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宿舍里……

  转眼是我们“六九届”“上山下乡”50周年的日子了。“六九届”就是“文革”开始的1966年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在北京。我们先是“停课闹革命”在街头晃悠了一年半；而后又“复课闹革命”就近进了中学（大概在1967年底）。在中学里瞎胡闹了一年多便在1969年九月去黑龙江的“北大荒”“上山下乡”（一小部分去了内蒙和云南），我们北京的“六九届”属于“一片红”——一个不留，全部当“知青”，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在那“广阔天地”待了9年多，1979年初才一无所有地回到北京，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现在我早已年过花甲。似乎该说点儿什么？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就是当年在青年集体宿舍里的些荒唐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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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冬的一天傍晚，一傻小子喝多了从连队酒坊里偷来的酒，正在大通铺上迷糊，觉的有些人在吵吵嚷嚷。定睛一看是宿舍里的人们正在商量如何杀死一只刚偷来的大花猫。他们把猫吊在门框上，结果猫挣断了绳子。哥儿几个抓着这猫，不知该用什么法子结束其生命。大花猫发出很瘆人的声音，大概预感到了死到临头。

  这时傻小子晃悠着过来，“我来。”他拎着猫脖子上的皮，轻轻把它放在地上，伸手告诉周围的人，“把那把木匠斧子递给我。”他一手拿着斧子，一手轻轻抚摸着猫，突然手起斧落。猫头一下子飞到了大通铺的里边。猫瞬间一动不动了。宿舍里的人们都狂笑。猫后来经过红烧被宿舍里的人们吃掉。坏小子们很快忘了此事。

  早春时连队里重新安排宿舍，原来的男宿舍给女青年住。男青年搬走后，他们站在新的宿舍前看着女青年们打扫男青年搬出去的宿舍，并忙着往里搬行李。忽然一群女孩子惊叫着夺门而出。一打听，原来打扫卫生时从大通铺下扫出一个干瘪的猫头，样子很狰狞。

  自从辽宁省那边的“盲流”在山边建了屯子后（老农民生活实在艰难，自发地偷偷跑到黑龙江“北大荒”各个农场边上自己建立屯子开荒种地。当时称他们为“盲流”），那些“盲流子”有时夜里路过连队会进来讨点吃的东西。一个夏天的深夜，一“盲流子”进了一男青年宿舍。

  “有吃的吗？”那汉子怯生生地问。

  有个人正好醒了，“吃你妈了逼。”说着顺手从大通铺下绰起一只鞋子砍过去，正打在那汉子的头上。他慌忙退了出去。

  下一幕在女青年宿舍上演。那汉子悄悄推开门，灯光下只看见两边的大通铺都挂着蚊帐，女青年们在睡觉。他不会知道是女宿舍，自己靠在大通铺不知该怎么开口。忽然几个在晒粮场干活的女青年下夜班，她们进门一看，怎么，宿舍里有个老农民！顿时惊叫。那汉子夺路而逃，外边“咚咚咚”的飞奔声远去；嗯，是用后脚跟着地跑的。

  这时宿舍里的蚊帐内都钻出了脑袋，女孩子们叽叽喳喳，说“太吓人了”。原来很多人在汉子进来时就都醒了，但谁也不敢出声。

  早上的时候这事儿传到男宿舍。有位上海男“知青”的妹妹正好在那个女宿舍住。他直摇头，“如果那‘盲流子’起了歹心，我看那帮女的谁也不敢动。我妹妹也在那宿舍住，太危险了。”

  夜里拿鞋砍“盲流子”的主儿嬉笑着说：“那汉子也许正好掀开你妹妹的蚊帐。他一看，哈，这不是超级大白薯吗，上来就一口。”他在嘲笑那上海“知青”的妹妹很难看。满宿舍的人都忍俊不禁。

  夏天铲地的时候，如果距离连队宿舍近，午饭后会在宿舍里休息一会儿。大家都趁此机会睡会儿。当大家正要睡着时，忽然从角落里响起很响的鼾声。那时一位总被同宿舍的人们嘲弄的一主儿。人们七嘴八舌地吆喝着打呼噜的人“闭嘴”，并同时从地上捡起几只鞋子仍过去，但无效，而且呼噜声更响。

