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干校杂记(十四)
十四、後记
屈指算来,学部下干校至今已四十四年。对五七干校到底该如何定论?笔者认为不仅是劳民伤财,更多的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且不论“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否荒谬,这些人绝大多数并没有跟当地农民相处,再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通过劳动锻炼能够改造人,可实践证明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近日笔者打电话给当年同住一室的陈长源阿姨,问她在干校的那些日子都想些什么。她说每天都盼望回北京,哪怕早一天都好。这就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杨绛先生于1970年底听说钱锺书先生要提前调回北京,是那么高兴。可後来得知这是误传,又极为失落。杨先生坦承:“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学部从1969年11月先遣队下干校,到1970年8月上旬,学员先後分四批到达,共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不包括家属和知识青年)。„„到了息县,干校的校址只是八千亩平川,其余一无所有„„ 要说学部下放人员在此期间还创造了一些物质财富,当数人们辛辛苦苦在东岳盖的那些席棚和土坯房。可这些房子在1971年4月4日我们搬迁到明港之後不久,就被当地农民拆得一干二净,干校学员近一年半的血汗付之东流。农民为何敢哄抢干校财产?估计是因为这些财产归属不明,而农民又实在太穷,且缺乏法制观念。据说当时中央把这个干校交给了河南,河南交给了信阳,信阳交给了息县。到底由谁来接收,并不明确。
自从学部下干校,一直有个说法:这个单位迟早要解散。人们为此忧心忡忡,纷纷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这不奇怪,当时最高层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换句话说,连大学都不需要文科了,学部这个纯文科研究机构的下场可想而知。幸好当时的总理是个明白人,知道学部这个单位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文科学者、研究人员,一旦散掉就再也收不拢了。他决定将连锅端下放的学部,再连锅端回到北京,结束了这场莫名其妙的折腾。
1972年10月,学部全体人员从干校返回北京。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损失还是实实在在造成了。一些人在过度劳累中死去。所有研究人员在此期间荒废了业务,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些1964年进学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了之後先是搞“四清”,紧接着就是1966年“文革”,1969年下干校,直到1976年才开始搞研究。这一耽误就是十几年,浪费了大好光阴。
有的研究所下干校时把图书馆的书扎成一捆一捆地带下去,直到人员返回北京两年後,才把图书运回。一些珍贵的图书资料经过这一折腾,损失不小。
我家下干校前把房子退了,回到北京後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在大院一号楼四层,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很多空书架。那些高大的墨绿色铁书架不知是哪个所图书馆的,扔在过道里没人管。刚从干校回来的人们普遍缺少家具,于是偷偷把那些铁书架搬到家里用。说不清这是借还是偷,反正家家都那么干,法不责众。我和哥哥两人一个晚上就搬回来三个。同住在八号楼二层的顾准伯伯也用这种铁书架放书。就连住在七号楼一层的钱锺书先生家里,两面墙壁摆的都是这种借用的铁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