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拉的故事

2007-02-16

  第一次聽到沙拉（我想她該有中文名字——編者）的名字，是被她獨特的教育方式所吸引：“家裡的任何東西無論是誰，都不能無償使用，包括我這個母親所提供的餐食和服務。在家吃一頓飯，需要支付100雅戈洛的成本費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費用的同時，我給予孩子賺錢的機會，以每個春卷30雅戈洛的價錢批發給他們，他們可以自行加價出售。”

  沙拉是來中國的猶太人和中國女人的混血；1992年她獨自帶着3個孩子以新移民的身份去了以色列。從一貧如洗到家境殷實，其間最富傳奇色彩的是沙拉對每個家庭成員實行的“有償生活機制”。

  　聽說沙拉最近作為以色列鑽石公司的中方總代表，已經回到中國居住。於是，我立刻動身，去會會這位猶太母親。找到沙拉並不難，她現在是上海洋涇地區的名人，不但在醫院當義工，還積極參選政協委員，熱心政治。沙拉的熱情通過電話就能感覺到。“你知道嗎？沙拉阿姨很漂亮，你一定要到我家裡來，我們好好聊聊。”一位57歲的母親跟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誇獎自己漂亮，還真是少見。

  　沙拉的家位於浦東張揚路邊一個安靜的花園小區頂樓。200多平米的複式房子裡，到處可以看到以色列文化的痕跡。我去的時候快中午了，沙拉剛剛洗完澡，還沒等我開口，她就把我拉到她的大衣櫃前，“嘩啦”一打開，紅紅綠綠滿滿一柜子的衣服。

  　“看！阿姨的衣服多不多？！”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就又被她拉到另一個柜子前，“這裡還有！”又是滿滿一柜子。她迅速地挑了一件舉到我面前：“你猜這件衣服多少錢？”“400塊？”“不對，10塊錢，我有時也會去地攤買衣服。”“再猜這件？”她又拿出另外一件。“這是我兒子買給我的，400歐元，就是4000塊錢人民幣噢！”

  　沙拉拖着長長的尾音，又搬出首飾箱介紹她的寶貝：寶石戒指——是兒子們第一次掙錢買給她的禮物；鑽石手鍊、勞力士金表——也是兒子們送的生日禮物。沙拉神采奕奕，精力充沛，顯得很滿足。當把一切介紹完畢，她才似乎想起了我們今天的主題，突然拍着額頭說：“噢，你是從《環球人物》雜誌來的丫頭！怎麼想到要採訪我的？”

  　我把聽說的沙拉教育兒子賣春卷的故事告訴她，沒想到沙拉勃然大怒：“怎麼把我說成這樣！說得如此輕鬆？我讓孩子們出去掙錢完全是生活所逼，那樣的環境，你們不知道有多艱難！”沙拉的眼圈一下子紅了，過去的點點滴滴再次浮現在眼前……

  　1939年，是德國納粹殘害猶太人最厲害的時期。當時在世界各地，只有上海是唯一不用簽證和官方文件就能入境的地方，它被猶太人稱為“東方的諾亞方舟”。

  下面根據沙拉的自述編輯：

  　我的父親伊邁斯，就是在這一年來到上海的。10年後，他娶了他的保姆——一位蘇北農村女子。1950年，我出生了。

  　還記得小時候在洋房裡玩耍的情景。那時候家裡很富裕，不但住着花園洋房，還有4個傭人伺候我。1歲時，母親改嫁了。雖然我沒有享受到母愛，但在父親的呵護下，我還是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在我12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從那時起，我開始了獨立生活。

  　“文革”時我的生活一下發生了很大變化，紅衛兵把我趕出了洋房，我失去了工作。無依無靠的時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嫁人。

  　後來我遇到了一個心儀的男人。然而，剛剛結婚，卻有另一個女人找上門來，我掙扎着結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短暫的婚姻給我留下了一個兒子；當我再婚後，我的第二任丈夫始終不肯接受我前夫留給我的兒子，我在痛苦和矛盾中煎熬了10年，決定再次離開。婚姻似乎總在捉弄我。我先後結了3次婚，3個丈夫分別留給我3個孩子後，都離我而去。

