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索安是真是假？

  很久以前看到过、听说过这个名字。那大概是几十年前吧？那时“知青”这一代还没有像当前这样在生理上渐渐销声匿迹；“知青”们返城后成为中国大陆“后文革时代”社会上的主力军。傅索安这个名字先是一部名为《狂花凋落》（现在网上仍可查到，作者东方明）的长篇小说问世后进入人们视野的；因此对这个人物的真假众说纷纭。我现在猜，即便有这个人，小说所说的绝大部分只不过是些杜撰。说老实话，《狂花凋落》我都没看过，对此人也不甚关注。可我为什么又提起她呢？唉，我也曾是个“知青”；“文革”开始的那年我不到13岁……

  简介以下网上查到傅索安的资料：

  她(1949.6.5------1974.4.13)出生于天津市。1966年“文革”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一学生，曾经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后来去黑龙江省插队落户成为一名“知青”。

  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科研单位的英文翻译。据说她长得很漂亮。1966年“文革”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个活跃分子。“文革”后她积极参加“文革”，并于1966年8月18日成为毛泽东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她到内蒙古距中苏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的奇玛村插队落户。

  傅索安“插队”后的事情似乎就有了文学色彩。她所在的奇玛村与鲍家庄相距四华里。1958年，两村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合修一个小水库。水库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修造，两村根据土地面积、人口数量按比例出劳动力。两年后，水库修成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在蓄水量有限，不能满足两个生产队土地的灌溉量时库水如何分配。再有就是水库每年的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如何分摊。为此傅索安挑起两村之间的械斗；鲍家庄生产队员5人被殴伤。

  几天后，前来的工作组来调查，认定傅索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在工作组组织的揭发批斗中鲍家庄的人们以暴力教训“黑手”们，傅索安因是“首犯”被打得头破血流。傅索安觉的工作组要拿她开刀，于是几天后她逃离了奇玛村，越过中苏边境叛逃。

  下面的发生在傅索安身上的事情应该纯属杜撰。1968年她叛逃苏联后惊动了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苏联，傅索安经受了站刑、电刑、灯刑、死刑及种种人身污辱之后，被送往特维尔谍报学校接受训练，成为KGB。她参与过震惊世界的“东京谋杀”，为执行苏共的绝密计划，潜伏台湾，她还亲眼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叛逃的三叉戟飞机坠毁现场，克格勃专家割下林彪和叶群的头颅，放进沸水中煮。1974年4月13日，身患肝病的傅索安在病房中自缢身亡。死前，她割破腕部静脉，在墙上用鲜血写下了一个大字“悔”。

  “知青”年代早已时过境迁，我为什么还要拿傅索安说事儿呢？况且这很可能就是个故意渲染的故事。但不管怎么说，黑龙江省的“知青”叛逃苏联是确有其事。据说在1970年代初，黑龙江省军垦农场中发生了一起“知青”叛逃事件。有个男“知青”因和连队干部发生矛盾叛逃苏联。他所在连队就在边境边上，当时是严冬，所以他叛逃很容易就跑过了江。

  他从冰上过了江就被苏联边防部队逮捕，并交给KGB审讯。人家对中国边境上解放军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就在这个时候，苏联边防军有条军犬走失。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军犬竟然跑到江对岸的中国领土上。中国边防军抓住了这条狗，并从脖索上辨认出这是苏军的军犬，于是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苏方要求中方交还这条军犬，并愿意用刚刚叛逃苏联的这名“知青”交换。就这样，这名叛逃的男“知青”被交换了回来。他被公审后枪毙。我相信这事件是真实的。

  我所在农场在小兴安岭脚下；每年夏天都要组织武装护林队进山训练。记的好像是1972年，农场武装护林队似乎在林中发现持枪者向他们射击。顿时护林队都下马开枪乱射。可打了一阵后就不知该怎么办了。于是又调来解放军进行搜索，但什么也没发现。人们猜测是碰到了“苏修特务”，也就是叛逃的“知青”又被派回中国这边进行破坏活动。

