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6）：平地风波

贺长文

站在蒙古包门外，没有了昨晚的新鲜感，空旷的草原上看不到人，黄土高原上的青草似乎也愿意睡懒觉。夹带着草味儿的晨风飘过，吹凉了我的心。

待到太阳升起，其他人都起了床，大地开始复苏。昨天相互还很陌生的我们开始了交流。 知青中除了周钟林和赵全明以外我谁也不认识，没有必要我便不多说话，可即使这样也没有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

我从没见过虱子，只是听说过，与牧民接触後便心存恐惧。这几天出汗，一身土，很想洗澡洗衣服。这一点我们蒙古包的知青都有同感。草原的井水特别的凉，中午太阳暴晒，很热，正好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我从食堂打了一盆热水到井边冲洗。这时一个蒙古族小伙儿单木登，走过来看我们冲澡，说自己从没有这么洗过。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却引来其他人的不满。有人嘟嘟囔囔。到了傍晚突然得到知青要开会的通知。我开始还以为这是生产队领导召集的会议，到了会场才知道是知青自己组织的。唉，学生中总有积极的，20多个知青不能没有头儿，一个新的领导核心或许正在酝酿形成。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的内容竟是专门针对我们中午井边擦澡行为的。比较成熟的知青看问题尖锐，批评我们嫌弃贫下中牧，说洗澡这件事会在贫下中牧社员中造成不良的影响。虱子是革命虫，来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就不能怕革命虫。

我不会轻易认错，没有与她们辩论。来草原接受再教育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说实话我没看上她们这种革命热情，可初来乍到还没有参加劳动就脱离了知青群体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这事儿让我难以接受。後来有人说，从阿巴嘎旗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我头戴一顶八角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有些与众不同（也有人说是因为我穿了一件在校打排球时穿的红色短袖运动衫），让有崇高革命理想的女知青们看不惯，产生成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蒙古包的两位年轻人抽烟，被其他知青看成是社会上的混混，牵连着我们被当成是同“类”人，受到鄙视。

知青们在大队部住的几天，我们每天都下到各个浩特里去参观，见见牧民，熟悉大队的全貌。这既是我们的愿望，也是社员的希望。毕竟浩特里还有老人小孩，几十里远的路，他们来生产队队部一趟不容易。做这种决定也可能是领导班子还没想好如何安排这20余名劳力。老领导靠边站了，新组建的领导班子运转还不大灵光，最後确定我们干脆先到浩特里住一个星期，深入体验牧民的生活，参与牧民的生产活动。在搬家前的那天傍晚，我们从食堂回蒙古包途中，看见有位女生在洗头。想起前两天的知青会赵全明嘟囔了一句：“你也洗头啊？”声音不大低头洗发的女生却听清了。她头也没抬，回了一句：“再不洗，该成疯子了。”

“你就是个疯子！”

赵全明反应真快，带着怨气回了一句。这位女生也没再吭声。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下乡才几天，对话没两句，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下浩特体验生活开始，我们的蒙古包与女知青的蒙古包再也没有碰过面。

文革的大字报中常用来形容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一句话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虽不愿与任何人发生矛盾，可不顺心的事连续发生。体验生活一周後回到大队部又出了新的状况，令我十分不爽。

从浩特体验生活回来我到堆放行李的平房里取相册，一眼就发现牛皮箱的位置变了，正面三个锁中右边的锁撞坏了，是硬伤。这只牛皮箱是我家当时最好的箱子，临行前爸爸做了个麻布罩就是为了保护它。谁干的，碰坏了也不说一声？可能是刚下乡那几天还不适应，心中憋着的火顿时燃起，真想干上一架才舒服。跟谁干架呢？没对象。其实从小到大我没跟人动过手，从没打过架，甚至没与人争吵过。这时真要打起来心也发虚。可刚到生产队就撞上这倒霉的事，吃了亏还不知道是谁干的，真够晦气的，不嚷嚷两句，心气难顺。这荒芜之地到哪儿去找人修箱子呢？真是束手无策啊。我很无奈。移开其他人的行李箱，打开左边和中间的锁，开箱翻找相册。大概是我的声音过大，惊动了住在隔壁的知青。赵健走了进来，站在门口，看了片刻，说：“是我弄的。”这是我们头一次见面。我一时竟没反应过来，反而不知如何回答。算了吧，刚还在气头上的我这时反倒大度起来。让他修吧，茫茫草原也不知到哪儿去修？将箱子运出去都得求人，还不知求谁。我低头继续翻看着相册，他站了一会儿，见没事，转身出去了。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回到蒙古包里，我心里不快，发起牢骚。周钟林小声告诉我，他也丢东西了，是一把芬兰刀，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没细问他在哪儿丢的。