  　1991年，中以正式建交，第二年我決定回到以色列。留在上海，滿眼都是痛苦的回憶。懷着一種逃避的心情，我成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猶太后裔。那個時候孩子們還小，老大以華13歲，老二傑瑞11歲，小女兒才2歲；他們暫時留在國內。當時我已經42歲，我從上海帶去的積蓄只能維持3個月的生活開支，沒有什麼文化，怎麼生活下去是最大的問題。我必須找到賺錢的辦法，還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邊。想起以前在上海菜市場，看到老太太做春卷皮，我便去超市買幾斤麵粉，回家琢磨。

  　大概前後糟蹋了兩三斤麵粉，我終於做出了第一張春卷皮，我心裡的那種喜悅啊，就像中了大獎。以色列的官方貨幣是謝克爾，1謝克爾兌換人民幣2塊錢，更小的幣值是雅戈洛，1謝克爾等於100雅戈洛。當時一個春卷可以賣一個謝克爾，也就是人民幣兩塊錢，我差不多一個月能賣1000美金。我苦攻希伯來語，學最基本的生活語言，然後，我在路邊擺了個投資最小的小攤賣春卷。

  我的春卷小攤，每天能賺到十來個謝克爾。當我的小攤生意慢慢穩定下來以後，1993年5月，我把3個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孩子們初到以色列的時候，受到了不少鄰居們的責難。

  以前在國內時，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則，到了以色列以後，我依舊做着我合格的中國式媽媽：我把孩子們送去學校讀書，他們上學的時候我賣春卷。到了下午放學的時候，他們就來春卷攤，我停止營業，在小爐子上面給他們做餛飩下麵條。

  一天， 當3個孩子圍坐在小爐子旁邊等我做飯的時候，鄰居過來訓斥老大：“你已經是大孩子了，你應該學會去幫助你的母親，而不是在這看着母親忙碌，自己就像廢物一樣。”

  然後，鄰居轉過頭訓斥我：“別以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親了，你應該教會他們獨立……”鄰居的話很傷人，我和老大都很難受，回家後，我安慰老大：“沒事的，媽媽能撐住，我喜歡照顧你們。”可是，老大說：“也許，她說得沒錯。媽媽，讓我試着去照顧弟弟妹妹吧……”第二天是祈禱日，孩子們中午就放學了。來到我的小攤，老大坐在我旁邊，學着我的樣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餡，捲成成品，然後入油鍋去炸。他的動作一開始有些笨拙，但是後來越來越熟練。老大身上的轉變大得連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幫我做春卷，他還提出由他們帶做好的春捲去學校賣給同學。

  第一天下午回來以後，我得知3個孩子賣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較老實，按照老價錢，50雅戈洛一個零售，賺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則使用了批發手段，40雅戈洛一個直接將春卷全部賣給了學校餐廳，儘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潤，但他告訴我餐廳同意每天讓他送100個春捲去。

  老大的方式比較出人意料，他在學校舉辦了一個“帶你走進中國”的講座，由他主講中國國內的見聞，講座的噱頭就在於可以免費品嘗美味的中國春卷，但是需要買入場券，每人10雅戈洛，每個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個聽眾，入場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繳學校500雅戈洛的場地費用後，利潤1500 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老大和老二的經營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真的沒有料到，只在短短數日之間，以前只會黏着我撒嬌的孩子就搖身一變成了精明的小猶太商人。

  他們的學業並沒有因此受到任何影響，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穎的賺錢方法，他們很努力地去學習和思考——老師授課的內容很對他們胃口，因為沒有奉獻精神之類的說教。老師問過他們這樣一個問題：“當遭到異教徒的襲擊，必須逃命的時候，你會帶着什麼逃走？”對於這個問題，回答“錢”或“寶石”是不對的。這是因為，無論是錢還是寶石，一旦被奪走就會完全失去。正確的答案是“教育”。