  叛逃苏联的“知青”被派回来当特务这事儿在黑龙江“知青”中广为流传（《狂花凋落》这部小说还真有点事实基础）。当年兴安岭年年春季都会发生森林火灾，附近农场的“知青”都要组织进山打火队去救火。我们有一次进山打火走得很远，都到了边境检查站。我记的，检查站里有几十个叛逃苏联的“知青”照片。我们还在上面查找是否有我们连队的北京“知青”。那几块料原来就都是北京小痞子，来农场一两年后就长期脱离农场，听说在社会上干黑社会的勾当。大家认为他们还真没准会叛逃苏联。其实我内心深处不由得有点佩服他们的反叛精神。咱当时就不敢，老老实实农场熬内心钝痛的日子。

  回想农场当“知青”的日子，可以说就一个“熬”字。我敢说，凡是“知青”，到农村很快就知道什么是现实。我在农场早就知道当地的干部们的权力腐败；那可是“文革”的1970年代初啊。绝大部分基层干部文化水平极低，可在思想意识里对权力是极其崇拜的。他们肆无忌惮的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欺上瞒下；当时行贿受贿已经非常普遍，只是大家生活水平极其低下，无法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叫我说，当今中国大陆的官吏阶层的权力腐败并非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了，权力的腐败便有了更多的物质基础。

  我记的那时当地干部在背地里管我们北京来的“知青”叫“二劳改”。他们不无得意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么做就对了；他们城里人就得接受咱们的再教育，让他们到咱们这穷地方好好改造思想”。在农场，“知青”想入团入党，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那就得和当地干部“搞好关系”；那还不是行贿和溜须拍马那套？

  当时像我这样“出身”糟糕的主儿还轮不上给干部行贿和溜须拍马呢。我们是“下等人”，任何有关政治权利上的事情都被垫底；也就是说只能“灰溜溜”地活着。我父母是知识分子，我想通过转走离开农场比登天还难。所以直到1979年初“知青”大批返城之时我才离开。想想看，我16岁到26岁，人生最宝贵的岁月就是在农场这样“熬”过的。那时内心就是绝望二字；现在想起那铅色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

  我认为毛泽东到了晚年心理越来越病态，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也越来越缺乏了解（照现在的说法叫“丝毫不接地气”），脱离实际。他自以为上帝，通过幻觉“领导”着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革命”。他的一大特点是反智，相信着简单地“洗脑”能“教育好人民”。其实他这套东西在“文革”前就已经大张旗鼓地搞了，“文革”时登峰造极。

  说到傅索安，我认为如果有其人，想必就是被毛“洗脑”后走火入魔——成为一个没什么理性的“毛教徒”。前边傅索安简介中，她在“插队”时挑动村里人和邻村的人械斗那一幕我是相信的；因为我有个亲戚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毛教徒”。我这个亲戚在“文革”开始时也是个高一的学生（当时17岁）。他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文革”前就在“学习雷锋”中成为一个非常激进的年轻人。他无比的艰苦朴素，自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但在“文革”之初他却很失落，因为“出身”不好，他被排斥出红卫兵组织。“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他积极报名去内蒙“插队”。他去的时候当地正在“挖肃‘内人党’”；于是他疯狂地介入当地政治运动，在审查“内人党”时疯狂殴打被怀疑是“内人党”成员的村民们。

  然而很快内蒙古“清查‘内人党’运动”被宣告“搞错了”。此君立即被村子里挨整的那一派人“揪斗”。至此他便心灰意冷。恰巧此时他父母有个解放军里当中级军官的亲戚（属于军队老革命进城娶了“革命”女学生）；当时那中级军官正好在地方上“支左”，于是他转到亲戚“支左”的农村过渡一下，过了两年他便“走后门”成为“工农兵学员”。

  此后，我们这位“激进人士”来个180度大转弯，再也不“革命”了，三年大学毕业后又“走后门”进了国家机关当“机关炮（泡）”，成天就知道“拉关系”，浑浑噩噩地混。虽然一直“混”得不怎么样（他总想出人头地），倒也还“滋润”。现在他早已退休，只不过还有件让他烦心的事儿，就是他无端地占据父母过世后的房产，弟弟和妹妹都没分儿，长期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弟弟和妹妹只能把他告上法院。作为遗产的房产官司让他烦恼；他口口声声房产就应该全部属于他。

  呵呵，他是怎样从“共产主义事业可靠接班人”蜕变为一个市井无赖的？咳，他这样从小被“洗脑”得很彻底的人从来就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境界。他当然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