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對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台灣警備總司令彭孟緝說  

    從民國成立到抗戰結束，這段亂世，恰是中國學術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其偉大輝煌堪比戰國春秋時的百家爭鳴。生逢“世界大戰者二”的陳寅恪，原抱定“河汾之志”，為民族培養一批優秀學子，爾後通過他們濟世救民，改變世道人心。但他的願望顯然破滅，從而使得陳寅恪對當代人的影響也被一筆勾銷。 
　　陳寅恪在生命的最後20年，一直擔心“以夷變夏”。他在晚年的“發覆”之作《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中，又心存另外一份的清醒：歷史之變，文化和文明的血脈凶多吉少。陳氏認為，“無自由之思想，便無優美之文學”。如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又，暮齒之年，臏足眼瞽的陳寅恪，以皇皇80萬言長篇大論，追述明末清初一個“出於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的柳如是，並為這位“被污辱與損害”的一代奇女子立傳。陳氏這樣做的目的很清楚，這便是“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用心之良苦，可感日月。 
　　然而，陳寅恪不幸生在一個“獨立”與“自由”說來容易，做起來卻是難上加難的時代。尤其是陳寅恪生命的晚年，過得相當孤獨與哀憤。“文革”爆發後，其一生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革命者”們開批鬥大會的口實。被譽為“三百年來僅此一人”的史學大師陳寅恪，作為“國家的敵人”被打翻在地，並遭到“國家的主人”們人格的污辱，精神的摧殘和肉身上的折磨與蹂躪。臨死前，老朽之軀渾身上下被貼滿了大字報，繼而被趕出中山大學居住了多年的康樂園一號樓，進入一所四面透風、搖搖欲墜的平房存身。歷史的無情在於，這個時候的陳寅恪已被折磨得說不出話，身體虛弱得進一點流食都很困難，但“革命者”仍逼其交代問題，直至淚盡血泣，齎志以歿。這個悲愴結局，倒也應了曹公雪芹大師那“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預言。 

　   遙想當年，王國維自殺後，有人給他寫悼詞、輓聯、紀念碑；傅斯年在台灣大學校長任上撒手人寰時，有學生衝擊議會廳為老校長討公道，另有隆重的紀念活動與傅園、傅鍾以茲紀念。可是陳寅格先生呢？經過“革命”洗禮，連他自己的學生都背叛了他。一個一生都抱定“河汾之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竟落得如此淒涼結局，實在令人扼腕。或許，從陳寅恪的生命歷程與政治遭際的夾縫中，我們可找到“大師之後再無大師”的一絲印痕與緣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