  與財物不同，只要人活着，教育就不可能被別人奪走。他們很讚賞老師說的這麼一句話：“如果你想將來成為富翁，就學好眼前的東西，它們將來都會大有用處的……”

  鄰居太太經常來跟我聊天，告訴我正規的猶太家庭應該如何運作，應該如何教育孩子——猶太人從來不覺得賺錢是一個需要到達一定年齡才能開展的活動，與中 國的“教育從娃娃抓起”一樣，他們始終覺得“賺錢從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鄰居太太告訴我，在猶太家庭孩子們沒有免費的食物和照顧，任何東西都是有價格的，每個孩子都必須學會賺錢，才能獲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覺得這樣的教育手段比較殘酷，不是那麼容易接受。但是，孩子們在學校也被灌輸着這樣的理念。他們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這種猶太法則。於是，我決定改變以前的習慣，試着培養他們成為猶太人。

  　孩子們剛來的時候住在防空洞裡，我們把從中國帶來的糖果分給鄰居小孩。作為交換，讓他們教我的孩子希伯來語。在以色列，你會發現任何東西都是有償的，甚至包括“助人為樂”。

  　我為什麼會在家裡實行“有償生活制”？其實我剛去時，是個純粹的“中國式媽媽”。下雨天我送孩子們去上學，然後讓他們換上乾淨的鞋子，把濕鞋拿回來用吹風機吹乾，從來不讓他們幹家務。但是後來，我發現這樣並不好。

  　有一次，大兒子以華想買一輛自行車，鄰居的孩子說他的一個朋友正好有一輛要賣。以華花了150塊錢向鄰居的孩子買了這輛車。後來有一天，以華碰到自行車原來的主人，他告訴以華，這輛車當時是100塊錢賣給那個鄰居的孩子的。也就是說鄰居的孩子從中過了一手，賺了以華50塊錢。這件事情給了以華非常大的傷害，孩子回來問我：“媽媽，我們不是朋友嗎？為什麼他要賺我的錢呢？”我無法回答。

  　還有一次，我想買希伯來語和漢語的翻譯磁帶，但這種磁帶只有機場才出售。機場很遠，於是我買了空白磁帶拜託鄰居幫我複製一下，他收了我20塊錢。因為經歷過自行車事件，所以我特意去打聽了一下，機場的原版磁帶還附帶一本書一共只賣15塊錢。當我找到鄰居詢問時，他理直氣壯地反問我：“我的時間不是錢嗎？錄音機沒有損耗嗎？我的勞動沒有錢嗎？所有東西加起來我才要了你20塊錢！”我什麼話也沒有說，給了他20塊錢，然後恭恭敬敬地說：謝謝你，如果哪一天，我的以色列語學好了，我一定會成為一個富豪的媽媽。從此以後，我在家裡開始實行“有償生活機制”。

  　我的孩子們到現在都非常節約，因為他們知道金錢來之不易。能坐大巴絕不坐火車，能坐火車絕不坐飛機，花公司的錢、自己的錢都一樣節約。

  　在以色列的時候，孩子們攢了錢以後開始貼補家用，電話費、水費的帳單，都是他們悄悄替我付的。肥皂沒有了，孩子們會買來新的，冰箱裡的食物永遠塞得滿滿的。只是短短兩年，我的孩子似乎長大了許多，這讓我感到非常欣慰。每當生活的艱難要將我擊垮時，孩子是支撐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以華15歲的時候，我一方面開始為他們聯繫中國學校，一方面送他們去麵包房打工。按照我們的約定，他們必須自己掙夠回國讀書的費用，因為我不會為他們負擔一分錢。

  　孩子們急於回中國讀書，他們覺得賣春卷和打工掙錢的速度太慢了，於是開始發掘中國的資源。他們給以前在國內的小夥伴寫信，把自己的積蓄寄給他們，讓他們買一些有中國特色的商品。比如絲巾、中國結等等，寄到以色列。