  这时一嘎小子诡秘地一笑，说“看我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捡起“毒气弹”。那是一个碗扣在另一个搪瓷碗上。搪瓷碗里有一点极臭的汤。讲讲来历吧。一个星期前食堂卖炖老母猪肉。连队里有头年老的老母猪不能再生育，于是杀了炖肉“犒赏”干活的人们。“知青”们平日可是很少见到油水的，可老母猪肉实在腥臊，还特别老。那小伙子们还是买来大吃特吃。某君买得太多，吃不下便放在窗台上，没想到一两天后竟发臭。他咒骂着把肉倒掉；但碗也不洗就扔在门口。因为太臭，抱怨者又在上面扣上另一个碗。想想吧，几天后这“毒气弹”的威力该有多大。

  这嘎小子来到门边，轻轻把扣在搪瓷碗上的碗拿开，屏住呼吸端起搪瓷碗，悄悄地走到宿舍的角落，说一声“尝尝‘毒气弹’吧”，就把碗往打呼噜者脸上扣去。说时迟那时快，那打呼噜者突然坐了起来，张嘴就咬！大概因为他高度近视吧，看不清眼前的碗；他一下子咬住了碗边，碗“咔咔”地掉瓷。

  这真有些意外，嘎小子吓了一大跳，一松手，碗便掉在地上。打呼噜者面目可怖，脸上有几滴碗里的臭汤。他用手一擦，闻到了“毒气”，大叫一声“臭死我了”。跟着他蹦下了大通铺，走了两步，“哇”的一家伙呕吐起来。他抢上一步，抱住嘎小子就要往他身上呕吐。吓得嘎小子大喊“CNM，CNM”，挣脱了便飞逃出宿舍。打呼噜者跌跌撞撞追到门口，扶着门框不断地呕吐，宿舍里的人们见状无不前仰后合。

  那天中午是谁也没睡成午觉。

  人们常说“酒后无德”，醉了往往会情绪失控，举止可笑。某个晚上宿舍里某君又喝醉了。他先是“豪言壮语”，而后是“胡言乱语”。接下来“骑马”。他跨上一食堂的条凳，说是“战马”；然后用根绳子拴在条凳的一头，并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他就这样骑着“马”在宿舍里乱转。

  他一边“骑马”一边发烟。宿舍里的人们每人都发到；而且他是一圈圈的发。宿舍里的人如果告诉他“你已经发给我了”，他便说“再来一颗”。很快，宿舍里的人们手上都拿了好几颗烟，连两个耳朵也夹上了烟。

  他闹腾得实在太厉害了，大伙合力把他按倒在大通铺上，脱去衣服，塞进被窝。精疲力尽的他终于昏睡过去，开始“不言不语”。

  第二天宿舍的人们看他醒来，便说他头天晚上“骑马”发烟的事儿。这小子完全“断片”了，当时干的事情一点印象都没有。这时他的好友叹口气，笑道：“哎，我的两条烟都让你给发光了。”这家伙，醉了居然“借花献佛”。

  一北京“知青”冬天回家探亲后返回农场。他知道在农场宿舍里的人们多么想吃点好嚼鼓

（就是好吃的）。带什么回去才能满足那帮“恶狼”呢？他买来四斤干辣椒油炸了，撒上盐，碾碎，装在两个旧的装饼干的铁盒子里。他想“辣死那帮馋鬼”。

  回到连队果不其然，宿舍里的小子们抢先打开他的手提包，把两个饼干盒子拿出来立即打开。哈，炸辣椒！臭小子们纷纷跑向食堂，各买几个馒头回来，忙不迭地把手伸到铁盒子里抓出炸辣椒夹馒头，一个个狼吞虎咽。很快，两大铁盒子炸辣椒见了底。臭小子们吃完馒头夹炸辣椒，满头汗地坐在大通铺上，每人都不停的打嗝，使劲喝凉水。

  带炸辣椒的“知青”感叹宿舍里的人们的“战斗力”；忽然，他想起自己还带了两大包味精。他赶紧翻手提包，味精早不翼而飞，被宿舍里吃炸辣椒没吃过瘾的“知青”们夹馒头吃光啦。

  在农场，“知青”们最盼望的就是能有顿好吃的；可是食堂好像永远是菜汤和馒头。有次食堂管理员从县城里买来几百条咸鱼。嘿嘿，终于要改善生活了。那天晚上食堂买蒸好的咸鱼，每人一条。那咸鱼也就是用清水泡了一天就上屉蒸了。

  鱼咸呀！可宿舍每个人还是把半斤一条的咸鱼都吃了，毕竟是肉啊。吃完很快就叫渴。从井里打来水一缸子一缸子地灌。每个人都喝的肚子“咣咣”响，可还是渴，跟着就是撒尿；接下来又喝水。就这样整个晚上都是不停的喝水和上厕所撒尿，一直到睡觉。

