

   風波論似乎有了點人情味，但是，卻陷入了邏輯的兩難境地。

   第一，如果這只是一場小風波，那麼，你就是否定了鄧小平生前對六四所下的政治結論。他明明說是反革命暴亂，你卻說成是風波。他明明是要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允許，你卻大事化小，風波論豈不將當年的暴亂分子說成是七斤式的人物而已。這是小平同志不能允許的，當年他對胡耀邦不反自由化也不能允許呢。他能允許你將反革命暴亂說成是風波嗎？而風波論者都是小平選中的接班人，這怎麼對得起他的指定之恩？

   第二，風波論也對不起那些共和國衛士，對不起那些鎮壓六四的有功升官之臣。他們當年“平暴”立了大功，二十年來，別的英雄模範總要反覆表揚，反覆出鏡。共和國衛士則一直藏在幕後。如今，你說成了風波，共和國衛士的稱號能否成立都有了問題。雞窩裡飛不出金鳳凰，小風波里難出大英雄。風波里怎麼湧現共和國衛士呢？鎮壓學生後有一批人升了官，原來是平暴有功升了官，如今說成了風波，能說他們是因為平定風波而升了官，風波論使他們功不着，理不直，至少是委屈了六四有功之臣。我想，李鵬和陳希同心裡就不痛快。

   第三，既然只是風波，你就要給“風波”中的殉難者、坐牢者、受懲罰者有個說法。六四事件既然只是風波，風波的參加者怎麼就成了罪犯了呢？怎麼就可以輕易剝奪他們的生命權呢？怎麼可以用坦克碾過他們的身體呢？怎麼可以向着他們開槍了呢？如果是風波，該平反的要平反，該昭雪的要昭雪。不能一邊說是風波，一邊又將風波中的死難者說成是暴徒，或者一邊說是風波，一邊又當作暴徒來處理。這樣做，你怎麼自圓其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