  　老大和老二開始輪流在菜市場賣這些商品。當時中國浙江25塊錢一條的絲巾，在以色列能賣250謝克爾。孩子們下午4點放學後就去市場擺攤，送點東西給市場的管理員。管理員會給他們一塊小小的地方，孩子們鋪上紅布擺上商品，一直賣到下午6點。收攤後再去幫菜農搬運蔬菜，這樣一小時又可以掙15謝克爾。最後，菜農還會送些賣剩的菜和水果給他們，孩子們就拿回家來做晚餐，這樣又省了菜錢。

  　當老大在法律課上學習了移民法後，他告訴我，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應該可以去移民局領取安家費。我半信半疑地去了，結果一下領回了12000謝克爾的安家費，這對我們來說可是一筆了不得的財產。老大說因為他提供了信息，我應該付給他酬金。我決定支付500謝克爾給他，他拿到錢後，給我和弟弟妹妹都買了很漂亮的禮物，還郵購了一批在國內很便宜的文具，然後去學校進行售賣，利潤再投入繼續進貨。1年以後，他戶頭上的金額就已經超過了2000謝克爾。

  儘管老大很會賺錢，但在實際上，老二比他更能領會猶太法則的精髓——猶太人共同的一點是，從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錢的行業，從事其它人不做的、無須花錢和投資的工作。老二以他14歲的年齡和文筆，竟然在報紙上開設了自己的專欄，專門介紹上海的風土人情，每周交稿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為比較矜持，也沒有展露出賺錢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猶太人對生活的樂觀和優雅。她學會了煮茶和做點心，每天晚上，她會精心煮一壺紅茶，配上她自創的口味不同的點心，一家人圍坐下來邊吃邊聊天——老三的點心有點中西合璧的味道，兩個哥哥都很喜歡。不過，這些點心不是免費的，兩個哥哥支付的點心費用，刨開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給我的費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潤。

  當我們家的資金越來越豐富的時候，我們一家４口合資開辦了我們家的中國餐廳。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在特拉維夫開的中餐館可以同時容納200人就餐。經營了3年，在餐館最鼎盛時期把它賣掉了，這次的收穫是5萬美金。

  我們家的餐廳越來越有名後，我竟然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時的我已經完全掌握了希伯來文，再加上我的母語中文，我最後被以色列國家鑽石公司邀請擔任駐中國首席代表。

  　當孩子們回到中國讀大學的時候，中以之間的貿易做得更頻繁了。以色列最有名的產品就是鑽石，傑瑞開始一點一點地積攢財富，到了一定時候換成一顆小小的鑽石，然後拿到中國來賣。那時候在鑽石圈裡，幾乎人人都知道傑瑞，他們叫他“小猶太”。

  　孩子們在中國讀完大學，正好到了服兵役的年齡，兄弟倆先後回到以色列。在等待服兵役的日子裡，老二去中餐館打工，一個來吃飯的軍人注意到他：“這個中國男孩子這麼帥！”然後問傑瑞在這裡幹什麼？傑瑞說在等着服兵役，軍人很吃驚地問他：“你憑什麼當兵啊？！你會希伯來語嗎？”傑瑞說:“我會!”“那你會漢語嗎？”“會，我還會日語和德語。”這時候才知道，那個人就是埃胡德·巴拉克，後來的以色列總理。巴拉克記下了傑瑞的身份證號碼，然後傑瑞就進了以色列的國防部當上了政府官員。

  　孩子們剛到以色列的時候，我曾經跟他們說將來要給媽媽三把鑰匙，老大承諾給我一把房子的鑰匙，老二給我一把車鑰匙，老三給我一把保險箱的鑰匙，保險箱裡放滿珠寶。現在前兩把鑰匙已經變成了現實，第三把鑰匙應該也已經不遠了。”

………………………………………………

  這個故事我在多年前看過。現在又在網上看到，摘編了一下，貼在博客里。

  我看這故事時想到的是民族性的不同；沙拉實際上是一半猶太人。我認為人的個性，甚至品德在某些方面是遺傳的。這樣說恐怕會受到指責；那就算我個人的一點看法吧。我認為，既然如此，民族性也會“遺傳”。當然，現實地講，民族性和文化上的聯繫最直接。