  那一夜宿舍的人们都是不断地起来撒尿；一夜都没怎么睡好。有人居然尿了床。

  食堂也曾从县城买来过大量的臭豆腐。那也是“美味佳肴”。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食堂都卖臭豆腐。宿舍的人们买来夹馒头吃。吃完之后就用臭嘴互相哈，看谁的嘴更臭。一个个笑嘻嘻，说“没有最臭，只有更臭”。

  连队里曾有位主管连长，“知青”们对他印象很好，主要是他同情“知青”。宿舍里的坏小子们有时会偷鸡摸鸭。一天几个家伙正在宿舍里将偷来的鸡杀了拔毛。在大通铺上围着几个脸盆七手八脚地清洗。忽然门打开了，这位主管连长走了进来。他见状一愣，几个正在收拾鸡的坏小子也一愣。只见他头一抬看着天花板说：“哎呀，这顶篷也该修理一下了。”说罢转身走了。想想看，宿舍里的坏小子们对这位主管连长该是什么印象？

  可是这位主管连长因“纵容‘知青’当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被贬了（其实是被排挤），调到另外一个农场。他临走前的那段时间已没什么事干，一次郁闷的他到各个宿舍里溜达，看一看。在一男青年宿舍他看见几个人正在打扑克牌赌烟卷，便上前喝道：“看见我来了怎么还赌哪？”

  那几个人知道他已无权了，便笑嘻嘻地说：“你还赌呢。”是的，大家都知道他也时不时的在家里凑上个牌桌打扑克赌烟卷。他顿时语塞。那几人笑道：“老连长，你也来玩儿两把吧，过过瘾。”他叹口气，接过牌说：“别给我乱说去，临走我可不想再惹麻烦。”说罢，抽着烟，端起牌认真地甩起来。

  宿舍里的男“知青”是性饥渴的。晚上睡觉时总会有人说些老掉牙的色情笑话。这种笑话说第二遍就已经很无趣。一天晚上有一小子说他看见过“操逼”；顿时，大家都来了精神。他说“上山下乡”前，他住的四合院里有对新人刚结婚搬进来。夜里男孩子们偷偷地爬到小两口住的对面房顶上望人家屋子里看。小两口住的屋子的窗子下边是有窗帘挡着的，可上边没有，隔着纱窗能看见里边小两口做爱，因为他们开着灯在床上快活。

  “那逼什么样啊？”宿舍里的人们好奇地问。说故事者沉吟了一下说：“太远，看不清。大概有一颗烟那么长。”

  剩下的只能由宿舍里的人们想象了。最后有人坏笑，嚷道：“房顶都让你们丫趴房上的主儿给捅成蜂窝煤了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宿舍里的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美国的高速公路什么样。后来大家统一了一个认识：高速公路是单向行驶的。“那有的车开得慢，有的车开得快，这怎么办？”

  是啊，这怎么办？大家虽然认同高速公路单向行驶，但对高速公路有几条并行线没概念。某君想象道：“这容易。高速公路每走一阵子，在道边就会有个专门吊车的起重机；开得慢的车在这里就会被吊起来，让后面的车子通过；然后把这开得慢的车放在最后。”好，大家又统一了认识。

  下边宿舍人们的想象是这样的：中国进入联合国后，黄华坐的红旗车因为开得慢，总被吊起来往后放。这让黄华觉得有损国格。他使劲打司机；结果黄华的胳膊抡肿了，而司机的头上全是大大小小像土豆一样的包。可是，红旗车就是开得冒了黑烟也开不快。

  后来中国的汽车厂悄悄地给红旗车装了十八个气缸，然而还是开不快。最终，红旗车装了日本人制造的发动机，这红旗车才开得快起来。

  别笑话啊。我们那会儿怎么会对西方社会有认识？听说美国普通人开车上班还认为是吹牛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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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多好多当年宿舍里的场景，很多情况下自己是恶作剧的主角；就到此为止吧。反正我们当年是“知青”的时候就这德性。我们这些“六九届”啊，有什么知识？所以我坚持将“知青”加上引号，因为当年我们很愚昧。在那个反智的年代不就是宣扬粗野吗？

  我是非常幸运的。1980年考上大学，1984年被分在国家机关当公务员。如果不是出国混日子，我可能已经在国内退休，满脑子“义和团”情结。

  出国我绝对不后悔，知道了什么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