“咱们最好别提了。”他轻声提醒着我。

20多人暂存的行李堆放在一起，找起来难免搬动。人小箱重，物品受损也难免。好在不久之後，大队领导同意知青的行李放进生产队仓库保存。

仓库就在知青平房东面四五十米远的地方，不过保管员旺吉诺日布不常来大队部。一日听说旺吉诺日布来队部了，我赶紧去找他，请他打开仓库大门让我把行李搬进去。

仓库的门一打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地面上的浮土足有寸把厚。一脚迈进去，脚还未落稳，噗地冒起一股尘烟。仓库没有窗户，打开仓库大门，阳光投进门里仓库里才有了光亮。人进了仓库，两眼一抹黑，待一会儿才能看清楚库里摆放的东西。四面墙上挂着绳子、皮条等生产用具，地上堆着待售的生皮和羊毛。仓库里存放的东西并不多，但我去得晚了，靠墙根儿的空地已经堆满了其他知青的行李。在平房里，我们的行李是放在炕上摞起来的。行李即使堆在地上，地面也是夯实了的。没想到仓库里的地面竟是一层厚厚的浮土，比屋外的地面还差。没有更多的选择，我只好将行李袋轻轻放在左右不靠的空地上，将皮箱摞在上面。好在我的行李袋是人造革的能防土。取出被褥行李袋瘪了，皮箱在行李袋上也能放稳。个人物品放进仓库，心也放下了。

此事才料理停当，知青与大队革委会成员马永清又生了摩擦。马永清是位退伍军人，身有伤残，又是造反起家，当时很受知青推崇。据说马永清的哥哥当时也是旗里的造反派头头。大队领导班子里只有马永清能讲汉语，他负责农场工作，也兼管知青工作。谁也想不到，知青当中竟有人敢顶撞他。

摩擦起因于马永清给知青安排工作时称女知青为妇女。这引起女知青们的不爽。

“谁是妇女啊？你才是呢！”一位低年级的女知青听後随口就回敬了马永清一句，表达自己被视为“妇女”的不满。出身好便占理，心直口快说话就冲，这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

马永清是移民，根正苗红，现在当了主管知青工作的领导，志得意满之时突遭顶撞，自己也没料到，一时间他不知如何是好，脸憋得通红。

马永清其实并没有低看女知青的意思，脱口而出的话不过是老家的习惯用语罢了。女知青扎根边疆早晚不得嫁人嘛？在他的观念里不管你结婚与否，有没有生育，成人了就是妇女。

可那位女知青才十五六岁，学生装，学生味儿，两周前还在学校造反呢，怎么现在就跟拖家带口的你马永清家属一样成了“妇女”呢？想不通。十六岁的女知青要革命，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不想当拖家带口的“妇女”。

知青这些人的生长环境与移民、盲流们不同。北京的学生从小接受文化教育，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满脑子的革命。他们到草原来，既是接受再教育来了，也是为改造草原，“大有作为”来了。他们关注着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然要拒绝一切世俗的观念。

好在憋了一会儿，马永清恢复了常态，继续布置我们的去向。其他女知青家庭出身没那么硬气，没人再吭声，此次风波也就没能掀起大浪。

生产队似乎对知青关心政治的特点很了解，为知青们订了报纸，有汉文的，还有蒙文的。这里的报纸不是每天送，是一周送一次，而且是在天气允许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所以报纸一来就是一大摞。报纸由邮递员骑马送来。公社邮递员是个高个子的帅小伙儿，是马永清的侄子马俊山。到大队的第三天，小马送来报纸。多少天没看上报纸的知青们见到报纸兴奋极了。可大家还没来得及翻动报纸，便纷纷钻进蒙古包或土坯房里写信去了。看来通信这事比读报更重要。原来因为条件所限，我们想不起这件事，小马来了才猛然生出写家信的念头。当然邮票、信纸信封都是从北京带来的。从这点来看，知青们还是早有准备的。

出来时间长了，急着写信回家报平安，给同学描述草原的美丽、谈感受。我趴在毡子上写着信，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唰”的一响像是有马穿过门前草丛。我们蒙古包外有一簇簇的一人高的芨芨草丛。我爬起来出门伸着脖子一看，竟然是赵全明骑马从门前跑过。他怎么骑上马了？我呆看了一会儿，羡慕不已。回到蒙古包里继续写信，信还没有写完，赵全明回来了，他的兴奋劲还没有过。他骑的就是邮递员的那匹马。我们几个都佩服他的机灵和勇敢。我直後悔，我怎么就没想到借邮递员的马骑骑呢？

几年之後我才知道赵全明那次骑邮递员的马，穿过草丛後不久便从马上摔下来了。幸好没摔伤。我们当时只顾钦佩，哪儿想得到他是从马上摔下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